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烛光生存狂]-《哥伦比亚大学版世界史》之中国部分译读（修订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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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幸存者】

　　【46】

　　自二战以来，亚洲经历了深刻的变革。战争自身导致了该地区国家关系的急剧重组。其释放的能量在后来改变了亚洲的面貌，并从根本上改变了其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的角色。

　　自 1945 年以后的年代，政治和社会革命席卷亚洲。战前存在的殖民政权和旧政权被多种新式国家所替代。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民族自决的动力，是社会变革的需要，是强大的新势力，是它们促进了该地区的发展。

　　该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和经济增长也同样在加速。亚洲的大多数新领导人致力于社会变革，而不是保留根深蒂固的传统价值观。传统的阻力一直很强，而在热情和成就之间的差距，在许多方面造成了挫败、不稳定和冲突。

　　尽管该地区不稳定，而且亚洲国家面临无数的内部问题，但是大多数新国家被纳入了西方建立的国际体系。（但是共产党中国只是部分被吸收入该体系。美国和数量相当多的其他非共产国家尚未承认北京政权。该政权只是最近在获得联合国会员资格。然而其已经同大约五十个共产和非共产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新的国家日益积极地以多种方式参与国际事务。在亚洲自身的力量平衡中，一个亚洲国家和一个西方国家作为战后主导角色出现。这两个国家－共产中国和美国－形成的敌对状态，在多数时间里一度构成该地区力量关系配置的最重要的单一影响因素。大陆中国在半个世纪内真正第一次实现统一，并由共产政权统治，其试图主张地区霸权并呼吁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革命。在二战中胜出的美国直接卷入亚洲，这在以前从未有过，其试图维持亚洲的力量平衡，“遏制”中国，抗击共产主义的蔓延。但是在六十年代的后半期，力量平衡变得日益复杂。日本开始再次以经济强国的身份出现，苏联部分由于其跟中国的纷争，加强了该地区的外交活动。结果，一个多级的四国力量平衡看来出现了。

　　唯有将今天的形势同二战前的流行趋势相比较，我们才能理解亚洲革命性变化的范围。在战争以前，亚洲大多数国家被外国列强支配，首先是西方国家，其次是日本，日本在该进程中起来挑战西方并试图征服亚洲大部分地区。

　　欧洲拥有殖民地的国家，特别是英国、法国和荷兰，控制了几乎南亚和东南亚所有地区。（只有泰国在挑起英法纷争的情况下能够保持独立。）虽然初生的民族主义运动在该地区成长但是力量仍然薄弱，不起作用。美国由于美西战争将力量投入了部分该地区，统治了菲律宾群岛；但是其承诺让菲律宾独立，虽然这一承诺还未实现。

　　俄国在整个十九世纪期间平稳向东面扩张，侵犯了中国所有的边境地区，牢牢控制东西伯利亚和加拿大滨海诸省。其向东南亚的扩张行动受到日本的阻挡，但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其共产党政府仍然对中国多个周边地区施加压力，其还试图在多个亚洲国家煽动共产主义革命，但是，除中国之外，二战之前共产主义运动几乎没有成功。

　　中国尽管面临内部腐朽和外部压力，但还能够维持不稳定的独立，且其已经在经历革命性变革的进程中。十九世纪西方的影响，有助于摧毁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帝国制度；在 1911 年满清王朝垮台之后，中国国势衰弱，国家分裂。西方列强和日本在中国争夺势力，并严重损害了其主权。国民党面临来自共产党的严重内部挑战，并自 1937 年以来投入了抗日救亡的战斗中；尽管这样，在二十年代后期上台的国民党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已经开始统一和现代化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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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幸存者】

　　再提供一些资料信息，供好学者参考：

　　《雪人已融--给周梁楷、黄清连的信》

　　逯耀东

　　梁楷、清连弟：

　　在报上看到梁楷的照片与清连的名字。梁楷是高中历史课程纲要小组的召集人，清连是小组的委员。虽然其它小组的成员我也熟，但你们不同，你们不仅是我的学生，而且又是我的弟子。我的学生不少，但弟子却不多，都在你们为纪念我退休和生辰编的《结网编》、《结网二编》中。《结网编》的出版，象征我们近四十年师生的亲密情谊。四十年弹指即过，我们师生情谊越来越深。我们虽然是师生，但情同家人，我视你们如子侄。除了治学，你们的姻缘，一路行来的成功的喜悦和挫折的抑郁，都向我诉说。所以，我们的师生情谊决非泛泛。因此，我必须写这封信给你们。

　　论理说，我的门人弟子掌握了台湾以后的历史解释主导权，我应该高兴，分享你们这份荣耀和喜悦。其实不然。因为一种历史的解释的形成要经过长期的讨论和争鸣。最初中国大陆依附政治形成的五朵红花的历史解释，也是经过他们举国历史学者长期争辩，一直到最后还是有共同的结论，不像你们遵从某人的意旨，闭门造车将历史裁剪得柔肠寸断，然后拼凑起来，就向天下宣告新的历史解释已经形成了。这样不是草率些吗！所以，半年多前高中历史课程问题初起之时，我就认为这是一场闹剧，这场闹剧的结果，使我想起一首儿歌“雪人不见了，雪人不见了，雪人没有手也没有脚，雪人为什么不见了？”我总觉得这场闹剧不会维持太久，所以当问题发生，当时的小组召集人张元从大陆回来，电话问我意见，祇淡淡说：“我真怕你回不来了！”梁楷当时是副召集人，我的态度就不同了，我训了两个多小时。我们多年的师生情谊也就此联络少了。后来想想我当时也许太激动了，但再往深处想，作为历史工作者坚持历史的尊严是必须，也是必要的，这也是我们经常提起的。

