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烛光生存狂]-【翻译】巨人之间的碰撞：红军靠什么阻止了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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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军计划

尽管红军和红空军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苏联军事计划制订者们仍然希望能在第聂伯河一线之前阻止德军所有攻势，然后迅速转入战略反攻。

1940年7月，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批准了华西列夫斯基少将的作战计划。华西列夫斯基的计划认为进攻由德军发起，并得到意大利、芬兰、罗马尼亚（可能还有匈牙利和日本）的支援。敌军共计有270个师，其中233个师集中在苏联的新西部国境线上。华西列夫斯基认为德军的主力——123个步兵师和10个装甲师——将集中在普里皮亚季沼泽的北部，目标是明斯克、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方向。因此他计划将红军主力部署在这一地区。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可能预感到斯大林会不喜欢这份计划，因而将其驳回。1940年8月梅列茨科夫当总参谋长时又让华西列夫斯基和总参的其他人一起制订新方案。第二份草案有两个备案，根据政治形势决定到底将苏军主力部署在普里皮亚季沼泽的北部还是南部。10月5日，斯大林复核了这份草案，他没有公开反对北部方案，但是作了备注，指出希特勒最可能的目标是乌克兰的粮食和顿巴斯的煤及其他矿产资源。据此，总参做好了新计划并在1940年10月14日得到批准，该计划将部队重点集中到西南方向上。

经过少量修改，该计划就成了41号动员计划（MP-41）的基础。

41号动员计划将171个师沿新国境线放到3条连续带上，或者说战役梯队。第一梯队作为轻型的掩护部队，其57个师中每个师都有高达70公里的国境线要防守。另外两个梯队集中了更庞大的部队，各有52个和62个步兵师，俄罗斯欧洲部分的20个机械化军的绝大部分也部署其中。所有上述部队平时隶属于苏联西部的各军区管理；一旦战事爆发，各军区改组为5个集团军群司令部，名为“方面军”。这些方面军是基于和平时期体制因而并不能直接对应德军的3个集团军群。例如，列宁格勒军区改组为北方面军，既要防御北面的芬兰人也要防御西面的德国北方集团军群。

在前方的这5个方面军后方，一个由5个野战集团军组成的完全独立的集群正在组建最初3条地带之后的第二战略梯队。这个预备队方面军集结在第聂伯河和德维纳河一线。其部署方式是苏联典型的大纵深梯次配置，事实上在战前德国情报机关对此一无所知。预备队方面军和前沿部队的主力直到4月末才开始向前部署。加上其他诸多因素，6月22日德军的进攻恰好把转型期的苏军逮个正着。

苏联防御者们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不仅将部队部署得过于靠前而且希望敌军主攻方向在普里皮亚季沼泽南面。1960年代，当将所有失败都归咎于斯大林成为时髦的时候，很多回忆录都宣称斯大林驳回了其军事顾问的正确建议。但是，从长远看来，斯大林坚信希特勒对经济资源更感兴趣的看法是正确的。他的指挥员们显然也赞成他的决定，因为他们期望可以用西南方向的部队反击北面入侵德军的侧翼。甚至朱可夫1941年2月担任总参谋长之后也没改变这一观念。这样，红军错误地将其主力集中在西南方向，而德军机械化部队主力进攻地点在北面。

在局势日益紧张的1941年，朱可夫试图说服斯大林发动一次先发制人的进攻，这位新任的总参谋长写了一份《1941年5月15日，给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关于苏联武装力量的战略部署计划的报告》，并说服铁木辛哥也在这份文件上署名。在这份手写的建议书中，朱可夫主张用152个师立即对在波兰展开的100个德军师发起进攻。西南方面军将穿过波兰南部将德国与其南方盟友分割开，西方面军对付德军主力并占领华沙。但当时红军面临诸多问题，这样一次进攻简直是铤而走险的赌博。斯大林忽略朱可夫的建议大概是有道理的。

