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烛光生存狂]-将错就错施耐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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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幸存者】

前两天老萨写了篇东西，拿了我的名头作形容词，可惜记错了我在职公司的名字，以后去日本旅游得让他请吃饭。不过这记错名字的事情，这也不能怪老萨，施耐德、施罗德、施乐福这几个名字忒象，很容易记混。当时我回帖提醒更正，略说了几句施耐德公司的历史，后来发完帖子以后，觉得不如借这个机会把这公司的历史八卦一下，聊为一乐。施耐德好歹也是家老牌资本主义公司，近两百年历史，与西门子、克虏伯之类的公司起名，里面还是着实有些有趣的段子可挖的。

（一）正本清源说名字

先从名字说起。

施耐德电气的正式名字叫做Schneider Electric。

施耐德（SCHNEIDER）是德文，意思是“裁缝”。这个姓氏在德国是个大俗名，往柏林扔块砖头砸死五个人，三个汉斯，还有两个施耐德。德国叫施耐德公司的，没有一千，也有八百。所以我们给客户一递名片，对方第一个反应往往是：“你们是德国公司吧？”第二个反应是：“你们是作光学镜头的吧？”

我们只能耐着心解释：“我们真不是德国施耐德的，我们是法国施耐德的；我们是作电气的，不是卖镜头的。”

因为这个大俗名，还闹出过许多尴尬。前些年我们公司人事在面试的时候，来了一个小伙子。面试官先问了个几个普通问题，然后问：“你对我们公司有什么了解？”小伙子眼珠一转，开始大谈中国企业走向海外，面试官听着不对劲，连忙拦住他：“你这说什么呢？”小伙子还挺委屈，反问了一句：“你们不是才被TCL收购吗？”噎得面试官一楞。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俩人沟通了半天才搞明白，原来在同一年，中国TCL收购了一家叫德国施耐德的电器制造商，“电器”与“电气”之间只差一字，而且媒体只提施耐德三字，也不表明国别，以致那小伙子以为自己来国企面试。面试官也委屈，施耐德电气全球营业额一年一百多亿欧元上下，不至于被TCL给吃了吧。

施耐德这名字的中译也是个头疼事。公司营业执照上把Schneider翻译成“施耐德”，因此公司规定所有相关的发票、文件、宣传资料，都必须统一用这三个汉字，不能错。这个规定在内部执行的很好，可一到外面就乱套了。跟公司接触的单位五花八门，经常一耳朵听错，信手写成施奈德、史耐德什么的；还有国际政治学的不错的人，给错写成施罗德……最离谱的是曾经有一次公司在某大酒店办活动，酒店那边有位负责接待的大侠，估计是错把Schneider错看成了Schindler了，大笔一挥，在告示牌上唰唰唰写下“辛得勒”三个大字。这个错误幸亏被及时纠正，否则真帖出来一份“辛得勒客户名单”，还不得吓死几口子。

这种误会闹得多了，现在公司里的职员早已经训练有素，每次让别人写公司名字的时候，都彬彬有礼地提醒：“你好，我是法国施耐德电气的，对，施耐是施耐庵的施耐，德是道德的德。”去年反法情绪高涨的时候，员工之间互相解嘲说：“我们可不是法企，我们的创始人是施耐庵，我们也算民族企业。”

不知竞争对手西门子，是否说过“我们是德国西门子公司，西门是西门庆的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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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打虎亲兄弟

施耐德公司的创始人当然不是施耐庵，而是一对法国兄弟。哥哥叫阿道夫（Adolphe）施耐德，弟弟叫做欧仁（Eugène）施耐德。这对兄弟出身于施耐德家族，这个家族祖上是从普鲁士移民到法国的，世代经营银行业，虽然不是什么名门，好歹是个大族，无论政权更迭，这家族在巴黎高层一直有着不错的关系。

这样的家族，一般就应该一边营造政府高层的关系，一边拓展金融方面的业务，就象是赫赫有名的罗德斯柴德家族那么干。但施耐德家族传到阿道夫和欧仁兄弟俩这一代，却出现了变化。

大哥阿道夫自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继承了家业以后，坚守着银行业这一亩三分地，在巴黎混得风生水起，为人所称道。可他弟弟欧仁的名声，却比他哥哥差远了。这位欧仁少爷对银行业和政治不感兴趣，放着正经的马术、剑术、宫廷礼仪和文学之类的贵族科目不学，却整天泡在车间和作坊里，对炼钢和炼铁乐此不疲。

发明家那时候在法国名声并不好，如富尔敦这等高人，都被拿破仑当成是江湖骗子轰去了美国，遑论别人。于是大家都觉得阿道夫不错，欧仁就是一个兴趣古怪的纨绔子弟。好在阿道夫对他这个弟弟十分关爱，非但不阻止他的这种爱好，还经常资助他的研究。

1836年凯旋门落成，全巴黎的人都跑去看热闹。而欧仁施耐德却悄悄离开巴黎，不动声色地出现在了法国东部地区的一个叫乐魁索的小镇（Creusot）上。乐魁索小镇是个历史悠久的工业小镇，附近生产铁矿与煤矿，储量很高，只是产量不大，当地还有几家小炼铁厂和铸造厂。事实上，这里的炼铁厂是欧洲最早的几家钢铁作坊之一，Creusot这个名字，本意就是坩埚。

乐魁索的地理位置很好。这里北有巴黎、南接里昂、东邻第戎，距离这三大城市都很近，而且左右两侧是索姆河和卢瓦尔河，水运极为便利。欧仁考察了一圈，觉得非常满意，回到巴黎跟大哥汇报了一下。阿道夫当即拍出一大笔钱，把乐魁索的煤矿、铁矿以及附属的厂子一口气都买了下来。甚至还买下附近一座叫Verrerie的城堡作为施耐德家族在当地的总部。

这个大手笔让家族十分震惊，没人知道为什么一贯精明的阿道夫为何要把钱砸到这么一个穷乡僻壤来。直到阿道夫宣布成立施耐德-施耐德-乐魁索公司，由欧仁担任总经理，所有人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是打算开冶炼厂作实业了。

当时搅炼法刚刚付诸应用没几年，距离转炉炼钢法和蓄热室的发明还有二十多年，钢铁冶炼的效率和产量，还远不能满足日益高涨的工业革命需求。可大多数人还处于蒙昧状态，对这个巨大的商机浑然不觉。只有一些走在时代前面的人已经开始敏锐地觉察到冶金行业的远大前景，自幼就浸淫其中的欧仁施耐德对钢铁的威力深谙于心，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有了施耐德家族的资金作后盾，欧仁开始大张旗鼓地在欧洲、美国各地招兵买马——据说连James Nasmyth（早期蒸汽锤的发明者）都曾经来厂子里呆过。不过他们招徕的人才里，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叫做Francois Bourdon的美国人。这个四十多岁的美国人在机械方面是一把好手，而且精力旺盛，思维敏锐。施耐德兄弟先后数次邀请，花了重金才把他礼聘到了乐魁索公司。伯顿来到乐魁索公司以后，一头扎进了施耐德兄弟事先给他准备的车间，整天深居寡出。

