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烛光生存狂]-蓝衣社的那些事儿[连载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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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蓝衣社的那些事儿[连载转贴]26079

白瑞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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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幸存者】

发表时间： 2011-4-15 7:46:01 　

　　2、

　　物色人事的艰辛，大大超过了滕杰与陈启坤的预料。与一般小人物的行为没有什么两样，他们也打算从自己的亲友着手、渐渐建立组织。他们所寻求的第一个支持，就是陈启坤的哥哥、与滕杰一同返回中国的陈启宇。

　　但陈启宇很快让滕杰失望了。他的拒绝异常简单：他认为“滕杰的计划写得很好”，但“不赞成这个计划由他自己去推动实行”；反过来，他建议滕杰，“把计划提供给有关当局参考”。

　　这番四平八稳、滴水不漏的见解和建议，反映了一个圆熟官场习性、扎实平庸也不失可爱之处的青年官僚形象。“写的很好”，是一个中性而廉价的褒扬，是接下去“不赞成”态度的铺垫；“提供给有关当局”，则一方面确保不会违背任何法令、纪律乃至官场习性，另一方面，他也多少寄望该计划能博得上司的赏识与青睐，以进一步铺垫自己的官场道路。

　　对此，滕杰的失望溢于言表。他对陈启宇礼貌而固执地表示，“如此做，会使这个计划归于落空”。随后开始另行活动。

　　当天，滕杰坐火车前往不远处的镇江，去寻找他的同窗好友、时任江苏省政府视察员的胡轨。

　　胡轨，滕杰同乡、同学，也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与陈启宇不尽相同，胡轨的拒绝，有着更复杂的心态：如果说陈启宇更多庸人的圆滑，那么，此时的胡轨，却充满了经历过大时代风暴、希望一再落空后的怀疑和失意。这是当时年轻的国民党员又一普遍心态：一方面，他们怀念过去的热血辰光，但这股怀旧情绪之下，流露更多的，却是对自己参与事业的深深质疑；另一方面，在日子、官场、时世的巨大同化力量中，他们随波逐流、亦步亦趋，偶尔也花天酒地，偶尔也争斗倾轧。他们渐渐成为一个在伤痛的清醒和机械的麻木中，去坐地分赃的官僚了……

　　胡轨的态度比陈启宇更加消极，他“根本怀疑这一计划实现的可能性”。他认为，在这个悲观的时世，“大家对组织理论已失去了信心”。他建议腾杰，“应先有行动，然后再谈理论”。

　　“先有行动”，什么“行动”？没有组织，又怎么行动？胡轨没有明说。

　　在两度失望后，滕杰渐渐把眼光对准了黄埔学生中的一些“大人物”，特别是原“孙文主义学会”的首脑们。

　　“孙文主义学会”的首脑，首推其创始人、黄埔一期毕业生贺衷寒。对贺衷寒，滕杰极为熟悉，在明治大学留学期间，他们曾同屋而住一年多，“彼此友谊很深”（邓元忠，《滕杰访问》）。直到1931年春节前夕，贺衷寒才奉命回国，出任南京军委会“政治训练与宣传处”处长要职，从此音讯隔绝。

　　但此时，“（贺衷寒）因公务，常不在南京”，滕杰没能找到他。

　　另一个“孙文主义学会”的主要首脑邓文仪，正担任蒋介石侍从秘书。他跟随蒋介石游走、巡视着各处战场，此时主要逗留在江西。

　　这样，因为这些著名的黄埔人物都不在他的视野内，在滕杰再一次进行组织尝试时，他继续遭逢着各种各样的困难。

　　黄埔一到六期，大约毕业了六千名学员。在离开黄埔四、五年后，在激荡的时世里，作为一个新生、单纯的力量，黄埔学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富有历史意味的分化。经历黄埔时期、北伐时代和清党阶段，此时依旧留在蒋介石阵营里的，大约有三千余人。其余千余人加入了共产党的部队，五六百人投向地方军阀，剩余的人则干脆不知下落。依靠黄埔一系起家的蒋介石，痛心于层出不穷的社争、党争与观点思想之争，在“清党”后，他干脆下达命令，“禁止黄埔毕业生私自参加政治活动。违令者枪毙！”……

　　滕杰并不是不知道这个禁令，但狂热的情绪支配着他，使他无暇理会。而其它的毕业生却不是这样。

　　接连几天，在位于黄埔路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位于三元巷附近的三军总部以及位于中山路的励志社，滕杰遍访熟识的同学、同乡。他请人吃饭、喝茶，试探着对方的口风，然后小心翼翼地提出主张。然而，收获实在太微小了。从那么多人的脸上，他看到了尚不成熟的世故、客套和瞻前顾后的患得患失。

　　那都是多么年轻的脸庞啊！

　　难道，黄埔岁月，以及被称为“黄埔精神”的那种黄埔人的特质，再也找不回来了？难道黄埔真的只是没有真正成年的人聚集时幼稚的产物？难道，步入社会、参与谋生后，它就不可避免地要被这喧嚣、离散的时世湮没？……一次又一次，在深夜的、灯火萧条的南京街头，滕杰陷入了深深的苦涩与失望。

　　十余天过去了。

每当你几乎快被困难击倒，丧失斗志的时候，你就想想背后还有无数等你倒下捅刀子的SB，就充满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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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蓝衣社的那些事儿[连载转贴]26080

白瑞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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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幸存者】

发表时间： 2011-4-15 7:48:14 　

　　3、

　　“两个人，还是只有我们两个人”。直到当月月底，在南京角落的那条弄巷里，滕杰和陈启坤依旧孤独地对坐着。他们是浩淼民国的一条小船，离东京远了，与南京隔绝着，甚至一路回来的肖赞育，此时也毫无音讯。

　　落寞与消沉，此时笼罩着他们的小屋。后来，滕杰这样回忆自己当时的感触：“我们好象是在用竹篮子打水。我也不禁开始怀疑计划的可能性了。”

　　在无边无际的破碎与荒凉中，南京越来越暗淡了。但以这片混沌模糊的底色为背景，滕杰近乎绝望的面容，以及他仍然闪烁着微茫希望的眼睛，却显得越来越清晰。

　　滕杰，1905年1月生，江苏阜宁县阔港庄人。他出身于一个耕读并立的家庭，“是该庄内三家地主之一”（邓元忠，《滕杰访问》）。从七岁到十二岁，他在家延读古书，由三家共聘的一位私塾先生教授。

　　几年后，毗邻阜宁的南通，不仅出现了近代化学堂，还出现了教会学校。在读完三年小学后，15岁的滕杰乘着一条木船由大运河南下，来到张謇的故乡、“文风很盛”的南通，并考入美国教会所办的英化职业学校。

　　这是长江流域大多数富家子弟共有的阅历。在英化学校，少年滕杰显得聪明而刻苦，几十年后，他的一个晚辈记载说，“此校为四年制，而滕杰在三年内即将其课程念完”；但比起这种世俗性的赞誉，更重要的却是时代风潮的影响。滕杰后来回忆，“在南通时……已研读三民主义，向往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

　　当时正值暑假，百余名学生大多已经返乡。在空荡荡的校园里，滕杰以学生自治会主席的名义，连夜在一台油印机上印刷出百余封信函，要求全体学生返校开会，“竟无人缺席”。在学生大会上，滕杰要求所有学生集体退学，而他，“（将）留在南通待分配同学入其它学校后……再寻出路”。

　　经过讨论、表决，百余人果真集体退学了，“职校因而解散”。在大多数学生三五成群地离开职校后，滕杰前往上海，并考入孙中山、于右任等创办的上海大学。

　　上海大学是国共合作的产物。它与黄埔军校几乎同时创办，被称为“（孙中山）先生文武并重之举”。它的校址在乍浦镇（今属浙江平湖管辖）青云路，“校内共产党的势力很大”。以滕杰所在的社会学系为例，其系主任即是早期共产党领袖施存统；以学生领袖为例，它更包括了刘少奇、王稼祥、饶漱石等后来名重一时的共产党人。

　　进入上海大学后，滕杰很快加入了国民党。次年，黄埔军校在沪秘密招生，“乃投考黄埔，编入第四期步科学兵七队”。

　　在黄埔的日子，种种观点、思潮与“主义”之争，层出不穷地出现在滕杰眼前。那是贺衷寒创办的孙文主义学会与蒋先云执掌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纷争；那是戴季陶著作与《共产党宣言》、《唯物辩证法》的激辩。它更渐渐演变为烟波诡异的廖仲恺遇刺案、“中山舰事件”及此后的“整理党务案”……晚年滕杰回忆，在贺衷寒与蒋先云等人的对峙中，他与胡轨并未加入任何一方，却“暗助孙文主义学会”，由此结识贺衷寒。或许，与贺衷寒、邓文仪等人的密切交往，正是他日后创始复兴社、“蓝衣社”的重大伏笔？

　　更重大的伏笔，则发生在1929年，他被派往日本明治大学留学后。

　　如前所述，在明治大学期间，“读书方式很自由，听讲、指导或自由研究皆可”；滕杰选择了自由研究。每天清晨，他都步行到藏书三十万册的上野图书馆读书，“早去晚回，连午餐也是在图书馆地下室吃”。他研究的主要课题，是政党政治。

　　在几个月的阅读后，对大部分的日文政党学书籍，滕杰感到很不满意，“认为一般对政党的讨论，只着重在制度与结构上，而鲜有对政党精神的建设，对其成长的推动力作深刻探讨者”（邓元忠，《滕杰访问》）。为此，他划分了三个专题，开始搜集资料，“此三题为主义建设、组织建设与活动建设（策略部分）”。几十年后，一个历史学者评价说，“在日本对政党学研究的成就，与他以后建议并组织筹划力行社（蓝衣社）有直接关系”。

　　又何止于此？不久后，由滕杰创始的力行社，不就以“主义建设”、“组织建设”与“活动建设”为纲目，而进行扩张的吗？后来力行社、复兴社的渐行渐远，土崩瓦解，不也是忽视了“精神建设”的结果吗？它让人叹息着历史近乎神秘的因果链。

　　另一个重大伏笔，则与石原莞尔、“一夕会”有关。

　　远在1929年前后，东京的黄埔留学生，就风闻了众多密谋团体的存在；“万宝山事件”爆发后，在“一夕会”的遥控下，一些小册子更在几个军校被秘密散发着。以滕杰后来的力行社同僚、曾在日本士官学校就读的周复为例，他就拿到过包括《天剑党纲领》、《整肃陆军意见书》在内的传单。