　　现在经过你们装饰过的历史拼盘终于端出来了，雪人果然不见了。梁楷说历史家根据证据说话，梁楷教过史学方法，当然知道历史工作者重建过去材料重要。历史工作者根据最接近的材料，重建一个接近事实的过去。但是对于开罗会议的材料依据和解释，竟是根据教育部长杜正胜的“读书笔记”。不知道梁楷说的杜正胜是教育部长或是史学工作者杜正胜。我说的杜正胜，过去曾是一个很勤奋的中国上古社会史的工作者，但不是一个史学家，台湾到目前祇有史学工作者，没有史学家。因为史学家不是将历史作为一种工具，应该有更辽阔的胸襟和对历史怀有更深层的关怀或敬意。我实在不愿意说杜正胜和我是同门，都出自沈刚伯先生门下，因为他根本不了解刚伯先生所说的“量才适性”真意。关于“开罗会议宣言”的根据和解释，根据杜正胜的“读书笔记”呢，梁楷的史学方法教到那里去了！写到这里，徐泓（东吴大学历史系教授）送来一份关于开罗会议宣言资料，包括美国外交档案数据，和日本国会图书馆所藏的档案资料共十八页，关于日本资料是东京大学文化研究所田中明彦研究室所译《英、米、华三国开罗会议宣言》，其第一页就说“日本国应将自清国人盗取之满州，台湾及澎湖归还中华民国。”这是徐泓从网络上取来的，祇花了几分钟的时间，梁楷、清连平常你们很勤快，为什么这次这么懒呢？

　　如果梁楷根据是教育部长杜正胜的“读书笔记”，那又当别论了。虽然梁楷说属西泽的归西泽，属于上帝的归上帝，也就是要维持史学工作者独立的尊严，如果祇是部长的“读书笔记”，那就是遵照长官意志，遵照长官意志就是政治干涉历史了。历史虽然是一个消逝的过去，消逝的过去却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绝不可以被污辱被损害。史学工作者凭借史料，重建一个接近事实的过去，但史料是把两刃的剑，可以东杀也可以西砍，但史学工作者站在中间，绝不能因政治主观意愿评断是非，司马迁写伯夷列传，特别强调伯夷阻武王伐纣的马头，表现对权威的抗拒，最后飘然而去义不食周粟，这是表现对政治的疏离，也就是所谓隐逸，司马迁在绝对政治权威压迫下无处可隐，苟且偷生，他却能以“诗书隐略，遂其志思也，”留下当代的历史，与权威抗衡。

　　你们知道，我也曾卷入政治的漩涡，但终于拔出泥足，自逐于纷纭之外，两袖清风一肩明月，一路阳春教授干到底，如陈寅恪先生所说虽居非驴非马之国，却没有“曲学阿世”。这是我们相处多年，你们深知的。当年编《结网编》，取董仲舒“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之意，祇是如今网已破，雪人也融化，过去的几十年也烟消云散了，我们也在其中，其沉痛可知，思之泫然。但路还是要走下去的。最后，我将自己的座右铭写给你们：“不论受到怎样的摧残和损害，不论被压榨得如何扁平，人就是人，人必须站着走路，因为人是有脊梁的！”

　　夜静更深，意不尽书。

　　　　　　　　　　　　　　　　　　　　　　　　　　耀东草于糊涂斋

　　逯耀东先生简历：

　　逯耀东，男，1933年生于江苏丰县。中国当代著名美食家、史学家，香港新亚书院研究所、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

　　 1957年获台湾大学历史系学士学位。后入香港新亚书院，受学于钱穆、牟润孙、严耕望等名师门下，获哲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助理研究员。

　　 1966年，任教于台湾大学历史系。

　　 1967年，进入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班深造。

　　 1971年，由沈刚伯、李宗侗及姚从吾三人指导，以《魏晋史学的转变及其特色──以杂传为范围所作的分析》论文获博士学位，是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第一位博士。攻读博士期间，曾到日本京都大学京都大学平冈武夫先生研究室做访问研究。

　　 1977年，应聘于香港中文大学。

　　此外，逯耀东还曾任教于台湾辅仁大学、政治大学及东吴大学等校。1998年退休。

　　 1991年，重返台湾大学历史系任教，新开“中国饮食史”课程。

　　 2006年2月13日，不幸以心血管疾病在台湾高雄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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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幸存者】

特别提示：本帖子在 2018-9-15 12:57:25 由用户 白瑞德 编辑过

　　November 13, 2005

　　大海与小水塘-想我唱片的朋友们 ◎ 文／吴鸣原载自由时报

　　原来他看书是用码表计时，坐在书桌前开始看书时启动码表，喝茶、接电话、到冰箱拿食物等细碎动作，均关上码表，

　　继续阅读时才又重新启动。季伦说用这种方式计时阅读，一天读五小时已是筋疲力竭，我想也是。

　　季伦打电话来，说要送我一套唱片，是华格纳(Richard Wagner)的歌剧《崔斯坦与易索德》(Tristan Und Isolde)，我吓了一跳，像他这样的书呆子，手边怎么会有唱片，而且是华格纳的歌剧？