伯顿大牛不负众望，不过两年时间，一则爆炸性的消息从乐魁索传遍了全国：一台巨大的钢铁怪物诞生了！

大为震惊的政治家、军人、记者和附近的民众纷纷涌向乐魁索公司的工厂，在那里的车间里，他们看到了伯顿趾高气扬地站在一台蒸气机车头上，冲大家挥动着帽子。

自从1814年英国人年英国人史蒂文生发明了蒸汽机车以后，铁路正式进入人类文明。法国虽然也很快开始铺设铁路网络，但是蒸气机车却必须要从英国进口，这对于刚刚经历过拿破仑时代的法国人来说，自尊心多少有些受损。国产火车的呼声逐渐高涨。欧仁施耐德正是看准了这一点，他不仅仅只是满足于钢铁冶炼和初级加工，而是从一开始就把乐魁索公司的定位设为冶炼和制造双头并进。

尽管这个火车头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毕竟是第一台零件与组装完全国产化了的蒸气机车——第一台在法国领土上驰骋的法国火车。这一成功震撼了整个法国，爱国的法国人毫不吝惜地把赞美献给施耐德兄弟。乐魁索公司和施耐德兄弟也因此而名声大振。因为这一功绩，欧仁施耐德还被授予了法国荣誉勋位（Légion d'honneur）。

这一成就大大地刺激了法国的铁路建设。整个法兰西每一个城镇都要求铺设铁路，每一个外省都急于要用这种崭新的交通方式与巴黎建立联系。整个法国五十四万平方公里的广阔领土上，蓝图上的铁路已经稠密如蜘蛛网。欧仁施耐德不失时机地宣布，与蒸汽机车同时推出的，还有施耐德生产的铁轨与相关的制件、技术。

大家都知道，卖元件不算什么，卖解决方案才是最赚钱的。

而这一次可是赚大了，业务量猛增，订单如雪片一样飞入施耐德的工厂，利润也是节节攀高。不出三年，施耐德家族就收回了投资，乐魁索工厂甚至成了整个家族的龙头企业，开始了从银行业到工业的转型。

没人再敢小瞧欧仁的头脑了，阿道夫更是得意非凡。靠着

欧仁本人雄心勃勃，和伯顿继续投入研发工作，次年在伯顿的主持下，法国第一艘蒸汽机船也在此诞生，从塞纳河顺流直上，一路开去了巴黎。

但施耐德-乐魁索公司在工业史上最大的成就，还是这位伯顿在1843年改良的蒸汽锤。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发明，尽管在这之前早有英国人在1841年提出蒸汽锤的工作原理，也造出了几台实验型的机械出来，但第一款真正成熟的、可投入实际应用的蒸汽锤，则是由伯顿率领着工厂技术班子开发出的乐魁索汽锤。

蒸汽锤的应用，一口气将施耐德－乐魁索工厂的生产效率提高了十倍。这种效率让全欧洲的同行都瞠目惊舌，纷纷改弦易张，也在自己的工厂里安装各种型号的汽锤。在1843年到1867年之间，乐魁索公司一共生产了110个蒸汽锤，其中26个保留在了自己的工厂里，其他则卖去了欧洲各处。这个成就，惹怒了德国的一位老对手——克虏伯工厂。

钢铁行业一向是克虏伯的传统领地，如今施耐德-乐魁索公司居然靠着汽锤和蒸汽机车夺得头筹，他们心中自然不甘。德国人的思维很简单，你不是牛吗？我就要在你最牛的领域彻底击败你。

于是两位冤家象是斗气一样，互相憋着一口气，变着法子造更重更大的蒸汽锤出来气死对方——这对于全欧洲的用户是好事，反正如今火炮口径越做越大，装甲越造越厚，这么多重锤绝不浪费。

1861年，克虏伯公司郑重向外界宣布，他们成功地造出了一个名字叫“Fritz”超级汽锤，高达50吨级！这个记录让法国人吃憋了足足16年，一直到欧仁去世后的第三年，施耐德-乐魁索公司总算出了一口恶气，宣布一个80-100吨级的蒸汽锤在乐魁索工厂内落成。为了庆祝这个气死德国佬的成就，施耐德公司还特意作了一个木制的1：1模型，在1878年的巴黎万国博览会上好生炫耀了一圈。

这个记录一直到1891年才被一家美国公司打破——125吨级。然后喜欢热闹的美国人也造了一个木制模型，在1893年在芝加哥的哥伦比亚博览会上展出。人类爱炫耀的本性，真是到哪里都改不了。

施耐德的这个超级大汽锤一直用到了1930年退役，之后被当作纪念碑搁在工厂里，到了1969年才被彻底拆除，成为了施耐德公司早期发展的一个见证。

总之就在你追我赶之中，让克罗索公司平步青云。施耐德兄弟借机把整个公司的业务拓展到钢铁、重工业、铁路与造船业，凭借自身技术优势傲视同行。1889年落成的埃菲尔铁塔，所有的钢铁制件，都是在施耐德-乐魁索的工厂里造出来的。因为这一贡献，欧仁施耐德也获得了一项比法国荣誉勋位还要光荣的荣誉——他的名字和其他七十一位科学家的名字被刻在了埃菲尔铁塔之上，至今仍在。

而在施耐德工厂的带动下，克罗索从一个静谧安宁的小镇变成了热闹、嘈杂、到处都是工人和商贩的现代工业城，整个克罗索小镇的人口从1846年的6000人增加到1872年的22，000人，其中一半人都在施耐德工厂相关。施耐德家族一度占有了法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钢铁、冶金以及铁路市场，成为这一领域的大托拉斯。

福兮，祸之所伏，很快施耐德就要面临他们的第一次危机，而能够拯救这次危机的，不再是阿道夫、欧仁这对打虎的施耐德亲兄弟，而是欧仁的儿子——亨利施耐德——这次，就要看上阵的父子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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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阵父子兵

无论作生意还是打仗，都得讲究三件事：天时、地利与人和。

对施耐德公司来说，天时就是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大潮，那个时代，雨后春笋般涌出的工厂、铁路和其他乱七八糟的新兴事物对钢铁的需求近乎偏执，为他们创造了最好的外部条件。