　　这些传单、小册子，不可能不引起滕杰的注意。“一夕会”产生于对政府的极端绝望，并以改造国家为出发点；它以密谋军官为主体，强调“无声无息”、极端秘密；它的外围组织，包括满洲青年联盟”、“大雄峰会”，并表现为同心圆的结构……凡此种种，不就是后来力行社、复兴社的样板吗？

　　在此之外，他身处“黄埔同学会”的严密组织中，他与众多黄埔学生领袖都有着异乎寻常的交情，他面对着国家危亡、山河破碎的前景，他并且有着“吾辈不出如苍生何”的情怀……在貌似偶然的伏笔，内忧外患的大时代，在所有要素都具备的情况下，这个夏天，他的筹备密谋团体、“旨在拯救国家”，又有什么好让人意外的呢？……

　　尽管如此，在那个动荡的时世，在一处处街头、巷角、密室乃至集会，无数青年都筹谋着成立各种各样的组织。这些组织大多昙花一现，甚至胎死腹中。如果没有滕杰的执着与坚韧，那么，后来权倾民国的复兴社、“蓝衣社”会不会出现？

　　如果没有滕杰的未婚妻，那个叫陈启坤的姑娘，那么，复兴社、“蓝衣社”会不会胎死腹中？

　　比起隐藏在民国深处的腾杰，陈启坤的面貌更显单薄。对她，唯一可以猜测的，就是她早年也就读于南通“英化职校”，由此得以结识滕杰。此外，她与兄长陈启宇都有较高的学历，他们应当出身在一个中产以上的人家，早年是受到父母珍视、兄长宠爱的。

　　这是当年知识女性的普遍背景。在那个年月，众多女性都短暂地参与了时代风潮，但也以更快的速度，开始相夫教子、担任贤妻良母的生活。如果陈启坤不是复兴社创始人滕杰的未婚妻，甚至，如果她不是复兴社构想的“赞助第一人”的话，她将是一个被时光早早湮没的女性。何况，她华年早逝、未留子息，当坟头初初长出青草的时候，在这个广漠的世界上，除了滕杰、家人，已经不会有什么人再念想她了。

　　但陈启坤却始终纯洁、年轻地活在蓝衣社的历史里。她能够让人无端地猜测，这是一个“时时微笑”、沉静然而勇决大方的女性，是一个能让人超越蓝衣社的是非毁誉、去单独看待她的女性。

　　陈启坤不仅是“赞助滕杰主张之第一人”，并且，她还是力行社、复兴社构想的“监护人”。这一年夏天，在蒙昧的南京，经过十几天的失意艰涩、处处碰壁后，滕杰产生了放弃“建党”、回日本去述职的念头，但陈启坤却坚守着这个计划。她让滕杰“再试试”。

　　她与生俱来的纯洁与激情，使她执着地、没有反顾地，要以自己年轻的身躯、生命与热枕，去扣启蓝衣社的森严大门。

　　然后，这个姑娘的祈望落实了，转机出现了。

每当你几乎快被困难击倒，丧失斗志的时候，你就想想背后还有无数等你倒下捅刀子的SB，就充满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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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蓝衣社的那些事儿[连载转贴]26081

白瑞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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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幸存者】

发表时间： 2011-4-15 7:48:42 　

　　第四章黄埔众生

　　1、

　　曾扩情，1894年12月生，四川威远人。在土地兼并极为严重的四川，他出身于一个异常贫寒的佃农家庭。艰难的求学之路，伴随了他的青年时代：他一度考入北平朝阳大学，一年后即因“伙食不继”而辍学；回到家乡后，因为通晓文墨，他担任一个偏远乡镇的民团教练，但仍然一贫如洗。直到30岁，曾扩情才从黄埔一期毕业。

　　在聚集大批毛头小伙的黄埔，已成家立业的曾扩情，显得多少有些刺眼。但他为人温厚敦和，爱护同学、颇有长兄之风，因而得到黄埔学生的爱重，被尊称为“扩大哥”。他由此开始了自己不动声色的发迹：1926年，他被蒋介石指定筹备“黄埔同学会”；几个月后，作为唯一一个学生代表，他出席了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兵进南京后，曾扩情的官场轨迹更加圆熟顺当：为团结因政争、“清党”而分裂的黄埔学生，他被任命为中央党部秘书、党部军人部主任秘书；他并兼任黄埔同学会主任秘书，实际主持了黄埔同学会。

　　正是这个貌似轻描淡写的“兼职”，使曾扩情不仅是亲切温和的“扩大哥”，他还成为早期黄埔最有权势的毕业生之一。几十年后，他这样概括黄埔同学会的权限：“无论毕业与未毕业的同学，均须在同学会的监督指挥下……同学会不仅对同学有任命罢免之权，而且有生杀予夺之权。”

　　短短六七年时间，那个昔日四川乡下的穷汉，不仅置办了公馆、汽车，还娶了几房妻妾、生了一群儿女。他大腹便便、案牍奔波，似乎和寻常官僚没有什么两样。他似乎已湮灭进南京昏聩的官僚众生图了。

　　但在骨子里，他从四川乡下带出来的、那种恍若泥土的个性和气质，却一直没有被消磨掉。他野心不大、才能不显，善于倾听、乐于助人，容易谅解、让人放心。这样一个人，注定不会成为一个群体的领袖，却往往会在重大的历史关头发挥作用。

　　这是一个在群体崛起时不可或缺的人物。这样的人，往往会倚赖自己的品性，以及长期经营而来的信任与声誉，为一个群体搭好舞台，而后相对沉闷地退居舞台的边缘，继续纽带、润滑这个群体，扮演不太重要又缺其不可的角色。

　　在蓝衣社崛起之初，曾扩情扮演的就是这么一个角色。

　　这一天，已经走投无路的滕杰，终于走进曾扩情位于南京中山路的办公室。他多少抱着碰运气的心态而来：虽说是“同学”，但一个四期生，一个一期生，一个江苏人，一个四川人，哪里攀得上什么交情？又何况，曾扩情主持的黄埔同学会，其主要任务就是监视、禁绝黄埔学生“私自参加政治活动”。

　　曾扩情热情地接待了滕杰。寒暄后，两人从“黄埔东京同学会”谈起，话题渐至贺衷寒、邓文仪诸人。在叙谈中，不时有电话、访客打断着他们，但显而易见，这一天清晨，滕杰给曾扩情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正因此，当滕杰邀约曾扩情共进晚餐时，曾扩情爽快地答应了。

　　这个晚上，在曾扩情时常出入的蜀陕饭店，滕杰谈起了“万宝山事件”、他的受命“警告政府”。他说，大战近在眼前，“敢问扩大哥，政府何人可当此重责”？

　　他说，今天的中华民国，是一个大染缸，“你看那浙江的陈家、广东的宋家、南京的孔家，新贵不久，腐朽之相已显”；再干净的青年，一旦步入这个政权，也会变得腐朽不已。长此以往，国何以堪？

　　他说，今日之时世，与我辈初入黄埔、立志荡涤老朽腐败之际，“究竟又有什么两样”？东征北伐、定鼎中原，我们死了多少人，“莫非我们是为蝇营狗苟之徒、营私舞弊之辈而战而亡”？

　　他最后一针见血地指出，创办黄埔、定都南京已经几年，“但今日时世异常，除却我黄埔旧人，又有谁可以护党救国，挽大厦于将倾、出天下于水火”？……

　　一席交谈，曾扩情为之悚然心惊。在道貌岸然的南京官场、在亦步亦趋的几年官僚生涯之后，他很久没有听到这样酣畅淋漓、针砭时弊的话语了。这个晚上，他们交谈到很晚，直到灯火阑珊、饭店打烊之际，他们才相约着次日再聚。

　　回家后，曾扩情依旧咀嚼着滕杰的言论。谁能说这个四期的“小老弟”，他的评点没有几分道理？难道自己参与的、为之捍卫的这个政权，不是七年前投军黄埔时所誓言推翻的？难道，在一天天的应酬往来、一年年的案牍劳形之后，自己也走向了历史的反面，成为当初自己最厌视、最鄙薄的人等？……

　　他几乎一夜未眠。

　　几乎一夜未眠的，还有滕杰和陈启坤。这个晚上，在几支蜡烛的陪伴下，他们细细商议着“游说”曾扩情的各种可能。夜渐渐地深了，在弄巷的深处，打更人的嘶哑嗓音一次又一次地传来，他们却丝毫没有倦意。

　　洪水造成的破坏依旧遗留着。这个夏天，南京城内外的无数旅社、普通人家，电灯都或明或灭。许多人又点上了蜡烛、煤油灯。在这样的暗淡灯光下，滕杰与陈启坤几乎说了一夜的话。他们商议的结果，就是次日向曾扩情挑明话题、“寻求赞助”。

　　这是滕杰拿自己的政治前途、乃至身家性命所作的一次赌博：他对曾扩情印象也很好，但世道艰险、人心叵测，谁敢说在“扩大哥”的宽容名声、满面笑容之下，隐藏着怎样的心机与城府呢？谁又知道，在过去的几年，一向与人为善、“好好先生”的曾扩情，没有与反蒋军阀、投机政客相勾结？何况，此时蒋介石的地位，已经风雨飘零、摇摇欲坠。

　　唯一能够确定的，是曾扩情绝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执掌着“黄埔同学会”，他必须对这个游说、“密谋活动”表态。他要么参与这个尚在胎动中的秘密组织，要么立即逮捕调查滕杰，这当中没有丝毫妥协的余地，否则就构成他的渎职。正因此，滕杰这一去，或者化蛹为蝶、或者飞蛾投火……

　　次日傍晚，滕杰换上一身笔挺、严实的军装，向蜀陕饭店大步而去。

　　这一天，也就是公元1931年、民国二十年八月底或九月初的某个晚上，在南京蜀陕饭店，滕杰向曾扩情全盘说出了他的谋划，并拿出了自己的《计划书》。据说，接过《计划书》后，曾扩情神色淡然，他先是浏览了一遍，继而又细读起来。在滕杰的忐忑表情中，他到底开口了。

　　他说，“这个事情很凶险。校长不会支持，何况又有明令。军人不应参政，参政后，生杀予夺都由不得自己……但乱世用重典，非常之时要用非常之法，（滕杰）建议正是一个非常之法，或许会大见其效”？