　　初识季伦是在做研究生的时候，彼时适逢杜维运老师在台大历史系客座，开了一门硕、博士班合上的「中国史学史专题」，我因为论文准备做史学史、史学理论方面的题目，每周到台大去听杜老师的课，季伦也在班上。由于我是从政大历史研究所去旁听，总觉得自己是记名弟子，上课讨论时极少发言，不过杜老师对学生倒是一视同仁，不管选不选课，口头报告照样上台，所以我也在课堂上做过一次有关古史辨运动的报告，后来这个报告成为我的硕士论文。关于我和台大历史研究所的渊源，有时真的说不清楚。因为我从来没念过台大，却和前后期念台大历史研究所的同侪关系甚深，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是我的总角至交王健文当时念台大历史研究所，另一个是我的妻子翎君也在那儿念书，大伙儿常一起谈文论史，久之乃熟稔起来，季伦就是这样认识的。

　　季伦是前后期念历史的友朋中，藏书最丰富、知识最广博者，但亦因其孤意与深情，大学念了四所，从世新、辅大、政大到台大，前后不知念了多少年，不过最后终于毕业，还念了研究所。一般人硕士班念个三、四年，季伦念六年；博士班长短难论，但他也不遑多让，八年抗战终厎于成，算一算在台大前后念了十八年，有如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不知道是不是台大历史系的历史纪录？念学位慢不打紧，季伦是连写东西也慢，硕士论文口试后，一家坊间著名的书店有意出版，签了约，等他修订好即可印行，季伦却六年后方始交稿，比对其硕士论文，发现原来他另写了一本书。遇到这样的慢郎中，不只书店急，指导教授也急，就他自己不急，一副悠然自得的模样，令人气煞。不过一个人可以念书念到四十五、六岁，也要有那个命，季伦就是如此，因为他有一个疼他的妻子。季伦嫂在大学教书，让他可以轻松自在地念书，一个学位念了老半天还不完成，季伦嫂也不催他，就这样晃荡晃荡着，悠悠忽忽地拿到学位。但真要说不急，我看亦非全然如此，只是季伦太专注于书中世界，忘了还有现实人生。

　　拿到博士学位以后，理当找事，季伦也不例外。他和一般人一样，听到哪儿有缺就寄履历表过去，不同的是寄出履历后他就不闻不问，亦不请师友代为奔走，天真地以为工作会从天上掉下来。但这是个宣传的时代，寄一本博士论文去应征工作，坦白说没有几个单位会有人仔细阅读的，至多是审查人写些意见，然后就进行投票了。拿到学位的头一年，季伦处处碰壁，只好赋闲在家；第二年依旧投石无路，一位任职中央研究院的好友为他争取了一个博士后研究的缺，暂时衣食无虞。学术界的人都知道，所谓博士后研究就是待业中，因为没有人会做一辈子的博士后研究，虽然从前有人把博士后翻成超博士，亦不过是唬人的幌子罢了。

　　终于还是得找工作，千禧年春天，季伦到我任职的单位应征工作。当我在一迭迭资料中看到他的名字时，真是忧心如捣。因为我在系上只是一名资浅的教员，完全没有力量可以帮忙，至多是投票时支持他罢了。

　　也许是天公疼憨人吧！在赋闲两年之后，季伦找到工作了，和我成为同事，许多关心他的朋友们总算放下心中的大石头。

　　开学后季伦开着他那辆破旧老爷车到学校来，开始他执教鞭的生活，一个大大的黑色书包总是装满了书，也不知他哪来的精神，把一堆书背上背下，后来我才知道他是蚂蚁搬家，把买来的书先搁在研究室，然后分批搬回家。为什么要把买来的书先搁在研究室？直接载回家不就结了？原来他常常一口气买几百本书，整个搬回家妻子不免嘟嘟囔囔(再好的另外一半也无法承受几百本几百本书地买)。平常买个几十本书，对从事学术工作者而言，已经是大手笔了，季伦却是成套成套地买，他在开学后蚂蚁搬家的书，是在一家旧书店觅得的全套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总计有两百多本，每天搬十几本回家，不久也就完工了。对一般家庭而言，忽然多出两百多本书，怎么可能不被发现？不过那得看家里有多少藏书而定；如果家有藏书两千册，两百多本书搬回家当然会被发现；但如果家有藏书五万册，两百多本书湮没在书海中就不易察觉了；季伦刚好就是家有藏书五万册的那种人。

　　家有藏书五万册的人，平常除了看书还是看书，而看书大概是季伦唯一的乐趣。有一回我问季伦他每天看多久的书，季伦说最多五小时，我吓了一跳，原本以为像他这样的藏书家应该成天与书为伍，没想到每天至多不过五小时，后来我才知道他的五小时最少要十小时来完成。原来他看书是用码表计时，坐在书桌前开始看书时启动码表，喝茶、接电话、到冰箱拿食物等细碎动作，均关上码表，继续阅读时才又重新启动。季伦说用这种方式计时阅读，一天读五小时已是筋疲力竭，我想也是。