迹象和预警

关于1941年德军进攻为什么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政治和军事突然性仍然有一些疑问。事后看来，当时已经有大量的战争即将爆发的迹象。瑞典铁路工人中的共产主义者、波兰的抵抗战士和很多特工都报告了东线有大量部队在集结。德国高空侦察机超过300次地到苏联境内侦察，但只招来不停的外交抗议而很少采取防御行动。1941年春，德国情报人员和德国支持的乌克兰游击队频繁出没于苏联西部。从6月16日起，位于莫斯科的德国大使馆撤出了所有不必要的人员，到6月21日，在苏联控制的港口内已无一艘德国商船。

乍一看，人们很容易赞同斯大林的顽固不化要为苏军的惨败负责的标准解释。他也常常被拿来当作“因为怀疑对手进攻企图就无视敌人有能力进攻的迹象的领导人”的范例。无疑，斯大林在幻想将战争推迟至少一年以完成对武装力量的重组这个问题上是有罪的。他在整个1941年春都在疯狂地工作，在尝试将不可避免的对抗推迟的同时，拼命地试图改善苏联的防御态势。

斯大林不愿相信德国会立刻发起进攻还有其他几个原因。首先，苏联担心德国的其他敌人——尤其是英国和波兰抵抗力量——为了将莫斯科拉下水而提供假情报。其次，苏联领导人关心的是前线过分的部队集结和战备会激怒希特勒，要么发生意外要么授人以口实，结果招来德国人的有限反应，比如要求占领边境上的一块土地或者要求更多的经济援助。毕竟，斯大林并不是第一个看不清希特勒真面目的领导人，他相信希特勒足够理智，不会在西线没击败英国人的时候又在东线惹事。当然希特勒个人的逻辑倒是别有一番弯弯绕——他必须打垮苏联才能绝了英国人的最后希望。

苏联人害怕激怒一个理智的德国（或者是被激怒），这就足以解释为什么他们不断签署禁止苏军向甚至是明显侵犯边境的人员和侦察机开火的命令。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苏联人仍然谨慎地履行现有的苏德经济合同。斯大林显然希望通过向希特勒提供对德国经济十分重要的稀有金属来消除其立即开战的动机之一。这样，在德国入侵前的18个月里，苏联想德国输送了200万吨石油产品、14万吨锰、2.6万吨铬和大量其他物资。直到德国攻击前的一小时之前，最后一列货运列车仍然越过边境向德国境内隆隆驶去。

苏联情报机构没能料到希特勒的计划还有体制上的原因。大清洗既毁掉了军事指挥体系也毁掉了苏联的情报工作无法开展。只有军事情报机构“格鲁乌”（总参情报局）基本上没被碰过。总参情报总部部长菲利普·伊万诺维奇·戈利科夫中将（F. I. Golikov）显然被德国人骗了。确实，戈利科夫汇报了德国战备的迹象，但是他给这些报告都打上问号，同时还强调德国一直保持克制的情况。其他的情报官员更是因为害怕惹恼斯大林或希特勒，因而在其报告中倾向于否定战争爆发的可能性。

德国人的欺骗行动进一步迷惑了苏联人。首先，原先计划的登陆英国的“海狮”行动作为巴巴罗萨行动的掩护二继续进行。德国最高统帅部偷偷告诉苏联人东线集结的部队实际上是为了迷惑英国情报机构，德军需要在远离英国轰炸机和侦察机作战半径以外的地方为海狮计划做准备。在1941年6月某期报纸上，宣传部长戈培尔无意间“泄露”了即将登陆英国的消息。然后戈培尔大张旗鼓地回收了所有已发行的报纸，并且把自己搞得看上去像是因“过失”而失宠的样子。

希特勒指示德军摆出一副防御苏联进攻的架势，这让苏联人更加不敢放手调动部队。其他大量假情报显示德军下一步目标由瑞典转移到直布罗陀。然后，1941年5月，德国外交部和最高统帅部鼓动散布谣言说柏林可能会要求改变对苏联的政策和经济需求。这让很多苏联指挥员相信开战前德国人会发出最后通牒或者其他外交预警。