　　他语斟句酌：“并非因为党争，也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滕杰）衷心可见天日！我又有什么不干的理由呢？……我干，我允诺干了！”

　　他最后表示，“我想，黄埔同窗，也必多这样的心意”。

　　两个见过死人堆的军人，都不争气地流下了眼泪。

　　滕杰与曾扩情的这次会面，事实上正是复兴社、“蓝衣社”的起源。由于年代久远、人物故去，对这次会面，后来有一些不同的说法和回忆。比如晚年滕杰谈到，阅计划后，曾扩情大为赞赏，“他满面笑容，拍着胸脯对滕杰说‘实获我心’”（邓元忠，《滕杰访问》）；但后来沦为战犯、被长久关押的曾扩情，却在一份材料里谈到，“我很犹豫，但因为‘乱世出英雄’、‘舍我其谁’这样的封建思想，我没有推诿过去，最终答应了他……这都是我的反动本性所决定的”……

　　场景被湮没，最终无可辨别。无论如何，在蜀陕饭店的那个房间，如同种子一般，蓝衣社到底执拗发芽了。对话后，两人立即商议了“如何推行的办法”；这个商议很顺利：他们决定由曾扩情出面，邀约在南京任职的黄埔同学，也以“聚餐会”的形式增加发起人。

每当你几乎快被困难击倒，丧失斗志的时候，你就想想背后还有无数等你倒下捅刀子的SB，就充满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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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 2011-4-15 7:49:05 　

　　2、

　　在复兴社、“蓝衣社”的酝酿和形成阶段，“聚餐会”始终是一个富有意味的纽带。在各种公开手段陷入瘫痪之际，以私人的聚餐会为载体，人物、事件和组织都得以汇集。在东京如此，在南京也如此。

　　也是八月底、九月初，在南京蜀陕饭店或浣花菜馆，由曾扩情邀约的第一次聚餐会进行着。原定邀约十余人，但最终到会九人。在滕杰、曾扩情之外，这九个人包括了邓文仪、丰悌、周复、娄绍恺、李秉中、蔡劲军和张本清。他们大多毕业于黄埔军校前三期，也大多是校尉军官；除了时任蒋介石侍从秘书的邓文仪，他们还只是南京的一群次要人物。

　　这九个人，不仅大多地位卑下，并且性格各异、面貌纷纭。以邓文仪为例，他忠诚坦荡、但直言快语，人称“蔫辣椒”；以周复为例，他克己奉公、温文尔雅，被视为“一副甘草”；而后来下场异常悲惨的丰悌，则小气、驳杂、目中无人、有着极强的权力欲……换而言之，这是一个相当难融合的人群。

　　但此时，南京政权山雨欲来，“蒋介石下野”的呼声日渐高涨，与蒋介石命运最为息息相关的黄埔系，也面临着空前危机。何况，他们年岁尚轻，尚未浸染进暮气沉沉的官僚生活；又何况，他们一向自居为中华民国的中流砥柱，在“万宝山事件”余音未了、日本态势咄咄逼人之际，他们当然不甘蜗身于历史的角落……

　　所有这一切，使此次聚餐会氛围之热烈、发起团体之顺利，超乎了滕杰的想象。晚年滕杰谈到，这一天，在酒酣脸热处，“首由曾扩情说明聚餐意义，然后由滕杰报告他对时局的观感，并传阅他的计划，征求大家对计划的意见”，结果是“一致赞成”（邓元忠，《滕杰访问》）。

　　后来的历史表明，这一次聚餐会足以载入史册。在参与聚餐的九个人中，不仅有四个人跻身后来沸沸扬扬、令人谈虎色变的“十三太保”，更有三个人先后成为蓝衣社书记。

　　这一次聚餐会，使久远的、恍若昨日黄花的黄埔气息，通过一叠薄薄的手稿，在南京复活了。当天，在聚餐会的尾声，滕杰趁热打铁，提出几天后以“每人再邀约一人”的做法，再次举行聚餐会。

　　在两次聚餐会期间，或积极邀约人事、或被邀约，乃至孤立地在南京活动的，还有一些很年轻的名字。比如潘佑强。这个世代务农、家境贫寒的青年，早年因母亲影响，“一度信仰过佛教”；但他毕竟生长在湖南湘乡，生长在曾国藩、胡林翼的事迹里。为此，在两度失学后，他毅然从军，并先后担任过军阀部队的“谘议”、军需官。1924年，在谭延闿的保荐下，他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编入三队。

　　在黄埔，他与贺衷寒、邓文仪、肖赞育等湖南同乡相交为友，并参与发起“孙文主义学会”。他性格偏执，将来自苏俄的思潮视为洪水猛兽，由此成为黄埔学生的头面人物之一。此时，他担任黄埔同学会秘书，是曾扩情的主要助手。

　　又比如郑介民。这个出身寒微、在海南岛长大的青年，十几岁就前往南洋的橡胶园当苦力。1924年，他已经27岁了，依旧孑然一身、前路困顿。在这种情况下，他毅然回国投考黄埔军校；经过第一次落榜后，他寄居在偶尔结识的同乡家里，忍受着白眼与讥讽，却依旧发奋读书。

　　他终于考上黄埔二期了。此后几年，他留学苏联、担任蒋介石副官，并在32岁的年龄，成为参谋本部的上校参谋。但，早年的艰难黯淡，始终念念在兹地萦绕心头。他后来经常对人谈到，“一个人没有机会读书，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沈醉，《我所知道的郑介民》）……

　　但与潘佑强、郑介民相比，这寥寥十余人中，后来面目最模糊、说法最纷纭的，却是一个连黄埔六期都没有毕业的上尉。在1931年夏天的暗淡日子里，这个人的形象是谨慎、含蓄、言不轻发，并且因为读书最少、资历最浅、职位最低，在一大群人聚会时，他总是沉静地坐在一边，若有所思地倾听着。

　　他是由参加了第一次聚餐会的蔡劲军邀约的。在这个群体里，一开始，他似乎可有可无。但他的命运转折、后来的崛起与发迹，却和这个酝酿中的秘密组织最为息息相关。

　　他就是后来权倾民国的戴笠。

　　戴笠，原名戴春风，1897年出生于浙江江山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和众多黄埔学生不同，戴笠自幼不喜读书，没有黄埔众生所常见的关怀时世、指点江山的气质。因为流气、挥霍等习性，戴笠少年时极不得志，在宁波、杭州、上海游荡近十年后，依旧一事无成。到28岁，他性格大改、决心寻求出路，并考入了黄埔军校第六期。

　　成为黄埔学生后，戴笠依旧余习未了。在兼任学兵连司务期间，他甚至因为赌博输掉了全连的菜金，随后潜逃到外地。所幸，此时蒋介石已定都南京，黄埔六期的两千余名学生也随之北上，没有人追究他的罪责。更幸运的是，不久后，流离失学的他，被时任蒋介石侍从的蔡劲军收留，从此开始了职业特务生涯……

　　此时的戴笠，辈分既小，职务又低，名声不好，才能不显。如同他的出身那样，许多人视他为破落子弟。就连成为这个酝酿中的秘密组织的发起人，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蔡劲军的面子。但夹杂在他苦寒阅历里的少数片段，却神秘地、启示录一般地表明，他与中华民国的命运密不可分。

　　在游荡杭州期间，穷得连换洗衣服都没有的戴笠，就偶然结识了还是小学教员的胡宗南。两人由此开始了长达一生、肝胆相照的友谊。而游荡上海时，他又先后结识了杜月笙、陈果夫以及当时还是证券交易所经纪人的蒋介石。这三个人，一个是他的毕生好友和南京政权的最早赞助者，一个是他的主要政敌，另一个，则是他一生效忠的师长。

　　现在，他要借重这个群体，开始他一生的显赫事业。

　　也是在两次聚餐会期间，在滕杰的临时寓所，邓文仪带来了一个湖南口音很重、但神采飞扬的人。这个人，几位发起人都认识他，并且对他分外亲热。滕杰与曾扩情更为之大喜。

　　这个人就是黄埔学生领袖、孙文主义学会的创始人贺衷寒。

　　但“游说”贺衷寒并不顺利。滕杰后来谈到，贺衷寒表现得颇为本分、谨慎，“贺并不赞成实行这样的组织计划，理由是蒋中正一向不赞成黄埔学生搞小组织……故贺未参加第二次聚餐会”（邓元忠，《滕杰访问》）。

　　不仅如此。这个表态还波及了第一次聚餐会的参与者，时任旅长的张本清。几天后，在作出不参与、“不告发”的许诺后，张本清也消失在种种串联密谋活动中了。

　　但，在蓝衣社狂潮初初卷起之际，这两个人的离去，不过是一两朵无足轻重的小浪花。这个初秋，当南京的日照不再焦灼逼人时，越来越多的黄埔学生挣脱了那个官僚南京、颟顸南京，投身这个筹备中的密谋组织。

　　与贺衷寒会谈几天后，邓文仪又带来了一个浙江籍黄埔学生，时任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的胡宗南。

　　胡宗南，1896年5月生，浙江孝丰人。他曾就学于湖州吴兴中学，毕业后受聘县立高等小学。经历几年苦闷、彷徨的教员生涯，1924年，在同学章云的资助下，他前往广州投考黄埔军校，途中结识贺衷寒，两人一见如故、结为好友。

　　抵达广州后，因误过考期，他们乃写信给廖仲恺，阐述平生志向。廖仲恺大为赏识，不仅特许补考，“并称黄埔军校所需者，正是这样的学生”（邓元忠，《许克黄访问》）。进入黄埔后，他以质朴的军人气度、浙江籍的出身，受到蒋介石的器重，被称为“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

　　东征北伐、定都南京，胡宗南连年擢升，是黄埔学生中官运最亨通者。与胡宗南极为熟识、正积极邀约人事的邓文仪，得知他回京述职的消息后，立即安排了他与滕杰的会谈；而胡宗南也异常热心、痛快，他笑声朗朗，三言两语就表明了态度。

　　曾扩情的邀约、胡宗南的影响，以及邓文仪身为“天子近臣”的地位……凡此种种，感染、号召了众多的黄埔学生。黄埔系的大门，向滕杰打开了；从广州到南京的延绵血脉，渐渐勾勒而为一个秘密组织的雏形了。