　　由于沉浸书中世界，季伦对人情世故是很天真的，生活上亦不经心在意。有一回杜维运老师在敦化南路的季园请客，说好六点半开席，季伦接近七点半才满身大汗地走进餐厅，原来他在敦化南路和仁爱路口找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餐厅。或许生活上的迷糊，使他更能进入书中世界，而他的生活亦惟以书为伴。对一个历史工作者而言，阅读永无休止，像季伦这样的爱书人正是如鱼得水。可惜现代学术要求撰写博士论文式的著作，那种繁琐注脚式的写作方式，对大部分学术工作者而言都是苦刑，自从一九九九年英国文人学者伯麟(Isiah Berlin)过世以后，西方最后一个文人学者的传统已戛然而止。至于近百年来努力向西方学习的中国和台湾学术界，文人传统早已陨失殆尽。对大部分学者而言，阅读是至高无上的享受，撰写论文则是一种苦刑。虽然前辈学者严耕望先生在《治史经验谈》书中，强调读写双轨的重要性，但一般历史工作者仍是嗜读多于爱写，像一条条嗜食桑叶而不吐丝的蚕。纵使多产且质精的陈寅恪先生，一辈子写了几百万字著作，仍对撰写学术论文迭有怨言，如果不是他的妻子唐篔鼓励再三，生于同光之际、死做共产之鬼的陈寅恪，那几分遗少的臭脾气，大概也是不肯多写的。同侪中当然有人勤于著作，但惜墨如金者亦复不少，季伦就是其中一位，我常笑他是春蚕不吐丝。史学前辈中最惜墨如金的要算沈刚伯先生，教了一辈子书，似乎只出版了几本数量有限的著作，有一回谈到撰写学术著作的事，他老人家说了一句颇耐人寻味的话：「法国史学家古兰吉(Fustel de Coulanges)的著作够精彩了，难道我们会写的比他好吗？可是古兰吉的著作今天还有多少人读呢？」或许这就是沈刚伯先生吝于执笔属文的缘故吧！

　　食桑之不足，何有暇于吐丝，这是大部分读书人的悲哀。但学术界对研究工作者和大学教员的要求岂容宽待，三年没有论著就会遭到警告，五年没有研究成果可能就得走人，弄得学术工作者惶惶不安，每年挤些成熟或不成熟的论文交差，表示没有停下脚步。然而学术与生产线毕竟不同，并非花了多少时间就会有多少成果，尤其人文学科的学者们，是否写出别具新义的论著往往取决于一念之间，多年食桑，可能仅得一丝。犹忆当日初返校园乞食讲堂时，季伦因到社会科学数据中心找数据过访(当时我的研究室紧邻社会科学资料中心)，我告以站上讲台始知学海无涯，备课五、六小时，常常不到一百分钟就讲完了，看看窗外，实在挤不出东西，只好提早下课。季伦告诉我一位美国史学家的故事，此公年轻时是西部开拓史的明日之星，少作一举成名，然而登上讲台以后却三十年未有新着，和出版社签了许多书约，无一践履，到老年时回顾一生，不禁茫然。有人问他何以致此？此公答曰：「学生以为我是大海，这个舀一瓢水，那个舀一瓢水，其实我只是个小水塘，舀一瓢水我就枯竭见底了，只好再努力积水，好不容易积得些许，学生一杓子又舀干了。」这个故事给了我很大的启示，我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是大海，能是个小水塘于愿以足，如果小水塘还能维持些许可用之水，更要欢欣鼓舞、感谢上苍恩泽了。

　　读书人怕家中藏书太少，贻笑友侪，但书多亦不一定博得美名。友人陈弱水是同侪中的读书种子，加上家学渊源，读书面向甚广，其尊翁即《弘一大师传》的作者陈慧剑，中学时我曾阅此书数过，后来结识弱水，告以乃翁误我半生，我之所以喜爱文学、音乐、艺术，完全是因为弘一大师的缘故，甚至为此亲访虎跑寺，瞻仰弘一大师纪念馆。因与弱水相得，几次欲邀他来家中小聚，均迟迟未敢启口，之所以如此，乃肇因于弱水叙述某次借宿友人家，友人藏书甚丰，但当他想在书架上找一本书上盥洗室阅读时，找了半天居然找不到合适的，最后勉强找到一本《突厥史》解决问题，弱水对这位友人的藏书下了四个字评语「水平不高」。我对弱水说一直不敢请他来的原因就是担心他到时万一找不到可上盥洗室读之书，与人谈起我的藏书，不免用那同样的「水平不高」四个字。为此我与季伦情商，邀弱水来家中小坐时，向季伦借些书来充充场面。季伦则说别害他了，说不定弱水到时候连他一块儿骂，两人乃相视大笑。

　　像这样的书呆子居然送我一套萧提爵士(Sir George Solti)指挥的《崔斯坦与易索德》，宁可不怪？萧提是匈牙利籍的指挥大师，曾长期担任美国芝加哥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他指挥的华格纳歌剧《尼布龙根指环》(Der Ring Des Nibelungen)，是二十世纪的伟大演奏录音之一，各种唱片榜单均列名其上。他的马勒《九大交响曲全集》，是许多发烧友的音响测试片。虽然我从来不喜欢他指挥的马勒交响曲，但华格纳歌剧则是我的首选之一。当年《崔斯坦与易索德》首演时，尼采在歌剧院现场听了大为感动，于是与华格纳结为至交好友。但两人的友谊以音乐始，却亦以音乐终。华格纳歌剧中，除了《尼布龙根指环》外，最著名的三部歌剧都与死亡有关；《漂泊的荷兰人》(Der Fliegende Hollaender)是超人与死亡；《崔斯坦与易索德》是爱情与死亡；《帕西法尔》(Parsifal)是信仰与死亡。描写爱情与死亡的《崔斯坦与易索德》，开启了尼采与华格纳的友谊之门，描写回归基督精神的《帕西法尔》却使尼采与华格纳绝交。对宣布上帝已死的尼采而言，怎能容忍好友华格纳回到上帝的怀抱，于是尼采在给华格纳的绝交信上写道：「没有音乐的人生是一种错误。」