施耐德兄弟以乐魁索工厂为核心，在欧洲各处都设立了工厂、矿山等，机械制造和冶金领域抢占了优势的领先地位。施耐德家族在整个欧洲的势力根深蒂固，他们在银行业和政界都作足了关系——比如阿道夫施耐德本人就一直与拿破仑三世的财政大臣关系密切，并把持着法国军队的原料供应权；而施耐德家族在巴黎金融界享有极高威望，和当时几乎欧洲所有的大银行都有业务往来。这就是所谓的地利。

“天时”有了，“地利”有了，那么“人和”呢？

在欧仁施耐德看来，所谓“人和”，就是如何处理好与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

十九世纪的欧洲工厂一片兴旺，但是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可不怎么好。在三、四十年代发生的赫赫有名的三大工人运动：法国里昂丝织工人的两次起义、英国宪章运动和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说明工人和老板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成为欧洲的普遍现象。

对于这种紧张关系，施耐德兄弟看的很清楚，阿道夫施耐德和欧仁施耐德从小深受人文主义熏陶，思想相对于其他大资本家来说比较开明。尤其是欧仁，他从小就跟工人混到一起，没什么纨绔之气，他敏锐地觉察到：“单纯的压榨利润不利于公司的长期发展，必须要寻找出一条调和之路。”

革命导师马克思那时候还在柏林大学沉思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科学社会主义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欧仁没有先进思想作武装，他最感兴趣的，是法国人傅立叶和英国人欧文所倡导的空想社会主义。这两位思想家主张消灭私有制，建立财产公有，权利平等和共同劳动的改革社会，并身体力行地在各地进行试验。尽管这些试验全都失败了，可还是在欧洲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欧仁施耐德并完全不赞同他们的观点，但对于欧文在英国新拉纳克工厂的改革成果印象深刻。他吸纳了欧文的部分观点，试图找出一条既有利于工厂主，又有利于工人的折衷道路，以避免施耐德家族的工厂也受到工人运动的冲击。

整个改革计划被法国媒体称为“开明改革”。欧仁施耐德把工人的工作时间缩短为12小时，每年有8天带薪假期，薪水适当提高，设立工厂商店向工人出售比普通市场价格便宜的消费品，开办工厂子弟小学、幼儿园和托儿所，建立工人互助储金会等措施。

从当时的眼光来看，这些措施远远超过了同时代工厂的工人标准，极大地缓解了乐魁索工厂工人与工厂主之间的矛盾。一位巴黎记者在参观完工厂之后发出惊叹：“在这里我看不到争吵和对抗，工厂象是慈善家，而工人们都象是他最疼爱的孩子。他们对父亲充满钦敬，毫无怨言。这在法国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看不到。”

可惜的是，无论企业表现的再如何出色，如果摊上一个猪头般的国家领导人，也没辙——我不是在感慨现在的施耐德公司和法国——狂妄自大的拿破仑三世一直妄图恢复拿破仑帝国的辉煌，他四处挑衅，在支持罗马教皇阻挠意大利统一、武装干涉墨西哥以及在普奥战争中支持奥地利等一系列问题上失策，使法国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为了摆脱国内危机和重夺欧陆优势，1870年 7月19日法国以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为借口对普鲁士宣战，结果法军9月2日在色当惨败，拿破仑三世本人被迫投降。法兰西第二帝国宣告灭亡。

第二帝国的灭亡，让在拿破仑三世身上倾注了大量心血的施耐德家族大惊失色，整个家族的产业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外部政治大环境风雨飘摇之际，乐魁索工厂内部的工人也开始不安定起来。自从普法战斗战败之后，巴黎工人因为不满临时国民政府签订卖国条约，自行成立了巴黎公社，全面接管巴黎。这一举动让整个法国的工人都受到了鼓舞，在各地都出现了效仿巴黎公社的夺权行动。

这一次，即使是施耐德兄弟的怀柔政策，也不足以缓解浪涛汹涌的工人运动。乐魁索工厂的工人举行了数次大罢工，从内部给予了施耐德家族重重的一击。而那个时候，阿道夫施耐德已经去世，欧仁施耐德也身患重病。

就在许多人认为施耐德家族的大船即将在这场风暴中沉没的时候，两个年轻人悄然走到台面上来。

他们就是欧仁施耐德的两个儿子：亨利施耐德。（Henri Schneider）和欧仁二世（Eugène II Schneider）

说年轻，其实也不年轻。亨利临危受命那一年，他恰好三十岁出头，欧仁二世也不过二十七。

作为施耐德掌舵者欧仁施耐德的长子，亨利施耐德比乃父丝毫也不逊色，虎父无犬子。他从小就接受精心教育，并亲自参与父亲和叔父的各项事业。在施耐德兄弟的耳濡目染之下，亨利小小年级就崭露出了很高的商业天分，尤其难得地是，他还继承了父亲对技术的敏感。

而欧仁二世对金融和投资方面的天赋，甚至在他哥哥之上。

当施耐德这条大船在时代的狂暴骤雨下摇摆不定，几乎面临倾覆之灾的时候，年迈的船长已经逐渐退隐，年轻人注定要在这时候崭露头角，力挽狂澜，让所有悲观和灰心的人为之精神一振。

接任施耐德家族大权的亨利首先面临的是一个内外交困的局面。在外部，拿破仑三世已经垮台，紧接着又是巴黎公社造成的混乱，许多达官显贵与银行家要么被杀被监禁，要么逃出国外，施耐德家族引以为豪的关系网千疮百孔；在内部，工人运动如火如荼，工会与施耐德家族屡次谈判破裂，威胁要进行更大规模的罢工。

对此困局，亨利施耐德并没有轻易放弃。他冷静地观察着局势，试图从败中求胜，从混乱中看到机会：尽管施耐德家族的关系网已经不复存在，可声望仍旧很高；各地的工厂实业仍旧掌握在手里，留得这些青山在，不怕没有柴烧；而且，法国如今社会一片混乱，失业率居高不下，福利制度几近瘫痪，金融危机层出不穷，而施耐德家族可以为工人提供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和相对丰润的薪水，对于处于饥饿和贫穷中的民众来说，这是极有吸引力的。

于是，亨利施耐德轻施妙手，连续抛出好几项措施。他下令各地工厂不得停工，要继续生产，如果卖不出去就囤积起来；与此同时，他让欧仁二世施展浑身解数，开始在欧洲各地与各大银行、家族周旋——比如权势熏天的罗斯切尔德家——以施耐德的工厂为筹码，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支持；同时他又把工人福利再度提高了一倍，尽管这将损失一大笔钱，但壮士断腕，换来的却是风雨飘摇中的一块安乐土地。许多人得知施耐德工厂的待遇如此优厚，都拼命想进来，原有的工人感觉到了竞争的压力，抗议的声音登时小了许多。