　　随着胡宗南、郑介民等人的参与，第二次聚餐会的人数，超过了原定十八人，达到二十余人。在这次聚餐会上，曾扩情略显愤懑、极为酸楚地谈到：“我们只要想一想早些年的日子，就能知道发生了什么……那时，国民革命前途黯淡，我们随时要上战场，随时可能送命。那时要我们命的，就是今天当长官、做我们老爷的那些人。身为军人，我以和他们共事为耻！……”

　　这番话语，回顾了那个热血黄埔，它极大地打动了众多青年的心。而接下去的鼓动，不仅有激情、有青年意气，还有派系痕迹以及权力色彩：

　　“树欲静而风不止，反对校长的人，不仅在广州，也在南京。校长现在难啊……一旦校长下野，试问除我黄埔学生，又有谁可以济时解难、挽时局于困蹇？试问，一旦校长下野，难道我们能听命汪精卫、孙科、冯玉祥？天下者，我们之天下，倘若我们不行动起来，国家要亡，我们这些人，也要被后人永世耻笑！……”

　　听者无不悚然动容。是啊，在满洲危机、派系倾轧、腐败蔓延之外，还有“校长”的危机，黄埔一系的危机。为什么不行动起来，内反党阀权贵、外争大国地位呢？

　　滕杰后来谈到，第二次聚餐会，“除了有关计划方面者外……共党祸国、及国人必须团结问题之检讨，亦进入话题”（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对此，晚年曾扩情说得更加直白：“……决意拥蒋介石为全国最高之领袖。”

　　也是在这次聚会上，滕杰再次提出，“以一人再邀一人之方式”，准备在九月下旬举行第三次聚餐会。恰在此时，在遥远的满洲，一个震惊东亚、世界的事件发生了。那就是日本官史所称的“奉天事变”、“满洲事变”，以及中国官史所称的“九一八事变”。

每当你几乎快被困难击倒，丧失斗志的时候，你就想想背后还有无数等你倒下捅刀子的SB，就充满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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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瑞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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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大约八、九月间，东京出现了短暂的、奇异的平静。大小报章关于“万宝山事件”、以及不久后发生的“中村大尉事件”的消息，从头版悄悄转移到了角落；大规模的群众集会，也在警察的疏导下渐渐平息了。仿佛一锅行将烧沸的滚水被浇入了一勺凉水，喧嚣的气泡消息了。

　　制造这个平静东京的，是日本政党内阁。

　　执政日本已有十三年的政党内阁，是两位明治元老、杰出政治家，伊藤博文与西园寺公望的产物。远在1900年，伊藤博文即辞去“元勋”封号、首相职位，以一介平民的身份创办了“立宪政友会”，并在几个月后再次组阁、重任首相；随即，1903年，贵族出身的元老西园寺公望接过衣钵，出任立宪政友会总裁。在长达十余年的努力后，1918年9月，第一个民选内阁诞生了，那就是原敬内阁。

　　原敬内阁仅仅存在了三年多。1921年11月，在东京火车站，原敬首相被一名厌恶政党政治的青年暗杀。但日本民主化的道路，却没有因此中断，1925年也就是昭和天皇即位前后，《普选法》终于通过了。

　　此后，加藤高明、若槻礼次郎、田中义一、滨口雄幸继任首相。1931年4月，滨口雄幸也遇刺身亡后，65岁的若槻礼次郎再次出任首相。直到此时，他们依旧掌握着日本的大权，并奉行着和平、“不干涉”的对外政策。

　　这确实是一帮老练的政客。但也和不完整的民主制度一样，这个内阁短视、低效、盛行文牍主义和官僚风气，习惯不顾原则的妥协和市侩式的讨价还价。以若槻礼次郎首相为例，他被称为“未老先衰的政治家”；以他们的中国政策为例，一方面，作为中产阶级和制造业主的代表，他们沉湎于港口吞吐的黄金时代，把中国看作是一个不能破坏的大市场，另一方面，他们又生长在由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山东交涉串联而成的扩张记忆里，而热衷于建立拥有特权的中国利益。即使是万宝山事件、“中村大尉事件”，他们也试图将之演化为扩大日本市场准入的又一个筹码……

　　文官政府的所有弊病，几乎在这个内阁里都暴露出来了。这个暴露，最致命和最无可救药的，是他们对民间心态和舆论疏导的忽视。他们早已弊案不断、声名狼藉了，而在北一辉主张、“满蒙生命线”说风行日本后，一种蔑视文官秩序、强调军刀价值的社会情绪，更已无可挽回地弥漫于日本的城镇和渔村。

　　“满蒙生命线”说席卷日本后，他们不断在内阁会议上要求陆军大臣整饬军队。但他们忽视了满洲驻屯军，忽视了潜伏着的“一夕会”。

　　远在七八月份，“万宝山事件”引发的风潮还在飙升，一夕会的两个主要魁首，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即在关东军内部扬言，“9月下旬，将在柳条沟（湖）开始战斗行动，而后迅速占领奉天军械要地北大营、东大营”。他们预见到，执行该计划的主要障碍，是比他们强大得多的内阁，为此，“制造东京所不可控制事件”，就成为该计划的出发点。

　　及至九月上旬，他们已动员了两三千人马，准备随时夜袭奉天。与此同时，文官内阁的漫不经心，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9月14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才对眼皮底下的本国军队大规模策动有所察觉，他当即拍发密电给外向币原喜次郎，“……关东军集结军队，携出物资弹药，最近有采取军事行动之势”。

　　当天，在内阁会议上，币原外相就此向陆相提出质询，试图以行政手段消弭危机。但消息也同时到达了一夕会，建川美次迅速拍发电报给板垣征四郎，要其提前行动。密电连发三份，以示“万分火急”。

　　9月16日凌晨，一次充满犹豫、猜测和腾腾烟雾的冗长会议总算结束了。石原对日本内阁的极端蔑视，最终主导了会议。他们决定，“务必要在……锐气未减之际动手”，具体方案是68个小时以后也就是9月18日晚间，板垣征四郎以先遣参谋、代理关东军司令官的伪造军令，策动奉天事变并使两国进入交战状态。

　　板垣充满了杀身成仁的悲壮色彩：“伪造军令是死罪。在座诸君届时可以表示不知道此事，把责任往我身上推好了……”

　　9月18日晚十时，河本末守中尉在柳条湖引爆炸药。二十多分钟，关东军设在营区里的两门榴弹大炮同时发炮轰击北大营、东大营和奉天兵工厂。炮声震动全城，奉天事变开幕了。

　　当夜，在北大营之役中，中国方面死伤军官19人、士兵335人，另有483人失踪。而日军仅伤亡2人。

　　9月19日，凌晨2时，被副官从床上摇醒的关东军本庄繁司令官，在睡眼惺忪中就对板垣的发动战事表示赞许。在给东京发战报时，他自动替板垣承揽了战争责任。他同时发出了八项电令，主旨是扩大战争范围。这些命令的根据是：“以长春军力为例……如果支那军队先发制人，则我军必将处于不利地位，满洲附属地的20余万名日本人的生命，和20余年来日本人奋斗成果必将毁于一旦。”

　　上午九时，在南满铁路沿线，从抚顺、辽阳、铁岭、本溪、鞍山、海城、四平街、公主岭乃至旅顺口赶来的日军，和奉天附近部队在奉天城内会师。奉天沦陷。当日，日军洗劫了奉天城，仅从张学良的“大帅府”里就掠走黄金256万两、白银四千万两。

　　当日，营口、凤凰城、安东、长春沦陷。南满沦陷。整个南满战事，由于奉军事实上没有进行抵抗，日军损失极为微小。其中长春南岭大营战事，日军死42人、伤56人，是伤亡最大的一场战斗。

　　日本朝野欣喜若狂。相当于日本本土两倍的土地，相当于全国两年财政收入的财富，以及丰富的煤铁资源，无穷无尽的人力和民夫……几乎一夜之间就归属于大日本帝国了。这不是战争，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战争讹诈，是比日清战争更加诱人的成就。

　　于是，和满洲的倒下一样，一夜之间，政党政治、被称为“币原外交”的和平路线也瞬间倒下了。胜利的，“是那些重新认识到军刀价值的军人，决心用自己的双手坚决实行昭和维新的军人，是为在中国发生的以万宝山事件为代表的大大小小无数反日事件所激怒的军人，是由于中国的反日或者说为了加强日本的国防，而主张必须占领满洲进而占领中国的军人”（《泰晤士报》，1931年11月）……

　　他们胜利了。不久后，关东军进行了大规模扩编，增兵至7万余人，几乎相当于全国陆军总数的三分之一。一夕会下属的“满洲青年联盟”、“大雄峰会”，则摇身变为伪满洲国的执政党------“协和党”。一个如同石原莞尔所构想的，半独立的、不受内阁节制，乃至陆军大臣和参谋本部也不能染指的满洲，“一夕会”、关东军与伪满洲国三位一体的满洲，终于被制造出来了。此后十四年，它操纵着满洲四千余万居民的生杀予夺，在满洲乡村推行惨无人道的“集团部落制”，并使几百万满洲居民直接或间接地致死。

　　他们胜利了。此后的十四年，他们还将一步步地削弱日本文官的影响，一步步地拥有军国化的日本，一步步地将日本带向太平洋西岸的权力颠峰，最后，又将日本带入被占领的地狱。

每当你几乎快被困难击倒，丧失斗志的时候，你就想想背后还有无数等你倒下捅刀子的SB，就充满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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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满洲事变震惊了二十余名黄埔学生，也震醒了原本重视“军令限制”、或认为“军人不应过问政治”的人们。后来，滕杰谈到，“第三次聚餐会，人数已到四十余人……时满洲事变已经爆发，群情愤激达于极点。贺衷寒适在南京，亦参加了此次的聚餐会”（邓元忠，《滕杰访问》）。

　　又何止于此？这一天，在聚餐会上，滕杰神情肃然。他回顾了日本的数十年野心，从明治天皇的《御笔信》、“大陆政策”到原敬内阁的《对满蒙的政策案》，以及不久前爆发的万宝山事件。他又历数着南京政权四年以来，文嘻武废、贪污横行、分崩离析的事实，渐渐为之动容，眼中泪花点点。