　　我很高兴季伦送我的是《崔斯坦与易索德》而非《帕西法尔》，而且演唱易索德的尼尔森(Birgit Nilsson)，是我极喜欢的瑞典女高音。虽然我手边有福特万格勒(Wilhelm Furtwangler)、贝姆(Karl Boehm)和小克莱巴(Carlos Kleiber)指挥的版本，季伦所赠萧提指挥维也纳歌剧院的录音，正好是我很想聆听的一个版本，弥补了我收藏的一些小小缺憾。

　　有趣的是季伦拥有这套唱片数年，却从未听过，因为他根本没有唱盘，唱片是一位德国友人所赠，拆封之后一直搁在书架上，直到转送给我。我用洗片机将发霉的唱片略事清洗后放到唱盘上，序曲如潮水般一波波涌来，唱片沟纹转出深沈的、生命的原始律动。(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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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幸存者】

　　【47】

　　日本是能够回应十九世纪西方影响的唯一亚洲国家，其不仅能保持国家的独立，而且能进行快速现代化的运动。随着日本工业和军事实力的发展，其首先加入西方列强对亚洲大陆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在 1894-1895 和 1904-1905 年分别打败中国和俄国），随后在 1937 年发起了对中国的大型战争，最终在 1941 年同时挑战在太平洋的美国和东南亚的欧洲列强。

　　日本在该战争中最初的胜利以及最终的失败，从根本上改变了亚洲在 1941 年之前一直存在的特性。事实上，毫不夸张地说，是这场战争诞生了新亚洲。

　　日本在很短的时间内将西方列强赶出亚洲，并控制了从韩国到缅甸的大部分地区，但是到了 1945 年，日本自我毁灭并轰然倒下。在被美军占领之后，日本被迫放弃帝国主义主张，解除武装，退回本土。

　　中国虽然是战胜国，但是这场战争导致国家被严重削弱并产生内部分裂。虽然民族主义政府在美国人的支持下起初有能力重新控制中国的大城市，但是其面临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巨大挑战，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发展了一支以农民为基础的强大革命队伍，并控制了华北农村大部分地区。尽管美国人在调停国共冲突中做了大量努力，但是 1946 年中国还是卷入了公开内战。

　　美国军队是太平洋战争打败日本的主要力量，美国发现，作为亚洲大部分地区的唯一真正力量，其直接卷入了战后形势中。作为日本和南韩的占领者以及中国内战冲突中不成功的调停者，美国深深卷入了亚洲政治事务中。除美国施加影响的地区之外，该地区在很多方面都陷入了权力真空。

　　然而，在太平洋战争快结束时参加太平洋战争的苏联，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将自身投入亚洲的力量平衡中，而且苏联一方面承诺支持中国民族主义政府，另一方面又暗中支持共产党对抗民族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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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幸存者】

　　历史学是个人认识外部世界的重要手段。

　　我不是来这里卖一本书，本书出版的可能性小。其次，更不是为了上百家讲坛，所以呢，很多这里出书的人，教育部官员，高校的历史老师，不要担心，我没抢你们的饭碗。

　　我再强调一遍，这类书籍的读者是面对美国精英学生和读者的，是他们的内部体系，是封闭的，宣扬的就是欧洲中心论，社会达尔文主义，达尔文体系从头讲到尾，“伟大的征服者”就是他们的思想训练。根本就没有关心过中国人的什么汉武帝的感情。从来没有的。正常出版途径，中国人是看不到这类书的，某种意义上讲，我是在盗取火种。

　　说我来洗脑，非常可笑。古人云：从善如流。人都是聪明的，真正缺乏的是信息的透明和资源的共享。看完之后，每个人自己有自己的选择。不是一本书一个学者的意志所能决定的。我顶多是推销，能够洗脑的是教育部和中央电视台，我的帖子点击率并不高，有没人读我是不关心的。如卢梭所言，瘸子不能教别人如何走路，有精神缺陷的人也不适合做进行精神的体操。在斯巴达方阵中，不会把瘸子选进来的。

　　从上面发言看，反对哥伦比亚大学知识的，看来主要有两类人：

　　1. 是担心中国文化受到侵略的。必须告诉你们的事实是，无法吸收外来先进思想和成果的文化，是注定要衰亡的。有人竟然说希腊文明灭亡，非常可笑，希腊文明一直在世界各地得到传承，包括阿拉伯。世界也并不拒绝孔子老庄。文明的真正价值是精神性的，不是以汉武帝的棺木为标志。最好的证明就是上文谈到的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

　　2. 是同权势阶层共谋的传统文人阶层，他们没有资格成为知识分子或公共知识分子，相反，无论自己的知识体系是多么陈旧落后，他们也要发扬螃蟹精神，要不攀爬依附在别人身上，要不拖下来，谁也别想上去。

　　黄光裕的倒台，又是一段反复不断重演的历史，也是对上述两类人很好的证明。一种是极端保守派，一种是鼠目寸光的没有精神性的刘邦刘备式的土匪派。沃尔玛家乐福都不希望有一个强大的对手，但是，在公平贸易条件下，人家根本就不怕你，就是从小有“伟大的征服者”的思想训练。剩下的真正问题所在，看完本书，又是中国历史重演了，很多人自己就可以分析了。无需多说，也无法多说。这跟义和团又有什么不同？人家不费一枪一炮，我们自己就先倒了。又是历史循环问题。

　　人家同情你，同时表明自己的文明和素质是一回事，有没有把你当作对手是另外一回事。

　　我翻了很多西方历史书的，几乎每本书谈到中国时，都很诧异：

　　Why the fate of so many is determined by the decisions of so few?