最后，亨利极具眼光地引进了一种叫做“托马斯炼钢法”的全新技术。这种炼钢法运用化学方法解决高含磷铁矿石的脱磷问题，使钢铁工业能够利用藏量丰富的高含磷矿石，从而摆脱了对稀缺的无磷矿石的依赖。他还花费大量资金对工厂进行改造，使之适应新的冶炼方式，显示出了卓越的眼光。

当时家族中许多人质疑他这些决定，认为亨利是向工人和国外资本家妥协，还是个不懂商业、明知道产品滞销还拼命生产的傻瓜，这样下去会把施耐德家族带往灭亡。所幸欧仁施耐德力排众议，利用自己的威望说服了大部分家族成员，配合自己儿子把计划进行下去。

政局瞬息万变，巴黎公社在1871年5月28日被凡尔赛政府军打败，轰轰烈烈的巴黎公社运动失败。掌握了法国的梯也尔政府面对百废待兴的法国，采取了一系列的修补和复兴措施。公共工程部长、工程师夏尔德弗雷西内制订了全力发展交通运输业的计划，即著名的弗雷西内计划。这一计划的目的在于完善法国以铁路网络为主、航运为辅的综合运输体系。为此法国政府拨出了50亿法郎的巨款。

这对以制造蒸气机车和铁路钢铁为主要业务的施耐德－乐魁索工厂来说，简直就象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由于亨利的英明决策，即使是在政局最混乱的时候，工厂也没有停止生产。而靠着欧仁二世的巧妙运作，公司资本始终保持着健康的状态。

当弗雷西内计划一经推出的时候，整个法国只有施耐德家族的工厂里有足够的钢材库存；而托马斯炼钢法则使施耐德－乐魁索的产量翻番，可以满足全法国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只有施耐德的工厂里，才留有足够多的熟练工人来保证生产效率；

施耐德借助着这一股新的建设浪潮，终于熬过了最艰苦的时期，开始了第二次复兴的道路。工厂浓烟滚滚，机器日夜不停，即使工人三班倒换着工作，也无法满足需求。

从1871年开始，亨利统治施耐德帝国一直到1898年他去世，欧仁二世接替了整个家族，开始了新一轮的扩张。那几年施耐德公司具体业绩暂时查不到，不过从那个时代的宏观数据同样可以看出一些端倪：1870年，法国有铁路交通干线2万公里，1913年增至4万公里，并且新建了地区性铁路1.1万公里；生铁产量由1870年的117.8万吨增至1900年的271.4万吨。钢的生产由于采用了在全法国都推广了的托马斯炼钢法等新工艺，产量激增，由1870年的11万吨增至1903年的463万吨。（从法国通史查到的。）

可想而知施耐德-乐魁索公司在其中赚取了多么大的利润。

有商业头脑的人永远不会停留。正当人们还在赞美亨利施耐德和欧仁二世两兄弟的传奇功绩时，他们已经把眼光放的更加长远。悄悄迈出了

欧仁二世对他哥哥作了一个对施耐德－乐魁索工厂影响深远的建议。

搞军工。

补一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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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仁施耐德，一看就是个技术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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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乐魁索工厂工人，也就是我的前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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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魁索工厂那个著名的100吨级大蒸汽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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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8年，欧仁施耐德与伯顿联合开发出来的欧洲第一辆蒸汽机车La Gironde，当然这只是一个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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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军火巨头的诞生

十九世纪，什么最赚钱？

军火。

19世纪的欧洲是一个热闹的多事之秋，拿破仑战争、普法战争、普奥战争、意大利战争，一场又一场战争不仅改变了欧洲政治的格局，还促进了战争技术的发展。火枪取代了尖刀、大炮代替了弩箭，在喊杀声中，人类从冷兵器时代正式迈进了热兵器时代。对于政治家和哲学家，这些热兵器意味着新的霸权或者新的道德观念，而对于商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令人食指大动的新兴市场。

摆脱了经济危机的亨利施耐德，手里握着大量的资金，心思又活了起来。这么多的钱，搁银行吃利息太可惜，而且钢铁市场格局已定，还不到拓展的空间，于是他把兴趣投放到了军工市场。热兵器最需要的是良好的钢铁铸造技术，只有掌握了这些技术，才能够生产出经久耐用的武器——而这恰恰是施耐德的优势所在：施耐德-乐魁索工厂拥有足够的铁矿资源、熟练的工人以及成熟的铸造、冶炼技术，完全有资格在这一领域大展拳脚。

可是这条发展之路并不平坦。横亘在亨利施耐德面前的是一个强劲的对手，那个跟施耐德在蒸汽锤上曾经互别苗头的克虏伯。

当时欧洲最大的军火铸造商就是克虏伯军工厂，赫赫威名不必赘述。面对这样一个强敌，亨利施耐德还记得，自己的父亲欧仁就曾经在蒸汽锤的竞争上败给了克虏伯。

对于克虏伯居然在施耐德传统强项上击败了施耐德，心高气傲的亨利绝咽不下这口气，于是他把施耐德-乐魁索的突破口放在了火炮铸造上。

19世纪后期的火炮技术在炮身及材料、制退复进器等方面都有明显的进步。尤其是制退复进器的发明和使用，使火炮的性能得到了空前的改善，射速大为提高，因此可以说19世纪是火炮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代。

克虏伯军工厂之所以能够在这一领域取得优势，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他们发明的坩锅铸造大钢块技术，能制造大口径的钢炮。

面对强敌，亨利施耐德手里也握着几个绝招。前面提到过，乐魁索工厂是欧洲最先几家推广托马斯转炉炼钢法的企业。这种炼钢法降低了钢的含磷量，制成的炮身不易碎裂。在钢的材质方面，乐魁索工厂已经可以与克虏伯一较长短。

而亨利施耐德还有一件秘密武器。1877年，法国一位叫做杜斑鸠的军官发明了断隔螺式闭锁机，并使用了压缩紧塞具。这些新的炮门技术能更好地密封炮尾，承受火药燃气对膛底的巨大压力，可以极高地提高火炮的射程与威力。这项技术几经辗转，终于落到了亨利施耐德的手里。

凭借着在技术上的推陈出新和本身雄厚的底子，施耐德-乐魁索工厂很快就在火炮军火市场上崭露头角，跻身欧洲大军火商的行列。火炮铸造业务的成功带动了其他军火业务的增长，加上传统的铁路钢铁业发展，到了20世纪之初，施耐德跃居世界第二大军火企业，仅次于克虏伯。