　　这一天，在聚餐会上，曾扩情动情地谈到，“只可惜我满洲千万百姓！从南向北看，可怜无数山哪”。

　　这一天，胡宗南慷慨地表示，“除依照滕杰兄的意思，和举国文武青年一同发愤图强外，我们别无出路”……

　　在无数人激昂陈辞之后，贺衷寒徐徐起身，开始宣读他的组织计划。

　　这一天，依照贺衷寒的意见，该组织定名为“三民主义力行社”。

　　有关第三次聚餐会的更详尽情形，也如同滕杰与曾扩情的那次会谈那样，已经被时间永远地湮没了。参加这次聚会的人，都已经不在人世。此外，由于后来海峡两岸的长期隔绝，由于大陆地区后来政治气候的变迁，也由于在台湾省，直到七十年代中期，它依旧涉及着当事人“私自组社”、“违反军纪”的问题……由于这种种原因，流传在两岸的许多当事人的《回忆录》、《访谈录》，在谈及蓝衣社核心组织力行社的形成时，都语言含糊、相互矛盾。甚至绝大多数的说法，都否认在得到蒋介石同意前，他们就自行结社。

　　比如一个当时的与会者、后来的战犯，在《自述》里这样描述发起力行社的过程：“1931年10月至11月间，蒋介石约贺衷寒、腾杰、戴笠和我等十余人谈话……他讲完之后，贺衷寒站起来并含着眼泪说：‘……我们很难过，但，我们相信是有办法的。只要拿出正大的主张，并严密的组织起来’”（《康泽自述》）……

　　在大约三、四十年的时间里，力行社由“蒋介石发起、黄埔生组织”，几乎成为大陆史学界的定论。至于台湾方面，则普遍认为它由一个叫“刘健群”的年轻文人倡导，在得到蒋介石的支持后，以黄埔学生为主体开始活动。

　　在漫长的时光里，“蒋介石说”和“刘健群说”分别主导了大陆和台湾的学界，没有人把它和滕杰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联系起来。直到很久以后，已是垂垂老者的腾杰、邓文仪、干国勋等20余位老先生，才在台湾披露说：在中山路励志社旧址由蒋介石主持、宣布力行社正式成立前，力行社就存在了接近半年。力行社“最早的倡导人”，不是蒋介石，也不是刘健群，而是滕杰。

　　这些披露的资料，经过与会者邓文仪之子邓元忠先生的整理，最终形成《三民主义力行社史》一书。其作出的结论，最为接近事实的本原。

　　亲历者终于还真相于历史。

　　第三次聚餐会对建社、组织、纪律、任务等，都进行了一系列粗线条的、然而意义深远的勾勒。首先决定的是人事，力行社由滕杰担任书记，滕杰未婚妻陈启坤担任助理书记，两人总揽社务。

　　会议决定设立力行社组织的联络处（另一说为“筹备处”）。“联络处”的地址，在南京二郎庙的一幢属于“康济医院”的二层木屋里。木屋二楼的三个房间，用作“集会和办公的处所”，一楼的三个房间，则作为晚间聚会后、不便回家的成员临时的住所。

　　力行社面临着两个重大任务：其一，是以秘密手段，积极反对形形色色的敌对势力，如日本人、共产党、各地军阀以及南京反对派，以确立黄埔一系对国家的主宰地位；这是所谓的“活动建设（策略部分）”。为此，会议决定，即日向北平、西安、福州等地派驻代表，以联络各地黄埔校友。此外，他们还受命在所有可能的党部、政府机关、军队、警察机构内，建立秘密的基层组织，并伺机在学校建立组织，“以秘密对秘密”，摧毁一切共产党、汉奸和反对势力的地下组织。

　　其二，则是借助黄埔同学会的公开机关，大力发展成员，以形成一个庞大、严密、正规、献身“复兴民族”事业的秘密组织。这就是所谓的“精神建设”和“组织建设”。

　　“精神建设”方面，首先是决定筹办社刊《司令塔》，以阐明组织宗旨、统一成员思想及活动。《司令塔》是一个64开本的小册子，每期都只有薄薄七、八页纸，但命令的下达、情报的汇编都收录其中。此后近七年，它一直是组织最重要的绝密刊物。

　　接着，是“组织建设”。

　　“组织建设”是此时力行社最迫切的问题。它一分为二，首先是“草拟任务纲领，以及有关组织与策略的各种计划”，即在滕杰早期计划的基础上，进行细化、明确和概括。另一则是队伍建设。在“准备各省市的组织与领导人适当人选”之外，滕杰勾勒了力行社的大致面貌：发展人员求精不求多，主要致力于组建一个廉洁、自律、能够动员全国青年力量的精英团队。

　　此时的力行社，还只是一个很小的、隐蔽的、近乎“俱乐部”的组织。它只有区区四十余人，“领地”就是那栋木屋的6个房间。就规模而言，它与一般的民间社团毫无区别。但它志向之深、自觉使命之大，而威胁之紧迫，使滕杰、贺衷寒都感到了急剧发展的迫切。于是，经费来源就成为再一个重大问题。

　　早期活动经费的一大部分，由邓文仪筹借。在担任蒋介石侍从秘书之外，邓文仪还主持了一个黄埔的主要新闻出版机构------拔提书店。拔提是英文“PARTY”的汉译，在武汉、南昌、贵阳等多个城市，它都设有分号，是蒋介石各种著作、讲话稿的主要出版商。邓文仪向拔提书店借出300银圆，作为前期的筹办经费。此外，许多人的当月薪水，也都成为力行社的第一批“社费”。

　　不仅如此，在这个会议上，“如何使经费能够跟上组织与工作的发展需要，也是一项重要的设计”。

　　这些筹划，是由滕杰揽总的。他并和贺衷寒、邓文仪、曾扩情等人，经过数个昼夜的细致讨论，对逐条进行审议，最终得以成形。

　　最后，力行社还回避了“私自组社、违背军纪”的问题。它多少掩耳盗铃地宣称，这个组织以蒋介石为领导，但，“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不忍增加校长负担”，因此，暂时对蒋介石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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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 2011-4-15 7:50:21 　

　　第五章雪落无声

　　1、

　　后来成为力行社领袖的那些人，一般都出身于中产以上的人家，这样，他们才比许多人有条件上学、阅历世面，从而主导一个动荡不已的年代。但是，也有例外。康泽就是例外之一。

　　十多年以后，黄埔最著名的才子之一康泽在襄阳前线被俘。由于他作恶太大，人民中国把他送进了战犯营。在战犯营的日子，他断续地写出了几十万字的《康泽自述》。其中“参加复兴社始末”一章，是至今发现的最重要力行社、复兴社史料之一。而另有一些文字，则描述了一个破产、赤贫的农民家庭：

　　“你忘记了是穷人的孩子了么？我不应忘记。我的父亲东张西罗借得五元钱交给我，在上学以后，他贫病交加就一病不起了。我的母亲带着我们苦扒苦撑，白天做活夜间纺棉。在正、二、三月，两黄不接时，拿青菜干萝卜叶当饭，没油没盐，我的小兄弟吃了清口水一摊一摊的吐。还有，有些债主那种凶狠的面目，与弟弟妹妹围绕在母亲的纺车周围，望着人家过年的光景……”

　　“……我的父亲在我进中学第一年的下半年，就得病去世了，家里只有一个母亲，一个小的妹妹和弟弟，一年只有几斗谷子的收入，全靠我母亲自己种几块土地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我之所以能在中学免于辍学，是我学校的先生看到我父亲去世后的困难情形，答应代我筹集学食费……我奋力学习，每个学期都考第一。我的中学是这样读完的”……

　　如此辛酸、朴拙的文字，写的其实是四川乡下大多数人家的日子。毫无疑问，康泽是那种聪明过人、令人怜惜的孩子。中学毕业后，因无力到自费学校求学，他由先生和同学资助，赴广州应考黄埔军校，是为黄埔三期学生。

　　此后几年，康泽留学俄国，与邓小平、蒋经国成为同学；他出任第二师政训处长，效仿“曾胡治兵语录”进行官兵政治教育，名列全军模范；他负责徐州战区的灾民救济工作，被称为调查得“仔细周到”、办理得“迅速确实”、效果上“惠而不费”……在滕杰、贺衷寒等人发起力行社时，他年仅28岁，却已是南京政权公认的“能吏”、“干吏”和“廉吏”了。这一年，在满洲事变后，他奉命调回南京。

　　在南京，他将目睹到“五四运动”后中国最大的学潮和社会骚乱场面。冥冥之中，这将使他的人生轨迹发生异常重大的转轨。

　　1931年9月19日，南京天色阴霾。这一天清晨，有线广播反复报道着满洲动态，三五成群的学生聚集着；到当天中午，数以百计的学堂，都是肃穆的脸，激愤的脸。

　　海报、标语、旗帜……渐渐地在几百个学堂铺张开来了；持续到次年春天的民众运动，在一片人声鼎沸中拉开了帷幕。这一天傍晚，在中央大学饭堂，一个头扎白布带的学生踏上餐桌，声泪俱下地念起了“五四运动总宣言”：

　　“……中国的土地可以被征服但不能被葬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被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学们起来啊！……”

　　次日清晨，第一支游行队伍从中央大学走上街头。同日，南京火车站异常嘈杂，火车刚刚停靠在站台，尚未停稳，大群乘客就涌下火车。布衣、制服、眼镜，一块块用墨汁写着“北京大学决死团”、“女子师范大学请愿团”的木牌，竖立在无数人头的上方，引领着人流走出站台。

　　几天时间，从北平、上海、汉口等地涌入南京的大学生，达到7万多人。和南京学生一起，他们聚集在丁家桥党部大楼、外交部大楼附近，并隔绝了交通。人潮一次次冲击着这些象征政体、权力的门楼，不时有学生、警察流血受伤。

　　南京成为一个不夜的城市了。夜幕降临的时候，无穷无尽的蜡烛点了起来，在南京各处街区连成一片。在惨淡的、象征着绝望的烛光中，一群群学生咬破了手指，他们在一块大白布上，一笔一划、触目惊心地写下几个乌红的大字：

　　“这不是墨写的，是人血，满洲的血！”

　　夜渐渐地深了，一片哀绝的歌声却渐渐响了起来。不久后，这歌声有了一个流传后世的主题：“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起……”

　　在深夜的尽头，在南京有亲友或同学的外地学生，前往亲友处投宿。更多的人则摊开铺盖，在各个街头露宿。南京清晨的露水很重，这些在睡梦中的年轻面容，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偶然发出梦呓的声音。中华民国的威仪，在横七竖八、一眼望不到头的学生夜宿里，消失殆尽了