　　回想阿拉伯阿巴斯王朝，我觉得学习亚里士多德正是时候。

　　我强调的是个人价值的发现，个人尊严的教育。本书并不适合资质一般的人阅读，而是试图寻找和培养三百名斯巴达勇士，英勇抵抗千万波斯大军。希望未来总有一天能解决 Why the fate of so many is determined by the decisions of so few?　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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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幸存者】

　　我是接触外资合资企业一线服务人员，非常清楚外企需要什么人才，中国缺什么人才，中国大学教育的严重缺陷在哪里。

　　虽然我也谈希腊，但我跟大部分右的观点认识不同，中国的失败，是人的失败，而不是制度的失败。就是今天给你美国制度，估计比索马里海盗更糟。因为这里的人，尤其是上层，人人自私，说大话，说闲话。而每个摆地摊的，都跟着易中天做帝王将相梦。

　　真正的精英教育，在信息透明的情况下，应该人人都有机会成长为精英，然后按照个性的不同在不同岗位发挥作用。一个机构一个国家，要从上到下整体素质都高，才有竞争力。

　　中国开放同世界接轨是历史趋势，中国素质最好的学生，都跑欧美去了，留在这片土地的人，如果能跟上时代的趋势，一百年内，才可能接近日本。在公平贸易原则下，目前没有任何一家中国企业能经得起的风雨。像所谓的五百强中石化中石油工行，这些根本不是企业。

　　历史教育，只是我谈的一个方面，后面还要介绍英文教育，欧美的文学，美学，思想，政治，哲学，等等。我只要把他们最好的东西直接翻过来就足够了。

　　这几年毕业的同学，碰到危机不要灰心，挫折更是机遇，跟上国际大潮流是不会错的。其实根本没有所谓的危机，唉，你们是为教育的失败买单者之一而已。找不到工作的同学，不要灰心，到车间网吧什么的先填饱饭，有空读读我的帖子，跟上国际大趋势，机会会给有准备的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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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幸存者】

　　【48】

　　在东南亚，虽然美国履行了其准许菲律宾独立的允诺，但是欧洲列强起初企图建立战前殖民统治的模式。但是他们很快发现，他们无法做到这一点。在战争期间，全亚洲反殖民民族主义运动风起云涌，这些运动的领导人要求立即独立。

　　南亚开展了类似的民族主义运动。到了 1947 年，英国在默然承认这种新力量的情况下，开始准许印度、巴基斯坦和锡兰独立。荷兰和法国更不愿意承认发生的革命性变化，在经历了痛苦的、不成功的殖民冲突之后，他们才开始同意在 1949 年和 1954 年分别撤出印尼和印度支那半岛（日内瓦会议结束了法越冲突，使印度支那半岛陷入分裂；老挝和柬埔寨同越南分裂，越南沿着十七度纬线划分为共产党和非共产党政权。）

　　但是，荷兰和印度支那半岛、法国和越南之间的斗争绝不是让亚洲大部分地区在战后起初时间陷入骚乱的唯一冲突。互相争斗的亚洲领导人和集团之间发生了许多冲突。虽然在新兴国家中民族主义无疑是新的主流社会政治力量，但是共产主义是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共产党企图在许多亚洲国家通过暴力斗争夺权。

　　在中国，在 1946 年内战全面爆发之后，已经控制了农村大部分地区的共产党建立了一个事实上的国中之国，并在满洲和华北很快取得了重大军事胜利。民族主义政权逐步解体，在二战中大伤元气，实力逐步被衰弱，快速走向灭亡。到了 1948 年，在军事力量的对抗中形势转到对共产党有利的一面，到了 1949 年秋，共产党控制了中国大部分地区。蒋介石领导的民族主义者退到台湾，在台湾，他们继续维持着一个敌对政权，直至今天，该政权事实上是一个独立的政权，主张是中国的政府，但是没有收复中国大陆的任何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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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幸存者】

　　作者：最牛B　回复日期：2008-11-25　17:56:58　

　　　　你说的这个没人会相信，如果所有都按欧洲标准来的话，没有那个资本家愿意来中国办厂了，在欧洲就行了，说的象共产主义战士一样！

　　－－－－－－－－－－－－－－－－－－－－－－－－－－－－－－

　　另外透露一个细节，这个欧洲企业生产的产品，在中国算是奢侈品，在中国的售价是欧洲标准，但是在中国市场卖的好，所以他给的起。而麦当劳肯德基，在中国的售价是中国标准。所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现在合资一下，结果当年那些专业扎实，读书努力的，现在一下得到重用，待遇不会输给这几年传说中的金融行业。大家也从最近的网络新闻看到了，三四十岁跳楼的，不少就是金融行业的。

