浪漫烛光——文章列表

编辑整理：装甲熊猫

2011年3月11日，日本福岛县须贺川市的居民们查看因地震受损的房屋。一位专家称，大规模的自然灾害的背后，通常朋友和邻居的帮助才是逃生的关键。

2005年当卡特里娜飓风袭来的时候，一位当事人，政治学者丹尼尔·奥德里奇刚刚搬到新奥尔良。八月份的一个深夜，敲门声响起。

“敲门的是邻居，他知道我们并不了解墨西哥湾地区的生活”奥德里奇描述到，现在他已经是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的政治学者了。“他就在周六那么晚的时候敲了我家的门，还说着‘你看，你家里还有那么小的孩子--你们真应该撤离了。’”

后来这次敲门一语成谶。它改变了奥德里奇的研究进程，进而也改变着许多专家对灾难预防办法的研究方向。

周六当晚新奥尔良并没有官方消息要求撤离，但奥德里奇相信了来敲门的邻居，他赶紧收拾家当，开车带着全家驶向休斯顿。

“要不是邻居告诉我们，我们就逃不掉了”，奥德里奇说，“说不定就被飓风困住了。”

事实上，当人们接到官方通知说要撤离时已经晚了，几千人都没撤出去。

2005年9月9日，新奥尔良近郊马里格尼的居民们在社区会议上印制T恤。邻里们组织的清扫正赶上市里命令撤退的工作进行当中。拒绝听从撤退的指挥，许多居民仍留在家中。

从社交关系到逃生：全靠街坊

因为他自己在卡特丽娜飓风的经历，奥德里奇开始思考怎样通过邻居的帮助在灾难中逃生。他决定到世界各地的受灾地点去看看，收集资料。

奥德里奇发现救护车救火车和政府救援并不是大部分人们在灾难到来和灾后重建工作中的首要救助方式。他的数据显示，即便政府救助在一些地区的提供干净用水和恢复电力方面起得到一些作用，但是像在新奥尔良的卡特丽娜飓风之后，通过政府的干预并不能将居民区恢复原样，大部分紧急响应因为距离太远而不能及时到达事发现场救人。相反，正是社区成员中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决定了灾难中救援和灾后重建的工作。

当奥德里奇访问遭遇了2004年大海啸的一个印度村落时，他发现灾后发展的最好的村民并不是那些最有钱最有权力的，而是那些最了解其他村民，最有社交能力的个人。换而言之，如果你想预言谁将在灾难过后生活的最好，你就去婚礼和葬礼的现场看看，那些总能出现的面孔就是了。

“于是那些人就更与当地节日欢庆、葬礼与婚礼分不开了，他们和社区生活已经融为一体，他们知道谁去哪儿了，也知道怎么找到人能帮他们得到救援。”奥德里奇说到。

日本的例子：“我一边跑一边向人们疾呼。”

在日本，奥德里奇发现地震之后大部分幸存者并不是被救火车和救护车救下的，而是被邻居救的。

“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因为地震发生在清晨，如果你知道你的邻居在哪睡觉，你就知道该从废墟的那个位置挖下去，找到他们，这样就完全可以尽早的把他们救出来。”他说。

因为他的研究，当3月份一场大地震袭击日本时，奥德里奇确信好的邻居会扮演关键性的角色。距离日本北部福岛县100英里处的宫城县的渡边通宪为他讲述了一个相似的事情。渡边的父亲瘫痪在床，需要靠仪器维持呼吸。当地震来袭时，电力中断，机器停止运作。渡边狂奔出去，他祈求路人道：“你有没有发电机，有没有？有没有？”

“我一边跑一边向人们疾呼，就在我问了几个人之后，一个我刚刚遇见的人--当然我之前就认识他--他说：‘我家有一个。’于是我说：‘请一定带上。’”这位43岁的卡车司机渡边说到。”于是我拿到了发电机，马上回到家接上了仪器。”

渡边的父亲得救了，但这实属侥幸。为什么不打日本的911呢？

“那时电力中断了，电话线也坏了，我的手机也不好使，除了我跑出去找人没有别的办法了。”渡边说。

当地的知识是关键

专业人员不仅在渡边需要帮助的最早几分钟没有出现，起初的前几天都找不到他们的影子。

渡边找出家里的水和毯子，开始帮助那些无家可归和颤颤发抖的邻居们。他们在地震过后的几天内都没得到援助，所以渡边做了好邻居应该做的那样，就像患难见真情的朋友一样。他灵光一现。

“我跑到街上，拦住了所有外地开进来的车，通过车牌照可以看出来--我拦住他们，”渡边说，“我想虽然这么做有些冒昧，但我就当做是为他们指路吧--通过这样我就能看出来他们是什么人，带了些什么，然后我请求他们，‘如果你有什么东西，请留给我们一些。’

正是这种对社区的关切和正为他人所需的点滴的知识使得相比之下，政府的大规模干预显得毫无效果。这在灾后长期修建时期更为明显。

贝罗伊特大学经济学者艾米丽·查米莉-莱特就研究过为什么新奥尔良的一些社区比其他地方恢复的快。

“卡特丽娜飓风后，新奥尔良东部的“越南玛丽皇后”社区就是最成功的一个。”查米莉-莱特说，“很有必要认识到，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不顾政府的警告，灾后没多久就跑回去重建了。”

“第二场海啸”

政府和大型非政府组织--总是密切的关注重点--却常常忽视邻里动态。在亚洲东南部，奥德里奇发现出于善意的非政府组织确实破坏了他们本想帮助的渔民部落。捕鱼是一项社交性的活动。它是有组织的，实际上，不是等级划分，而是网状相连，”奥德里奇说，“所以你让某人驾船，他掌舵，你让两个人在水里捕鱼，一个人负责拉网，还有一个人负责把鱼带到集市上卖掉。一旦你送给每个人一艘渔船，那么你就把一个由五个人协作的工作划分成独立作业的工作了。那些曾经一起工作的渔民现在变成了竞争对手，信任毁掉了，争斗出现了。

“一些当地的活动家把这种情况称为’第二场海啸’”奥德里奇说。

出现了问题不代表专家愚蠢，社区不是街道、学校、购物商场的总和，而是居民关系的总和。日本政府似乎领悟到了这点。那里的政府组织建立街区聚会，为了把社区聚起来。这种情况永远不会发生在美国，但是奥德里奇认为我们可以自力更生做点儿什么，我们可以走出家门，从我们的同事中邻居中认识更多的朋友，而不是进行地震和寻找建筑掩体的操练。

“如果附近有体育俱乐部，有家庭教师协会，还有规划俱乐部，有屋主协会的话”，奥德里奇说，“那就更加融入街道活动中吧。--那些组织让我们和平时不怎么见面的人互相联系，帮我们之间种下信任和互惠的种子。

“真的，在灾难到来的那天，会救你，会帮助你的人，”他补充到，“通常都是你的邻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