亨利施耐德作为一位成功的企业家，自然不会只把眼光放在军火一隅。他深知狡兔三窟的道理。当时电力刚刚开始应用，亨利保持了一贯对科技的高敏感度与远见，指示欧仁二世把一部分投资投到这个领域来。孰不知，他这一个看似不经意的举动，在五十年后挽救了整个企业。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许多人都知道，施耐德公司曾经在20世纪初曾经雇佣过一批勤工俭学的中国留学生，其中有一个从四川来的小个子，叫邓希贤。这位小个子工作时间并不长，很快就离开工厂，几十年后，他在中国大地上随手画了几个圈，就唬得包括施耐德在内的一大批洋行带着现金巴巴地跑到中国来。

其实在他之前，施耐德还曾经接待过一位来自中国的大人物。

这人姓李，叫李鸿章。

当时清朝刚刚在甲午海战中惨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于是李鸿章在1896年率众出访欧洲，一方面是急欲寻求一条强国之路，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考察欧洲军工企业，添购军火。

这个出使团先后访问了俄国、德国，李鸿章还会见了当时赋闲在家的铁血首相裨斯麦，参观了克虏伯工厂。既然克虏伯都去了，当他来到法国的时候，施耐德-乐魁索工厂理所当然地也被列入行程。

乐魁索工厂与李鸿章其实颇有渊源。甲午海战之前，日本人为了对付定远号305毫米的装甲，特意改装了松岛级军舰上的火炮，这种法制加纳炮就是施耐德工厂造出来的。李鸿章想从智利买来的七艘主力铁甲舰，其中最为先进的“卜拉德”号铁甲舰，主炮亦是施耐德出品。

所以这一次拜访乐魁索工厂，李鸿章自然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没有人知道这位中国的耆宿老臣当时是怎么想的。也许是出于报复的目的，李鸿章在参观工厂之前，居然提出了一项出人意料的要求：要求用中国式轿子来取代法方特意为他准备的新式汽车。

这一个要求可难怪了施耐德公司。虽然乐魁索工厂小至铁轨楔钉大至加纳大炮都能造得出来，可没人知道究竟该怎么样作出一顶中国式的轿子。当时工厂的负责人提出一个折中的建议，让李鸿章乘坐马车前往参观，可依然遭到了拒绝。最后法国人没办法，只好贿赂了李鸿章的随从，搞清楚轿子的样式，然后用一把椅子两侧绑缚上两根长杆，勉强算作一顶四人抬轿。李鸿章这才心满意足，坐在上面晃晃悠悠进了工厂。

不过这个故事，也是最近我才听人说的，在网上搜了一圈，也没找到其他来源的记载，不知真伪，姑且存疑。但从这一侧面，亦能看到施耐德在军火领域混得风生水起。

下期预告：施耐德的安静日子终于结束，接下来的，是这一家公司一连串应接不暇的祥瑞之旅，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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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本帖子在 2020-1-23 10:31:44 由用户 白瑞德 编辑过

（五）倒霉孩子

1898年，施耐德中兴之主亨利溘然去世，他的弟弟欧仁二世当仁不让地成为施耐德家族的当家之人。

在欧仁二世的住持之下，一战前的施耐德发展可谓是春风得意，蒸蒸日上。

作为核心业务的钢铁冶炼，施耐德除了克罗索煤矿以外还控制了诺曼底的铁矿，并且通过温代尔公司把势力扩展到了已经被普鲁士控制的洛林地区；还收购了一批俄罗冶金企业，利用那里相对低廉的劳动力与丰富矿物资源发展业务。施耐德不仅成为法国为数不多的几个托拉斯，而且还雄心勃勃地插手金融事务，公司在1904年成为著名的法国三大银行之一的巴黎联合银行的大股东，影响力十分雄厚。

在随后的几年里，施耐德还与当时主要的国际电气集团西屋（Westinghouse）进行结盟，从而拓展了自己的业务范围，使其扩大到发电站、电气设备和电力机车的生产制造，也让自己成为横跨钢铁、军火和电力三个行业的巨头。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的王位继承人——大公弗朗西茨斐迪南和他的妻子霍恩伯格公爵夫人在穿过波斯尼亚萨拉热窝的大街时，一名叫加夫里洛普林西普的波斯尼亚学生冲过来向他们连开数枪，他们双双中弹身亡。这一暗杀事件震惊了整个欧洲，它最终引发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

自从在普法战争中被普鲁士击败之后，法国一直摩拳擦掌，希望能够扳回局面进行复仇。法国政府早在战前就已经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仅陆军就扩充到了80万人。现代战争对于钢铁的需求极大，扩充军队首先就意味着要扩充钢铁军备，于是以军火和钢铁享誉偶欧洲的施耐德公司很自然地又站到了历史舞台的前沿。

战前的法国工业基础不算非常出色，生铁产量不及美国的六分之一，钢铁产量不及美国的十分之一，无论生产力水平还是集中程度都远远。在这种情况之下，法国政府只能倚靠施耐德这样的大规模垄断企业才能完成生产计划。

于是法国政府给予了施耐德大量武器订单，从火炮到军舰，不一而足。工厂必须加班加点才能完成订货任务，赚了一个盆满钵溢。

萨拉热窝事件爆发以后仅五天，7月3日德国向法国正式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进入了高潮，欧洲两大强国发生了剧烈的碰撞。

双方各自制订了雄心勃勃的计划，试图一举打败对方。结果经过数次惨烈的大会战之后，英法联军与德军沿着马恩河至凡尔登一线展开了旷日持久的阵地对峙战，双方都无力撕开对方的防线。

穷则思变，面对着由堑壕、铁丝网、机枪火力点组成的防御阵地，军队迫切需要研制一种火力、机动、防护三者有机结合的新式武器战争。首先想到解决办法的是英国人斯文顿，他利用汽车、拖拉机、枪炮制造和冶金技术，研制出了一种全新的战车，并将之命名为“坦克”（TANK）。

当时的法国战斗车辆发展部门的总监让巴蒂斯蒂欧仁埃斯蒂安听到英国人发明了坦克，非常兴奋。对于装甲作战，这位仁兄极有眼光，早在战前就作出了预言：“胜利属于那些能将大炮装上越野车辆的一方。”现在英国人把这个预言付诸实现，他意识到法国也必须要做些什么。