　　合资公司这个专业一向是冷门专业的，其实到现在还是冷门专业。不过，却是历史悠久的专业。当然，如果没有地方垄断，估计整个市场都是这个欧洲公司的了。那肯定是热门专业。

　　其实专业的差距，从人的一生来说，差距不会大，真正的差距是人，没有良好的人的教育，大学教育短视，什么专业热门开什么，死的最后肯定是学生。

　　如果有谁填志愿，需要建议的话，我能建议的，就是选那些历史悠久的专业特别是理工类，越新潮的专业，越要慎重。

　　中国从教育机构，百家讲坛，电影电视，海事局官员，黄光裕，都在做帝王梦，但是，这不过是帝王思想的回光返照而已。

　　黄光裕摆地摊到暴富啊，易中天式的权谋术帝王梦，这些，是中国思想的千年糟粕，意味着黑暗；

　　人有精神性，光明磊落，有尊严的渡过一生，才是人走的光明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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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幸存者】

　　作者：连殳yu　回复日期：2008-11-27　15:36:09　

　　　　此文，（指《哥伦比亚大学版世界史》中国部分）写法与观点还是比较清晰的，但是读过之后，感觉似乎依然未能超出费正清的研究成果的水平。看来，费氏的中国史研究一时间还无人能超越啊！不知译者以为如何？

　　－－－－－－－－－－－－－－－－－－－－－－－－－－－－

　　有一点你们可能误会了，我做的是基础工作，有的对象也误会了，比如向一个历史系教授传播遗传学的思想，是没必要把最新的遗传学研究成果搬出来的。普通人是不会花心思去研究什么历史学术著作的，也没有这个能力。真正的历史学者知道我在讲什么，在做什么。

　　少数历史著作是有思想性的，有的还是文化标签，作者首先有第一流的文笔，其次才是历史学家的身份。司马迁，希罗多德，爱德华吉本，冯兰克，等等等等。

　　20 世纪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伯里在其所注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序言中指出：

　　“吉本在许多细节和若干知识部门中已经落后于时代，这一点只意味着我们的父辈和我们自身不是生活在一个完全无所作为的世界里。但是在主要的问题上，他仍然是我们的超越时代的老师。对于那些使他摆脱历史家的共同命运的明显特点，诸如伴随时代前进的大胆而准确的尺度，正确的眼光，周密的布局，审慎的判断与适时的怀疑，为自己始终如一的态度做出的堪称不朽的掩饰等，是无庸细述的。”

　　我开篇讲的就是传播，默认对象是那些一直在背诵阶级斗争的中国学生。毫无疑问，对于那些好学深思的学生，这无疑会影响到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和判断，使他们处于一种严肃的思考状态。通过优秀历史作品的阅读，对世界有个全局的眼光，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个良好的反省。

　　四十位哥伦比亚大学第一流的学者，完全可以胜任这一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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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幸存者】

　　【49】

　　1949 年 10 月，共产党在北京建立了一个新政权，由毛泽东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该政权随后立即同其他共产国家建立关系（除南斯拉夫之外），并于 1950 年 2 月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按照毛的说法，是“一边倒”。该政策涉及的中国整个国际立场的新的根本性调整，不仅对亚洲，对整个世界平衡都有重大和直接影响。

　　在同一时期，亚洲其他许多地区的共产党挑战新的非共民族主义领导者，并设法谋权。事实上，在 1948 年期间，在南亚和东南亚大部分地区——印尼、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和印度以及印度支那半岛，在苏联的鼓励下，共产暴动爆发或加剧。中国共产政权在建立之后，给这些暴动予以强烈的道义支持。

　　一段时期以来，共产党威胁要颠覆许多非共产政权，但后来很明显，大多数共产党没有足够的支持力量获得成功。只有在印度支那半岛共产党才能够夺取民族主义政府的重要地区。而在其他地方，武装斗争最终失败，到了 1950-1951 年，许多亚洲国家的共产党转向了更不暴力的策略。

　　基于宗教和其他文化差异而产生的团体内斗，也在亚洲的许多地区造成骚乱。国家的独立，并不自动产生新国家的团结一致、国家建设问题的解决和消除根深蒂固的内部或外部冲突。最严重的团体冲突是在 1947 年独立时期，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印度教和穆斯林之间爆发的。其留下的痛苦导致该地区的紧张关系一直持续到今天。

　　在以不稳定为特征的战后早期的新亚洲和在欧洲已经开始的共产和非共产国家之间的冷战的背景下，1949 年一个强有力的共产主义军事政权在中国的建立，该政权同苏联的结盟并公开宣布信仰世界范围内的革命，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被许多非共产国家感觉到的亚洲的新威胁感随后被放大，在 1950 年的中期，在苏联的支持下，共产党北韩向南韩发起攻击。

　　韩国战争是亚洲战后历史的主要转折点。在 1949 年和 1950 年早期，美国显露出要把力量从亚洲大陆事务中脱离出来的迹象。美国已经退出了台湾中国民族主义政权的防御事务，“静观其变”(letting the dust settle)，很明显是在为最终承认新的中国共产党政权做准备。

　　韩国战争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情况。不但美国而且其他联合国部队也加入了保卫南韩的战斗中；华盛顿还宣布了其“瘫痪”台湾海峡武力 (neutralize) 的意图，从而阻止了共产党接管台湾和防止美国部队再次介入中国人的冲突。这样，在 1950 年后期中国共产党部队跨过鸭绿江之后，在韩国的主要战斗是发生在中国部队和美国部队之间。