　　在长江大水后，南京再一次旷日持久地面目全非了。而几天后，“珍珠桥惨案”的爆发，使全国性学潮再次升级。

　　珍珠桥是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的所在地。学潮爆发后，《中央日报》连篇累牍地刊登社评，其中一份社评谈到，“政府早在1928年就宣布停止一切民众运动”，暗示学生运动非法。这激怒了已失去控制的学生。

　　在一小群学运专家的秘密策划下，当月月底，数以千计的学生开始冲击《中央日报》社大楼。学生纠察队迅速制服了警察和卫兵，随后大批学生冲进大楼。他们先是捣毁了报馆、印刷厂，并做出了长期盘踞的姿态。

　　当天下午，宪兵二团开到珍珠桥。在和学生短暂对峙后，他们进行了战术集结，并使用了枪械。在密集的排弹射击下，珍珠桥血流成河，数百名学生当场死伤。

　　“珍珠桥惨案”使学潮演变为暴力骚乱。惨案次日，万余名北平学生沿平浦线南下，涌入南京。比起涣散、乌合的各地学生，他们更加激进，也更富组织。在他们的策动下，“王宠惠事件”揭开了全国性暴力对抗的浪潮。

　　万余名学生把外交部大楼包围得水泄不通，人潮一次次冲击着卫兵组成的人墙，要求对日宣战、出兵满洲的口号此起彼伏。此时，外交部长王宠惠博士见场面很难收拾，他走出警备森严的大楼，试图劝说学生。但他还来不及开口，学生们已一涌而上、乱拳齐下。倘若不是卫兵拼死救护的话，王宠惠很可能当场丧命。

　　迫于学潮压力，王宠惠很快辞职，在知识界颇具声望的顾维钧接任外长。但这丝毫不能安抚学生，南京局势就此失去控制了。

　　从“王宠惠事件”开始，各地学生纷纷以袭击官员、捣毁党部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愤懑。此后，蔡元培、陈铭枢被相继殴打；浙江省党部被捣毁；中央党部被捣毁；“中国共产党万岁”口号出现。上海学生甚至占领了市政府，组织民众法庭对众多政府首脑进行缺席审判……全国性的骚乱形成了。

　　这次骚乱愈演愈烈，一浪高过一浪，新的焦点、热潮层出不穷。蒋介石的一段心情黯淡的独白，可以说明当时的严峻形势：“现在日本压迫我们这样厉害……我们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被请愿学生包围，有的地方党部也被学生捣毁，党已经根本没有作用了。我们的革命一定要失败。”

　　冬天到来时，又有一万二千余名外地学生抵达南京。他们包围了蒋介石在中山路的官邸，并要求见蒋介石，“其它任何人一概不管用”。这时候，因“第三次围剿”徒劳无功、已回到南京的蒋介石，终于露面了。

　　当时天气很冷，蒋介石来到一个阳台上，向学生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说，学生们对政府的要求是有害的，也是无理的，他们应该回到学校去，而政府，“会在适当的时候对付日本人”。

　　在这样的声浪与混乱场面中，康泽犹如一颗卑微的草籽，被大风一路吹卷着。他很快做出了两个对自己有一生意义的决定：办报、加入力行社。

　　首先决定的是办报。抵达南京后，面对学潮的声势，康泽怅然若失，“我当时曾有若干感觉，反共的宣传和口号喊不响了”（《康泽自述》）；为此，他决定办一份“独立”报纸。他说，“几年来一时政训处，一时宣传大队，成立不久，又马上结束。都是一些短命的工作，感到无聊和厌烦……反日运动风起云涌，将来会怎样演变发展，我应该多有了解。于是我决心办报”。

　　他找到了蒋介石，要来了三千元办报经费。几天后，他盘下了几近破产、原为中央军校机关报的《建业日报》，并将之改版为《中国日报》。短短一个多月后，《中国日报》就完成筹备了……

　　在《中国日报》发刊前夕，发生了一个有意义的小插曲：康泽的校友贺衷寒、滕杰、曾扩情等，联名为他向黄埔同学募捐，“赞助办报”。而几天后，尚未成家的他，更搬进了二郎庙的那栋木屋，住进楼下的一个房间，以作力行社联络处的“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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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史料记载：“满洲事变爆发后，全国救亡组织的出现，正如雨后春笋”。

　　史料记载：以南京为例，即出现了数以百计的救亡组织。这些组织虽然主张草率、行动幼稚，但如“国民救国敢死队”、“自愿决死队”、“青年舍身团”、“跪哭团”等，仅仅名称就折射着以生命为代价的救亡决心。正如当时的一个报人所评论，“其悲悯壮烈，在千载之下，将余音尚存”。

　　史料记载：从1931年9月底到1932年年初，南京先后发生几起青年以自杀、自焚方式哀求政府抵抗日本的事件。经《申报》、《大公报》等主要独立报刊详细报道，这些事件震动了全社会……

　　在这样沉悲壮烈的气息中，10月间，南京出现了一份名为《救国日报》的报纸，“极力主张抗日锄奸”，在南京轰动一时。令人不安的是，报纸似乎处在某个“秘密团体”的操纵之下。

　　它引起了力行社联络处的极大关注。几天后，他们布置便衣，对报馆进行“日夜监控”。很快，密探传来消息，经常在报馆活动的，是一小群“黄埔留日归国学生”。

　　这个线索更使二郎庙感到事态严重。次日，曾扩情以黄埔同学会的名义，对报馆进行了公开调查。但调查的结果，却令滕杰喜出望外：这份报纸的“幕后团体”，是一个叫“留日学生抗日救国会”的组织；其“总干事”则是一个消失已久的名字，和滕杰一路从东京回到南京的肖赞育。

　　1931年七八月间，在长江大水的浑浊泽国中，肖赞育被滞留在湖南一月有余。等洪水退去、他辗转来到南京时，与滕杰约定的会面日期早已过去了。此时，滕杰已开始奔波在南京、镇江之间，居无定所，肖赞育没能找到他。

　　他不肯死心，也独自一人在南京活动了几天，但同样一无所获。直到盛夏过去、明治大学的开学日期渐渐抵近了，他才怏怏不乐地购买船票，回到东京。

　　抵达东京几天后，满洲事变就通过有线广播、报纸与东京市井的欢呼声，进入了他的视野。他迅速约见两个黄埔四期的四川籍学生，叶维和任觉五。

　　在缺少贺衷寒、滕杰的东京，这三个人是黄埔同学会的主心骨。在匆促商议后，他们决定发动留日学生、旅日华侨进行示威抗议。几天后，在一个声嘶力竭的聚餐会后，上百人的队伍从成府街区一带出发，向二重桥广场行进。

　　但日本侦探早已觉察到他们的行动。队伍出发不久，大群宪兵、警察就出现了。因为任觉五早已被秘密警察视为“危险分子”，当学生们四散逃离之际，一群便衣一拥而上，扣押了他。

　　被释放后，“经常有警察、宪兵来访问，故已不能再留下来读书”（邓元忠，《任觉五访问》）。当年11月，作为东京黄埔学生中的再一人，任觉五从东京回国，住进了南京四川会馆。随后，在等待军委会进行“工作分配”的日子，他与先后回国的肖赞育、叶维，悄悄组织了一个旨在抵抗日本、光复满洲的青年组织。

　　这就是有二十余名成员的“留日学生抗日救国会”。与力行社一样，它是一个秘密团体，同时也有一个“掩护和运用机关”，那就是《救国日报》。

　　晚年肖赞育谈到，与力行社联络处接上关系后，《救国日报》也成为力行社的再一个掩护机关，“很多筹备的人都用该报记者、或编辑的名义去从事活动，得到……给予掩护的便利。”

　　又何止是“掩护”这么简单？当月月底，二郎庙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肖赞育、任觉五、叶维等20余人的“救国会”，并入了力行社。力行社组织由此扩张到60余人。

　　从空前学潮、社会骚乱开始，南京政权进入了它最森严的寒冬。

　　1931年11月7日，也就是苏俄“十月革命”十四周年纪念日，在闽赣大山深处的县城瑞金，几声礼炮、一些乡间的庆典方式，几千名“赤色群众”拥簇着几百名高级干部、知识分子和工农代表，沿着青石板街道步入一处简陋的礼堂。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了。几天后，大会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成立。因为国民党政权不愿光复满洲，已沦落为“卖国政府”，从此，瑞金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

　　中国开始分裂为三个相互对峙的政权，南京、广州和瑞金了。与此同时，瑞金摧枯拉朽：继彭德怀部攻陷会昌、赣州，南昌、杭州为之大震后，贺龙部更逼近汉水流域，汉阳、长沙为之大震。后来，毛泽东写道，“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南京统治下的广漠区域，不堪一击、死气沉沉。在零星的几场小雪后，1931年12月，漫天的雪花终于覆盖了大半个中国。这一年冬天的南昌，雪下得特别早、特别大；在凄厉寒风中，每天都可以看到败兵、伤兵潮水般地溃退进城，满街的小业主、摊贩、学生、饥民、乞丐，灰仆仆的脸都一片呆滞。

　　几百里外的枪声，似乎也若隐若现地传扬进这个孤城。比大雪、北风乃至连年战争都更让人绝望的，则是悲观的境况。这个冬天，从南昌到宁沪，到处是奸商囤积、物价横飞、卖儿救穷、生路断绝。在惨淡的市井间，终日惶惶、朝不保夕的末世恐慌，象瘟疫一般地传播开去了。

　　不仅民间，而且军队。自大水退去后，驻屯在南昌城内外的十万饥兵，已经整整三个月没有领到薪饷了，伙食出现了严重困难。各个营地流言四起，成排成连的士兵，踏上了开小差的流亡路。即使一个见多了中国的苦难、并对南京政权极有耐心的西方记者，也认为这是最没有希望的一个季度。他认为这个国家已濒临绝境，“全面的社会变革已成为（中国）唯一的生路……再也经不起内战了。贪污、腐败必须根绝，教育必须改革，对农民的苛捐杂税必须减轻”（《纽约时报》，1932年3月17日）……