埃斯蒂安亲自赶往伦敦，与坦克的英国设计师进行协商后，提出建议由英国研制重型坦克，由法国研制轻型坦克。回到巴黎以后，埃斯蒂安开始寻找法国的坦克设计厂家，坦克的生产厂家必须具备丰富的钢铁冶炼、装配和军工经验，而且要有一定规模的工厂。纵观整个法国，施耐德公司无疑是最佳的合作伙伴。于是埃斯蒂安组织了四家厂家进行投标，施耐德公司毫无悬念地获得了胜利。

施耐德公司接到这个任务以后，不敢怠慢，立刻组织了以总设计师Eugène Brillié为首的团队，日以继夜地设计这种闻所未闻的武器。Eugène Brillié有过给西班牙设计装甲车的经验，他经过深思熟虑，建议公司采用美国Holt公司生产的履带式拖拉机为底盘，并以其为基础进行改造。

从1915年5月立项开始，到了当年12月9日，施耐德公司和埃斯蒂安上校联合研制出的第一辆样车终于出场，这甚至惊动了贝当将军亲自来到测试场地参观。试验的结果非常完美，样车在不同地形的机动力表现都很出色。当然，Holt提供的拖拉机地盘有点短了，跨过德军的标准壕沟有点困难。不过这不算什么大问题。

不过，不知是贝当老糊涂了，还是埃蒂斯塔与施耐德公司存心隐瞒，这一次的场地测试，只测试了机动力和火炮两个项目，而所谓的机动力测试，也只是在测试场内的几个地形区域转了几圈而已，根本没往远了跑。更重要的一点——贝当压根没坐进车里，只是远远地站在瞭望台上看着这钢铁怪物威风八面地在场地内横冲直撞。

贝当将军在法国军界那是何等英雄，他既都点头了，别人岂敢有二话。埃斯蒂安趁热打铁，屁颠儿屁颠儿跑到军方去忽悠。于是1916年1月，法国军方正式宣布订购400辆型坦克，每辆5万6千法郎。这可是一笔大生意。

订单是拿到了，可麻烦也来了。这款被命名为施耐德CA1型的坦克，其实还有很多技术问题亟需解决，远远够不上实战的标准。当初给贝当将军看的那辆样车，除了能跑以外，真没别的能耐。埃斯蒂安没奈何，只好责令施耐德工厂投入更多技术力量，进行改造。

好笑的是，在研制期间，埃斯蒂安还特意跑到伦敦去，试图说服英国人，等到法国坦克成军之后，两国再一举把这种武器投入战斗。英国人拒绝了他这个近乎无稽的请求。

1916年7月14日，英国的坦克部队首次在索姆河作战中使用，震惊了德军，取得很大成果。于是酸溜溜的法军也要求装备类似的武器，一层层压力传达到埃斯蒂安身上，催促赶紧让法国人自己的坦克装备部队。

埃斯蒂安不得不亲自下到施耐德公司的工厂里去，督促生产，施耐德工厂一度50%的资源都围绕着这个项目来。施耐德公司的新总裁（欧仁二世已于数年前过世）差不多快成了孔老夫子，恨不得一日三省项目进度。

面对着空前的压力，研发人员只能放弃精益求精的原则，标准一降再降，一些不必要的功能被摒弃，一些非必需的零件被省略，甚至一些很重要的核心设计，因为生产工艺太过复杂流程过长，也被修改。“坦克底盘太重？没时间优化结构了，把坐舱改低点吧！”、“通风管和风扇的覆盖装甲切割太复杂，还得钻眼儿，就别通风了，直接拿块儿铁皮蒙着吧。”“弹药箱没地方放了？搁发动机盖儿上吧。把座舱再改低点。”等等等等，诸如此类，

埃斯蒂安强烈要求尽快进入正式生产，总之一句话：只要这辆车能跑、能开炮，能发出轰隆隆的怪声就够了。

紧赶慢赶，第一辆坦克终于在1916年9月正式交付军队使用，所有人都长舒了一口气。这是欧洲大陆第一辆真正意义上的坦克，一些施耐德工厂的老人不禁想起七十几年前，他们的前辈就是在这里造出了欧洲大陆第一辆真正意义上的蒸汽机车。历史即将重演，辉煌即将重现。

到了1917年3月，施耐德公司为法军交付了208辆坦克。法军把他们编成两个特别炮兵团，交给埃斯蒂安指挥，负责协同步兵突击。

就象所有的早产儿一样，仓促设计出来的施耐德CA1坦克表现实在有点寒碜。这辆坦克有13.5吨重，时速8公里，主要武器是一门75毫米低速短身管火炮。最惨的是，因为设计上的匆忙，坦克内的六名乘员在舱内必须要忍受60度的酷热和无休止的噪音，还完全没有通风装置。而且留给他们的舱内高度只有90厘米，牛高马大的法国坦克兵们只能猫着腰干活，苦不堪言。更有甚者，这款坦克的油箱居然只装了薄薄的一层5毫米装甲，后来的实战证明，德军的炮弹可以轻易击穿油箱，把整辆坦克变成火锅。

这些问题在训练中就已经凸显出来。埃斯蒂安只能一边致函施耐德公司让他们在后续生产中弄点补丁，一边加强坦克兵训练，试图靠兵员的素质来弥补技术兵器本身的缺憾。

但是已经没时间让他去从容训练了。

当时法军总司令尼维勒急于打开局面，不顾坦克部队还未形成战斗力的事实，仓促调集他们参加了埃纳河会战。

1917年4月16日，施耐德CA1第一次出现在战场上。这次会战中，法军共投入全部两百余辆坦克，编成2个集群协同作战，他们的任务是配合法军步兵突破德军壕堑阵地。

会战刚一开始，法军的坦克表现还不错。他们按照平时训练的方式，一马当先跨越壕沟，用战车前端的耙子撕开铁丝网，为后来的步兵趟平道路。

但德军早开始习惯了坦克的出现，不再象以前一样惊慌失措。他们调集了数个火炮营，从容不迫地对着法军进行轰击。在德军精确密集的炮火迎头攻击之下，130辆缓慢如牛的法军坦克被炸成了碎片，至于其他的坦克，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几乎全部抛锚。法军的坦克部队乱成一团，很快就丧失了战斗力，甚至导致集群的最高指挥官命丧沙场。整个会战很快又变成了绞肉机式的传统战争，法军指望用新型武器占据主动的打算彻底破产。

会战之后，施耐德-CA1的糟糕表现让军方十分震怒。埃斯蒂安的政敌们借机开始整他，保守派也拼命攻击坦克这种古怪的兵器，觉得咱们大法兰西不必事事都学英国佬，法军的坦克项目几乎因此而夭折。好在贝当将军及时出手，救下埃斯蒂安，但责成他必须尽快弥补这个失败。