德军1941年四五月份入侵南斯拉夫和希腊也掩盖了巴巴罗萨行动。这次入侵不仅使得德军集结于东线看上去合情合理，而且也确实延迟了入侵苏联的行动。这样，那些正确报告了原定于1941年5月15日进攻的特工们在这一天平安无事度过后顿时名誉扫地。到6月末，如此多的预警都被证明是错误的，因此再也没有什么能打动斯大林和他的顾问们的情报了。

综合看来，苏联在战略上感到震惊就是十分可理解的了。要在一大堆自相矛盾的情报中判断出即将到来的威胁是非常困难的。6月21日深夜，斯大林同意向他的司令员们发出一份模糊的预警消息。不幸的是，由于通信系统过于老旧，很多司令部没能在德军进攻前收到消息。只有敖德萨军区的海军基地做好了充分的战斗准备。

一些司令员冒着惹恼斯大林的风险采取了自己的预防措施。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基尔波诺斯上将（M. P. Kirponos）一直与内务人民委员部边防部队保持紧密联系，并在德军集结于边境线时就向自己的部队发出了警报。但这样的主动性只是个例外，大多数人还是循规蹈矩。

事后看来，苏联最大的失败既不是让德军达成了战略突然性也不是让其达成战术突然性，而是体制上的突然性。1941年6月，红军和空军正处于过渡阶段，正忙于改革组织、更换领导、更新装备、改换训练方法、调整部队部署和修改防御计划。假设希特勒在四年前或者哪怕是一年后发动战争，那么德国国防军就很难与苏联武装力量相抗衡了。不管是出于自信还是直觉，这位德国独裁者选择了一个最恰当的时机，他自己的武装力量仍然接近巅峰状态，而他的头号大敌却处于最虚弱的时候。这一体制上的突然性才是导致苏军1941年惨败的最重要因素。

结论

对苏联人来说，1930年代开始充满了希望，后来却饱经挫折。苏联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来自西面的德国和来自东面的日本的政治军事威胁，而西方列强对此却无动于衷。苏联感觉在国际舞台上被孤立了。外交上，莫斯科积极推动全球裁军，而在国内却实施军队改革、推进国防现代化、努力扩张军事力量。1930年代初苏联就有了先进的战略战役战术理论构想，1935年以后又伴随着武装力量的稳步扩张，这一扩张势头直到1941年6月都未减弱。这种和平时期的动员使得苏联武装力量成为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

但规模并不意味着能力。苏联人所谓的“内部矛盾”对苏军的发展起到了反作用并且削弱了苏维埃政权反抗外部矛盾的能力。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斯大林的偏执狂，这使他扼杀了军内的创新想法，无情地让军人们都屈从于他的意志。接下来旨在摧毁红军大脑的大放血摧垮了红军的士气，扑灭了了独创思想的火花，整个军队已经外强中干，苦酒已经酿成。

比较不明显的是苏维埃政权固有的政治矛盾。无产阶级专政在国际政治中倾向于使用暴力，也鼓励其军事领导人用科学方法研究战争，发明先进的军事理论来为权力无边的国家服务。然而由于要求军官团向党（因此也就是向国家）低三下四地顺从，就造成了军官团被动接受了之后的大放血。正如政治领导人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N. I. Bukharin）承认对自己错误的叛国罪指控，是为了“更大的好”一样，那些军事领导人要么助长了斯大林的臆想，要么就是死于此。

这些矛盾削弱了红军保家卫国的能力，也宣布了改革尝试的失败。到最后，只有战争中前所未有的危机和可耻的失败才能推动成功的改革。对于被阉割了的军官团来说值得骄傲的是，当失败降临时，幸存的军官们从1930年代初的启蒙日子里得到了足够的遗产来解决体制问题，也将领导红军走向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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