　　但这“唯一的生路”又谈何容易？12月14日，“宁都兵变”爆发了，1万7千余名官兵宣布易帜。“宁都又红了”的消息，给南昌、南京以致命一击。

　　12月15日，在重申自己是“孙逸仙信徒”、并呼吁国民党的统一后，蒋介石黯然宣布下野。随后，他在中山陵下又徘徊了一周，12月23日，他带着一群侍从幕僚，包括其私人秘书邓文仪，回到故乡奉化溪口镇，开始“寄情于山水间”。

　　12月底，一群群趾高气扬的军阀、政客涌入南京。在接二连三无休无止的坐地分赃、妥协平衡、口是心非后，一个注定短命的新政府出现了。“西山派”元老林森任主席，“太子”孙科负责组阁，汪精卫则接管党务。

　　在1932年惨淡的元旦钟声中，孙科内阁开张了。但这是一个无人寄予希望的内阁。宁粤分裂、七省大水、满洲沦陷、空前学潮、瑞金独立、宁都哗变……短短半年时间，如此巨创沉疴，它使中华民国奄奄一息。

　　也是在这片惨淡的背景中，1932年元旦，康泽的《中国日报》发刊了。后来，一名该报记者谈到，这份报纸有主张、有立场，从不人云亦云，“加上新闻……多为独有新闻，故该报在很短时间内，誉满南京”（刘征鸿，《康泽办中国日报的一段经纬》）。

　　《康泽自述》也谈到，创刊当月，《中国日报》就成为南京“有地位的一份报纸”。

　　与此同时，在一千里外的武昌，在干国勋的建国路寓所，力行社武汉小组成立了。

　　在一千里外的上海，叶维也奉命潜入法租界，“控制学运”。几天后，在赵主教路中国公学，力行社第一个上海小组出现了。

　　五千里外的满洲，枪声依旧零零星星。在满洲的冻原上，由北海道渔民组成的日本扎幌师团，正急速推进，意欲席卷北满。满洲军阀马占山部逐次抵抗，此时已撤退到林海雪原的边缘。

　　这一天傍晚，马占山正下令“杀马为食”，卫士急冲冲地来到他的帐篷外，交给他一张两指宽的电文：“……特令桂永清往你部劳师。蒋中正。”

每当你几乎快被困难击倒，丧失斗志的时候，你就想想背后还有无数等你倒下捅刀子的SB，就充满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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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瑞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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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 2011-4-15 7:51:22 　

　　3、

　　一张英挺的军人的脸，浮现在满洲的林海雪原里。

　　桂永清，时年32岁，江西贵溪人。他也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经历龙潭、惠州等以艰苦著称的战役后，他积军功年年递升，先后任教导团连长、第一军特务营长、编练团团长等职。不久后，作为第一批留德学生，他被派赴往柏林，学习装甲兵战技战术。

　　在德国，桂永清以自己的勤奋好学、诚实谦逊，博得教官、同窗的一片赞誉。用短短几个月时间，他就掌握了以精深著称的德语；作为缺少理工知识训练的人，他更时常在深夜的走道上读书。前后两年的拼死努力，终于获得了回报，他最终以当期学员前三甲的优异成绩毕业。

　　离开德国步兵学校后，桂永清被任命为驻德使馆武官，他的严谨习气、军人气度，渐渐闻达于诸侯。后来，军令部长何应钦以侄女配其为妻。

　　但，最能够表现桂永清形象的，却是隐藏在图书馆深处的一些陈旧文字。当年的一些独立报纸记载：几年后，蒋介石举行中国童子军大检阅仪式时，桂永清担任评阅长。当他巡视到满洲代表队时，他看到只有稀稀拉拉的几十个人，此时，他想起了满洲沦陷的土地，不顾军人的威严，顿时泪流满面。如果不是还有评阅任务的话，他肯定会放声大哭。

　　直到向蒋介石报告时，桂永清仍然语音哽咽。

　　这是万余名童子军共同目睹的一幕，会场因此寂然无声。从满洲流亡到宁沪的几十个孩子，也终于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放声大哭，哭声连成一片。素来注重军仪的蒋介石，眼角也略略湿润了，他亲自走到孩子们的面前，温言勉励。

　　从此，桂永清被认为是“黄埔军人之楷模”（蒋介石语）。

　　这一年，接到蒋介石的回国密令后，桂永清从德国出发，“一去一万里”。他途经莫斯科、经由中东铁路，走过漫无边际的西伯利亚，跨过乌苏里江，最后到达满洲的林海雪原。找到马占山营地时，已经是隆冬的12月了。

　　在蛮荒的原始丛林的掩映下，马占山部人疲马乏，但士气仍然高昂着。桂永清决心为满洲留下这个最大的抵抗力量。他与普通士兵握手，与伙夫马弁寒暄。他的挚诚与热烈，博得了阅人无数的马占山的信任。史料记载：从此，马占山感到“应为中央分忧”，而决心在黑龙江冻野上“抵抗到底”。

　　临别马占山时，桂永清向南京发密电，指出该部“经济困难”，怕难以持久。随后，他由马占山部护送，秘密潜入蒙古东部地区。

　　他也迅速和众多蒙古王公、首领成为朋友，赢得了这些成吉思汗后代的尊重。在马头琴的弹奏、烈酒的浇灌和草原的茫茫视野中，他的满蒙活动“不辱使命”。

　　回到南京后，已经去国有年的桂永清还来不及安顿下来，他的昔日同窗贺衷寒、曾扩情等就邀约他到拔提书店会面。一席交谈后，桂永清成为力行社的又一个成员。后来，干国勋谈到，“（他）不仅很有军人本色，对政治见解和历史亦具相当眼光……加入力行社后，他经常到筹备处工作”（《干国勋回忆录》）。

　　雪花无声地覆盖着二郎庙，覆盖着那栋两层六间的木屋。而几百里外的溪口，此时却是晴天。

　　蒋介石漫步在溪口镇的山野间。在淡淡的冬日阳光下，远处的牛、田野，敬畏地驻足的乡民，以及更远处的南京，都在他的视野之内。

　　此时，在这个熟悉的田土上，心境渐渐平和的蒋介石，是不是意识到了“下野”对他的好处？政治上，有时退一步海阔天空。半个月前，当他迫于压力，宣布“引退”、回到溪口小镇时，他恰恰避开了民众的反对、广州的明枪、南京的暗箭，以及满洲风潮等让他焦头烂额的声音，跳出了大风圈外。他的这次下野只有短短47天，自这次下野，此后的十多年时间，不会再有哪个国民党力量能对他形成挑战了。

　　同时，在宁静的溪口，不时有乡亲、戚友，提着一只土鸡或者刚从河里捞上来的鲜鱼，送到他的厨房。他是老家人的骄傲，自从他开始带兵，老家就流传着小镇出贵人的风水说法。他的升迁浮沉、一举一动，都牵引着老家人的心。何况，有那么多的乡亲子弟，都在他的队伍里任职。

　　面对老家人温厚、浓重的人情，蒋介石难得清闲。他开始在镐丰房总结统治、驾驭国家的经验。

　　他要寻找到一条道路，“……一种能唤醒国家新生的形式”。

　　侍从秘书邓文仪跟随他住在溪口。象往常一样，他每天为蒋介石呈递公文、通报动态，偶然也把拔提书店新出版的书籍介绍给他。这一天，他把拔提书店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墨索里尼传记》，送到了蒋介石的案头。蒋介石极为细致地通读了该书。

　　他指令邓文仪，该书要“……扩大发行、增加影响”。

　　那个时代像后来惯常形容的，它“风起云涌”；与一般的说法也没有两样，它“鱼龙混杂”、“泥石俱下”。在那个大社会里，现代传媒、白话文、通商口岸、租界、产业工人、投机商、公务员、买办、律师、记者、作家、教师……这些沿海中国特有的舶来品，让历史产生了新气象。

　　现代生活的专业分工，虽然仅限于部分城市，但，这种崭新的气息，让几个城市一下子变成广漠社会的重心。同时，观念、思潮、意识形态的传播辐射，也席卷着城市的知识分子、中产人家。人们的视野大大拓宽了，“武士道的军国主义理想，民粹派对平民的关心，佛教的复兴，妇女高等教育运动……随之而来的是价值观和道德感的变幻不定，自我形象的模糊不清”（《剑桥中华民国史》）……

　　毫无例外地，这些都来自西方。在价值观急剧变迁的情况下，对儒学仍有兴趣的，只剩下一些不合时宜、蜗居在大学和乡村的老年学者。更多的青年则苦闷、迷惘。

　　自《申报》在租界出现后，三、四十年里，报刊业大大地发展了。大学群也在同一个时期，在北平、南京、上海、汉口等地纷纷出现。它为民国带来了约百余万名大学毕业生。这个鲜活、肆无忌惮的人群，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贪婪地吸收着西方思潮。报刊和大学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它带来了苏俄革命、墨索里尼运动、昭和维新等动态，随后又将介绍这些思想的小册子，送上书店的书架。

　　在枪决定人、军队决定权力的年代，民主国家的影响，仅限于生活的表层，时尚和“摩登”、新诗运动和交际花。而决心以自己的学识、党员、军队、铁腕等领导社会的人们，醉心的却是1917年的革命、黑衫党“进军罗马”的狂潮式变革。他们痴迷于那种社会井然有序、人民随时动员、意志高度集中的组织图景。因为，“一盘散沙”的历史，实在太让人刻骨铭心了！

　　共产党早已选择了苏俄模式，而南京，要选择罗马。

每当你几乎快被困难击倒，丧失斗志的时候，你就想想背后还有无数等你倒下捅刀子的SB，就充满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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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瑞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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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 2011-4-15 7:51:59 　

　　4、

　　这一年冬天，来自溪口的密令不断到达二郎庙人物的手上。在桂永清之后，曾扩情受命前往长江尽头，“游说四川”。《曾扩情入川始末》记载：游说四川取得了巨大的成效，1932年年初，四川宣布“服从南京”，长江流域貌合神离的统一完成了。

　　“游说四川”是远离南京的蒋介石，为自己“复出”所做的铺垫之一。与此同时，另一个铺垫也悄悄进行着：此时在南京无足轻重的戴笠，接到蒋介石密令，组织特务“十人团”以监视南京各派系的活动。

　　但最为重大、更加惊心动魄的一个举措，却是在无意间收获的。一个寒冷的深夜，邓文仪在溪口丰镐房的床头电话，急促地响起了。在电话那一头的，是力行社创始人滕杰。

　　在静夜中，滕杰的声音显得疲惫而沙哑：“……速将全部详情，报告校长！”