埃斯蒂安逃过一劫后，第一个决定就是把施耐德公司的制造商资格取消，一脚踢出去，找了另外一家小公司来代替。

这家小公司1898年才成立，距今才二十年不到，是家专门生产汽车的厂商。在法军坦克研制立项的时候，他们也曾经参与过投标，与施耐德还有某种意义上的联盟关系，因为竞争不过施耐德而退出，却一直贼心不死。这次眼见施耐德吃了一个大瘪，这家小公司喜上心头，很快便顺利接替了施耐德的位子。

有了施耐德前车之鉴，这家小公司殚精竭虑，很快便生产出一款叫做FT-1型的坦克。法军这次不敢大意，经过了一系列严格测试，正式宣布。FT-1在随后的数次战役中表现良好，把埃斯蒂安的装甲战术理论贯彻的非常完美。订单也水涨船高，法军订的越来多，连盟友都纷纷来打听。借着这股东风，这家小公司一发不可收拾，迅速膨胀成了法国数一数二的制造商。

这家当年的小公司，现在大家都很熟悉。

它叫雷诺。

但见新人笑，哪知旧人哭。雷诺的FT-1春风得意，埃斯蒂塔也被人誉为法国坦克之父，捧上了云端。可怜的老施耐德CA1却被打入冷宫。法军还算够义气，没有撤回最初那400辆的订单，虽然那只不过是为了填补FT-1下线前的空窗期罢了。施耐德公司在一片愁云惨淡之下，勉强生产完了剩下的两百多辆，就再没接过任何新的订货。

而这两百多辆坦克，也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被改装成了战场修理车和运输车，给别人打下手，受尽歧视。

施耐德公司痛定思痛，觉得这东西砸在手里也是浪费，决定在法国之外寻找买主。反正如今坦克还是个新鲜货，还没多少国家能够生产。在欧洲考察了一圈，施耐德公司觉得意大利人最傻最天真，就派人与之洽谈，居然达成了合作意向，还草签了一份1500辆的生产计划备忘录。

可即使是意大利人，也不全是傻瓜，他们让施耐德公司运一辆去意大利作测试。做完测试之后，意大利人宣布放弃1500辆的生产计划，礼貌地把样车退还给了施耐德公司。

就此，施耐德CA1型的命运，被彻底决定：项目被撤销，后续的几种CA系列停留在了蓝图上，生产线也被拆除。CA系列的坦克就这样匆匆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讽刺的是，与此同时，鉴于FT系列坦克在战场上的卓越表现，法国政府为雷诺公司的头头路易斯雷诺授予了法国荣誉勋位（Légion d'honneur）——这恰好是近百年之前欧仁施耐德因制造了第一辆蒸汽机车而被授予的荣誉。

一战结束以后，施耐德CA1型坦克一共没剩下几辆。法军把其中的六辆卖给了西班牙，在随后的摩洛哥战争中，两辆被炸毁。幸存的四辆一直坚持到西班牙内战爆发。不幸的是，他们的操作者是国际纵队，结果被佛朗哥将军的手下打坏了三辆。

硕果仅存的最后一辆一度成了世界上最古老的现役坦克，后来被放到马德里博物馆里供人参观。二战后这辆老爷坦克被西班牙政府捐赠回了法国，当作历史文物供起来。不知在午夜时分，这辆孤零零的坦克耆宿，是否会想起它的399位兄弟？

CA1这个项目的失败，让施耐德浪费了大量宝贵资源，搞得自己声名狼藉不说，还差点弄丢了法国军方这个大客户。从它开始，原本如日中天的施耐德开始了一连串令人无语的历程，其经历之曲折，命运之委屈，催人泪下。我曾经把这个故事在午餐的时候讲给公司的同事们听，一位天津籍同事听完CA1的故事，不由得感叹了一句，我认为这句感叹可以算作是对CA1盖棺定论了。

“介泥马就一倒霉孩子。”

倒霉孩子C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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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山雨欲来风满楼

施耐德公司虽然在坦克上大败亏输，可到底是老牌军火加钢铁大鳄。不就是一坦克嘛，给你们雷诺自己玩儿，军方的订单大头，比如火炮、火车和其他技术兵器，到头来还是得来求我们施耐德。

第一次世界大战整整持续了4年零3个月，最终以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施耐德公司在战争中靠着法军和协约国的订单，大赚了一笔；等到战争结束以后，政通人和，百废待兴。施耐德当仁不让地又，而且这一次比之前赚的更狠，因为此时它的业务已经不只是钢铁和军火，还有民用电力与水泥。尤其是后两块市场，对于战后重建来说实在太重要了，自然利润也大得惊人。欧仁二世当年慧眼识珠，从电力刚一诞生就下力气进行投资，如今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凡尔赛条约刚刚签订，德国对中欧和东欧的影响力大幅度下降，出现了暂时的势力真空，以施耐德为首的战胜国企业趁虚而入。其中施耐德最著名的合作伙伴，是捷克的L&K公司，两家公司一起合作生产高档豪华的轿车。这款轿车就是赫赫有名的斯柯达（Skoda）品牌前身。另外，施耐德现代的三大主要品牌－梅兰日兰、TE电器和美商实快也是在这个时期建立的。

在积极拓展新业务的同时，施耐德仍旧没有放弃军工领域的发展。公司的军火生意愈作愈大，甚至连远在亚洲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都特地派专员前来订货。彭孟辑的独立炮兵第十四团，除了从德国运来一批莱茵式30倍炮以外，就是施耐德产的75mm山炮。这些武器在之后发生的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眼看施耐德发展势头一片大好，所有人都觉得，一战中的坦克失利不过是个令人不快的小小阴影，不会有什么阻止施耐德继续开疆拓土。

好景不长，战后的欧洲并没有开始了所有人期待的和平。战后十年里，德国经济日益衰落，人民的不满情绪导致了魏玛共和国的倒台和纳粹党的崛起。野心勃勃的德国试图恢复自己在欧洲的影响力，努力摆脱凡尔赛条约设下的条条缰索。在德国的咄咄逼人之下，施耐德公司不得不放弃了自己在东欧的业务，把斯柯达的股票转卖给德国企业，从此退出了中、东欧市场。

与此同时，法国国内也不平静。1929年至1933年爆发了全球性的经济大衰退，美国的投机热导致大量资金从欧洲抽回，随后在1929年10月发生了令人恐慌的华尔街股市暴跌，有5000家银行倒闭，至少13万家企业倒闭为了偿还债务。1931年法国银行家收回了给奥地利银行的贷款，但仍旧入不敷出。与银行业一贯联系紧密的施耐德公司也遭受到了严重打击。