　　韩战激起美国重新武装并在亚洲开始建立军事同盟网络，旨在“遏制”中国，阻止共产党统治或势力的进一步扩张。1951 年和 1954 年期间美国和日本、菲律宾、南韩、民族主义中国政权签署了许多军事协定（1951 年还同日本签署了一份和平条约，没有中国人的参与），1954 年一个多边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建立，成员包括泰国、菲律宾、巴基斯坦、英国、新西兰、法国以及美国。

　　该战争还导致了美国和共产中国之间相互的怀疑和敌意传统。美国逐步形成了一个针对北京的“压力和外交孤立”政策，该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不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反对其在联合国的席位，对大陆中国实施一切贸易禁运，反对同该政权的其他联系方式，在 1953 年一项停战协定使韩国战争休止之后的很长时间内，这一切内容都一直存在。

　　然而，只有少数亚洲国家有意加入美国反共军事同盟或孤立共产中国的行动中。大部分亚洲国家，特别是南亚和东南亚，一部分考虑到残余的反殖民情绪导致的对美国动机的怀疑，一部分考虑到对作为亚洲人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的同情，一部分考虑到其自身内部问题是当务之急，选择采取中立主义或不结盟的姿态。

　　1953 年韩国停战协定的签署，并没有使亚洲国际危机结束。随后人们的注意力很快转到了印度支那半岛，这里法国和共产党领导的越盟（在胡志明领导下）之间的战争加剧。美国和中国共产党分别加强了对参战者的支持。但是，1954 年当战斗达到高峰时，各方主要的参战者同意谈判。同年日内瓦会议召开，产生了一份临时和解协定，就像韩国的那份一样，和解协定停止了战斗，但未能产生一份可行的政治协议或使该国统一。

　　在 1954 年后期和 1955 年早期，共产党中国突然发起了另一场危机，对中国海岸边民族主义者控制的近海岛屿发起密集的轰炸。当美国以加强对民族主义者的防御支持进行回应时，这场危机逐渐消退。

　　1955 年亚洲的气氛急剧变化，当历史性的万隆会议在印尼召开，预示着各方紧张关系缓和，中国的共产党政策更温和，亚洲和其他非西方国家加强了合作的努力。亚非 29 个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参加了这次会议，本次会议北京的周恩来和印度的尼赫鲁扮演了主要角色。该会议令人瞩目，是新国家在世界事务的重要性上升的标志，但这次会议并没有产生真正的团结。事实上，十年后各方试图再次召开第二次的类似会议，结果失败。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早期国际危机几乎不断，使亚洲国家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似乎这是该地区的世界形象，但是在该阶段亚洲国家最重要的发展是在其内部，而非其外部关系。在共产和非共产国家努力进行现代化和促进经济增长时，重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正在进行。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在掌权的起初几年，能够以令人惊叹的速度统一国家的大部分地区并建立起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机器。他们还实施国内社会革命运动，重建其继承的经济。随后在 1953 年，他们以斯大林在苏联的计划为榜样，发起了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的口号下，他们将农业集体化，将工业和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进入了相当快速的增长过程。综合各个因素考虑，这是中国重要的经济成就时期，在这个时期，经济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6-8%（国民生产总值），工业产量增加一倍以上。

　　然而，一些严重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因为农业产量滞后，人口剧增。中国共产党转向激进的新政策：在农村建立公社，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进行劳动力总动员进行“大跃进”。在 1959-1961 年期间这些政策的失败产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使中国的发展计划倒退了若干年，使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模式”黯然失色，这种模式在“大跃进”之前对许多亚洲国家的领导人有重大影响。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相比较，六十年代中国在经济方面几乎毫无成就。

　　在整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期间，共产中国还举国进行无数的“群众运动”，旨在对群众进行再次的思想灌输，重组社会。在“大跃进”危机之后这些运动松弛了，但在 1962 年后新的运动又发起了，导致了 1966 年大规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党主席毛泽东在中国部队的一些领导者包括国防部长林彪的支持下，动员国家的青年人加入红卫兵，同革命的“腐蚀”做斗争，攻击党和政府机关。随着形势的进展，该运动破坏了该政权领导者的团结并发展成为重大的权力斗争。毛清洗了该政权很大部分的最高党政领导人，军队不得不介入接管该国家。在 1969 年早期第九次党代会召开后，开始了重新统一受到严重破坏的社会和重建党的工作，但是进展缓慢。

　　尽管共产中国的军事部署和国际影响力不断增长，但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共产中国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均遭遇重大挫折。1957 年末共产中国放弃了“万隆时期”的温和，再次重新强调了革命好战主义，于 1958 年突然发起了近海岛屿危机，1959 年和 1962 年同印度发生了边境冲突，对其周边许多国家再次施加压力。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期间，中苏关系严重恶化，原因不仅因为两国意识形态问题以及关于国际战略的根本差异（包括对美政策），还有两国之间国家利益的严重冲突。在中国人看来，在第二次近海岛屿危机和同印度的边境冲突问题上，莫斯科没有给予北京充分支持，而且，据中国人声称，莫斯科违背其承诺支持北京发展核武器的计划。1960 年两国发生激烈辩论。1963 年苏联同美国签署了核试验有限禁止条约，到了这一年，中国人与俄国人不再合作，反而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不发达国家中进行激烈竞争。中苏关系的恶化对世界力量均势有重大影响，就像十多年以前中苏结盟产生的影响一样。到了 1969 年两国关系紧张到了边境事件导致战争一触即发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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