　　是什么促使原本躲躲藏藏，唯恐蒋介石闻悉秘密组织、“私自参与政治活动”的力行社人物，主动向蒋介石报告详情呢？几十年后，滕杰谈及了“李一民事件”：“……李一民自东京返国，听说有筹组力行社之事，认为这有违蒋校长不让同学建立小组织的意旨，乃扬言要即向校长报告……乃急电在奉化之侍从秘书邓文仪，就近提前报告。”（邓元忠，《滕杰访问》）

　　而邓文仪则回忆：听到报告后，蒋一言不发，“不置可否”。

　　在历史的潜流之下，这个“不置可否”的态度，是蒋介石一贯欲擒故纵的权术手法呢，还是为了给自己的下决定获得缓冲时间？甚或，在他自己的嫡系面前，他也要表现一把“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姿态？……一切都隐藏在久远时光、隐蔽心态，乃至蒋介石复杂性格的深处。唯一能确定的是，从这个深夜开始，力行社这匹自由鲜活的野马，也要被套上辔头，被牵系上南京陈朽腐烂的权力躯体了。从这里开始，他们的悲欢沉浮，乃至崛起和沉沦，都要取决于那个身影庞大的军人------蒋介石。

　　1932年元旦被推入大风圈内的孙科政府，一片风雨飘零。

　　巨大的财政赤字，拖垮了这个内阁。当年的公债发行，受到上海财团的普遍抵制。上海财团固执地相信，支持孙科，就可能导致蒋介石复职以后的报复；而蒋的复职，在他们看来不过是三五天的事。1月13日，就职仅仅两周的财政部长辞职了。

　　CC系装聋作哑，党务一下子瘫痪了；军队更不必说，连一个勤务兵都指挥不动。更要命的是，民众运动迅速把矛头对准了孙科，孙科成为众矢之的……

　　几天后，更为惊人的消息传来了。日侨焚烧上海三友实业社、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公馆发生“纵火案”、村井总领事发出了“48小时最后通牒”、日本在上海的驻屯军以及远在满洲的关东军均有异动……大量迹象表明，日本将对上海动武。

　　蒋的复职，真的只是三、五天的事了。

　　1月下旬，在溪口老家养好了身子、想明白了一些问题的蒋介石，优哉游哉地带着一大群侍从、警卫，由老家的艄公、脚夫护送，从水路出发，沿途过宁波、经杭州，一点都不着急地向南京进发。乡亲们知道他行将复职，人人兴高采烈地欢送，鞭炮声响彻了溪口小镇。一坛一坛的米酒被乡里人抬回，溪口比过年还要热闹。连极其骄傲、看不上乡间人的宋美龄，也感动于这种浓浓的乡情。

　　年轻力壮的子弟，艳羡地看着那些又要随同去南京当大官、享大福的邻居。蒋介石站在船头，他频频挥手，向乡亲们道别。他目光迷朦，似乎在远望南京，远望中国。船越行越远，奉化水乡的景物渐渐模糊了，渐渐地看不到了，这时，邓文仪才小心地奉上大衣，提醒他船头风大，“请校长进船舱休息”。

　　但，并不总是这么闲适。多少次，他经历失意时，总是在那个小镇，积蓄力量、思考总结、遥控南京，在宁静的氛围中，进行着各种各样惊心动魄的计划。此时，蒋介石更象任何一个面对新挑战的大人物一样，用平静来掩饰自己的澎湃情感，自己的王霸雄图。

　　“老家多好，老家人多好……”蒋介石喃喃自语。

　　但更好的是权力。就在他离开老家两三天后，他在杭州紧急召见了滕杰、贺衷寒与康泽。这三个人，被视为力行社“筹办最力者”；在前往杭州的路上，他们就议定见面时称谓蒋介石为“领袖”，而不是原本的“校长”。

　　这个称谓结合蒋介石对那个法西斯意大利“领袖”的兴趣，是此后几年历史精确到极点的一个预言，一种伏笔。然后，在杭州迷人的西子湖畔，当夕阳斜斜照射着雷峰塔时，一场关乎民国命运的对话开始了。

　　关于蒋介石密召三人时的谈话，史料非常简略。一些历史学家也只是含糊地谈到，“他开始的态度并不明朗……他同他的学生一样，对政府内部存在的士气低落、追求个人私利、腐败等现象也表示了忧虑。此外最重要的是，他了解到这些军官对他个人的忠诚”（易劳逸，《蓝衣社的建立》）。

　　然后，他宣称自己支持他们。“但是”，他话锋一转，“你们年纪很轻，经验不足，怕做不好，让我来指导你们吧。”

　　片语释兵权后，他又表示了他对力行社组织状况的“不满意”。他说，他需要一个更“正规一点”的组织。他指令三人立即制定《章程》和《纪律条令》；更重要的是，要多注意借鉴“复兴的德国和意大利运动。或日本的武士道精神”。

　　密谈一个多小时后，滕杰等三人起身告退。这时，一个颇为戏剧化的细节又发生了：蒋介石告诫说，“你们是我的学生，领袖，别人叫我可以接受，你们还是要叫我校长”。但颇谙蒋介石风格三味的康泽，从这只言片语里知道，从此以后，“领袖”称谓将弥漫在二郎庙乃至南京、中国了。

　　三人回到南京后，立即赶往拔提书店，与焦急等待的力行社同僚们见面了。得知蒋介石的态度后，二郎庙几十号人物心里的石头都落了地。他们打电话的打电话，备车的备车，相拥到蜀陕饭店，喝酒庆贺连同“安排业务”。

　　在等待酒菜上桌的时间，胡宗南一下子把“业务”全安排完了。他是个雷厉风行的军人，最不习惯官样文章的扯皮。他说：

　　“既然校长表态了，我们就立马干他的！……老是漫谈，猴年马月才有结果。再说人多嘴杂的，你一句我一句，反而误了正事。我建议推选滕杰、贺衷寒、周复、康泽、桂永清五位同学筹备”……

　　这番快语比较符合军人们的脾性。酒宴后，在滕杰的召集下，五个人开了一个短会。对宗旨、原则、形式、纪律、名称、口号等进行初步讨论后，他们安排了分工。滕杰、贺衷寒、周复三人负责《章程》，康泽与桂永清则负责起草《纪律条例》。

　　得到蒋介石的支持后，这群年轻的军官，开始展现出惊人的才华。他们抱负远大、忠诚团结、行动敏捷，仅仅这一点，在那个离散时代，在“一盘散沙”的社会构架中，就决定了他们的作为。何况在他们的背后，是一个当时中国最有力量的军人；又何况，在他们这里，集结了这么多不同的背景、阅历、思考方式和特长。

　　他们注定要崛起。

　　在接受蒋介石支持的那些人里，包括了各种各样或清晰或模糊的面容。这里有温厚而公允的曾扩情、野心勃勃的丰悌、光明坦荡的肖赞育、后来的“中国希姆莱”戴笠，戴笠的“黄金搭档”郑介民，以及组织臂膀梁干乔、胆大狠辣的任觉五、“学运专家”叶维，标准的军人胡宗南桂永清，掌握机要的邓文仪邱开基，特训专才杜心如，单纯激进的周复，线条鲜明的潘佑强，阴险奸诈的葛武綮……最后，在这里裁定力行社、复兴社未来道路的，则是被称为早期蓝衣社“三驾马车”的三个人，掌组织的腾杰、擅理论的贺衷寒，以及“长策略（活动）”的康泽。

　　这一群人，平均年龄30岁，大多毕业于黄埔军校前四期，一般都出洋留学过。此时，他们担任着指挥、政训、宣传、机要、外勤特务、侍从、秘书、报人、社团负责人等五花八门的军内外职务，但地位大多还都处在中、下级别。在组建力行社以前，他们的前途、才能表现得参差不齐，有的还似乎一直是不得志的可怜虫，比如戴笠。

　　但自从组成力行社以后，他们以一个群体的面目出现，渐渐领导起了后来席卷全国、包含内容同样五花八门的蓝衣社运动。在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成了中国青年的领导人。虽然分化开始了，有的发迹，有的沉沦，有的权可倾国，有的身败名裂……但事实上，蓝衣社为这群野心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舞台。

　　在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用千奇百怪、层出不穷的方式，执导着短暂的中华民国三次复兴运动中的一次。这三次运动，都由青年发起，但只有它承前启后：它是前一次黄埔初潮的继承，又为后一次，即15年后蒋经国领导的币制改革、社会改革工程，提供了自己的遗产------三民主义青年团。

　　三次复兴中，它持续时间最长、声势最为浩大。

　　这也是最不光彩的一次。虽然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众多的观察者都只能对它进行某个片段、或某个事件的阐述，但哪怕是那些较次要的活动，其用意、谋划、组织、手段，也无不令人毛骨悚然。至于它组织的暗杀自由主义学者、迫害民主人士的臭名昭著的活动，更让后人不愿看到它再出现，并渴望产生它的土壤，也永远过去。

　　仅仅从康泽起草的《纪律条例》，就可以看出这个组织的阴森面目。连写着《条例》的纸张，都飘泛着独裁组织的残暴气息：

　　“(1)不得违背主义和领袖；

　　(2)不得违抗命令；

　　(3)不得泄露机密。

　　违犯以上各条之一者，处以死刑

　　(4)不得有小组织活动；

　　(5)不得偷生怕死；

　　(6)不得贪赃枉法；

　　(7)不得吸食鸦片；

　　(8)不得娶妾。

　　违犯以上各条之一者，处有期徒刑至无期徒刑。”

　　他们用自己拟订的条例，来替代法律！而且条例制定得如此宽泛，足以让组织内有权势的人随意裁决，生杀予夺、一任己意。这是一群无法无天的人。

　　更可怕的是，他们不仅仅对自己的下属残酷、凶狠，他们还要以这样的规则，来引导整个中华民国，来买断青年的未来，并试图永远禁锢住人的思考，禁锢住作为子孙的我们。在其鼎盛时期，在部队、警察、大中学校、民间社团、童子军组织、工厂、商店、乡村等几乎所有青年人聚集的地方，他们设立了无数内外围组织，控制人员在50万到100万之间，并将数以千万计的青年，拉入他们所控制的社会活动。

　　他们的影响还延续到1938年力行社解体后，并一直持续到1949年。仅仅1943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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