俗话说祸不单行，正当施耐德公司为公司财政焦头烂额的时候，又一个灾难悄然降临。1935年 7 月14日，法国社会党、法国激进社会党、法国共产党和各大工会组织全国规模的反法西斯示威，并决定起草统一左翼各党派行动的共同纲领，人民阵线遂宣告诞生。人民阵线是一个左翼组织，主张将法兰西银行和军事工业收归国有，提高工人工资，设立国家失业基金，对富人增税。在随后进行的众议院选举中，人民阵线大获全胜，社会党人L.布鲁姆组织了首届人民阵线政府。

人民阵线的这种政策，对于施耐德公司来说非常棘手。法国政府对大公司征收极高的税金，并要求提高工人的薪酬待遇，甚至威胁说要把施耐德公司的生命线——乐魁索工厂收为国有。施耐德公司高层惊恐万状，一方面不停地游说政府官员，一方面联合其他同样深受其害的大公司进行施压。在各方面的压力之下，1937年，布鲁姆于 6 月辞职，人民阵线的国有政策名存实亡，激进党人C.肖当、达拉第先后组阁。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38年10月慕尼黑协定签订，人民阵线公开分裂，才有所好转。但这时候施耐德公司已经损失了将近四分之一的市场价值，几乎一蹶不振。人民阵线的分裂让施耐德公司的领导者查尔斯施耐德精神一振，他们觉得心中的一块大石头已经搬掉，可以重新开始发展了。

但是他们忘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此时在法国的东边，有一头比人民阵线更可怕的猛兽已经悄悄睁开了眼睛，施耐德公司最惨痛的一次灾难，已经逐渐飘到了眼前。

这头猛兽，就是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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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倒霉催的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发动了蓄谋已久的波兰战役。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

纳粹德国的闪电战令全世界瞠目惊舌，德军只花了27天就占领了波兰的首都华沙。华沙的陷落，让施耐德公司在东欧的销售网点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更惨的是，施耐德为了提高效率，大量雇佣当地的犹太员工，德国人这一来，全砸到手里了。施耐德不得不彻底放弃了这一地区，把业务的中心重新放回到西欧和新兴的北美市场。

当时欧洲绥靖气氛非常浓厚，英国首相张伯伦期望德国侵占波兰以后，能够继续向东去进攻苏联，于是在援救波兰时行动迟缓，英、法联军在西线按兵不动，坐视波兰灭亡，被人讥讽为“静坐战”。施耐德公司与同时代的大部分人一样，都在暗自期望波兰可以喂饱希特勒这个恶魔，让他不再出来兴风作浪。

施耐德的核心旗舰——乐魁索工厂距离里昂不远，按道理应该准备一个搬迁计划，以万一。可公司上下谁都觉得这实在不可能，何必杞人忧天。

“安啦，德国人不会打过来啦，他们只会往东去打苏联人。”施耐德公司的总裁这样安慰全公司员工。

施耐德公司的乐观不是没有理由。从普法战争开始到一战，法、德这对老冤家掐了不知多少次了，没见哪次能真把对方吃下去的。

你们有希特勒，我们还有马奇诺防线呢。

他们对法军信心十足，觉得德军就算真打法国，肯定也会演变成阵地战，波及不到乐魁索工厂。还是赶紧算算，看这次能从法军那里弄来多少订单是正理儿。

于是，乐魁索工厂就在对法军无比的信赖中，渡过了接下来的8个月。

1940年5月10日，纳粹德国发动了法国战役，德军的装甲铁流绕过戒备森严的马奇诺防线，从防守薄弱的阿登山区突破法国防守，一举攻陷法国战略要地色当。法国的大门彻底洞开。

得知德军突破马奇诺防线的消息之后，法国上下乱成一团。施耐德公司虽然也惊慌失措，却仍旧心存一丝侥幸，指望英国远征军和法军会组织起有效抵抗，德军攻势只是昙花一现。因此，公司高层并未积极地组织乐魁索工厂搬迁，而只是遣散了一批工人，继续观望局势。

等到6月4日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施耐德公司对法军的信心彻底崩溃了。

可是他们还是没动。

为什么呢？因为施耐德公司作了多年的军工，工厂里懂军事的人也不少。有顾问分析说。德军打的是闪电战，兵贵神速，肯定是突击法国西部，走最短距离去打巴黎，一时半会儿顾不到咱们这儿。

这个战略判断，是基于所有的法军都不堪一击，德国人长驱直入的判断。讽刺的是，之前他们不搬，是因为对法军太有信心；而这一次没搬，则是因为对法军太没信心了。

要说人不顺啊，喝凉水都塞牙，施耐德这一次又猜错了……

其实他们的猜测很专业，这确实是德军最初的计划，随后的战局进展，也一如预料。6月11日，克莱斯坦坦克集群占领了兰斯，古德里安集群逼近夏龙。施耐德公司一看，好，德国人这回可要往巴黎去了，咱们不着急搬。他们慢吞吞地制订了一个搬迁时间表，慢条斯理地拆着机器。

谁成想，法军又一次让他们失望了。

原本不堪一击的法军，突然涌现出了昙花一现的斗志。他们在6月11日成功炸毁了奥依色河上的大桥，阻止了德军的前进。

德国人一看，得了，你把桥炸了，那我们就绕路吧。

于是德军转向法国东南的奎斯卡德地区（Guiscard），著名的“大德意志团”一马当先，于15日横渡塞纳河，朝着里昂穷追猛打，一路直接从乐魁索地区平趟过去，正逮了施耐德公司一个正着……

你说这不是倒霉催得么？

施耐德公司这一连串对战局的误判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在迅疾如风的德国军团面前，作任何事情都已经来不及了，猝不及防的施耐德-乐魁索工厂完整地落到了德国人手里，甚至还没顾得上炸毁任何一座高炉。

德军统帅部对这一战果非常高兴。施耐德公司在整个欧洲都享有声誉，它的钢铁生产能力对于资源匮乏的德军来说至关重要。因此，最高统帅部在占领乐魁索工厂的第二天，立刻派遣了接收官员和一批技师进驻工厂，就组织生产的问题充当顾问，试图将其改造为纳粹帝国的一台工业发动机，为战争机器源源不断地提供钢铁原料。

6月17日，法国政府正式宣布投降，7月1日，傀儡政权维希政府成立，至此整个法国都落入德国的掌控之下，施耐德公司的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

这一次，施耐德公司被迫面临前所未有的严苛困境。德国对于占领区的生产资料控制极为严格，除了直接没收或限制使用储存的战略物资以外，重要原料的买卖和加工都需要有特别许可证，同时还设立了专门机构来指导分配工作。施耐德公司和工厂的要害职位都被安插了纳粹德国指派的人，工厂被纳粹专员严密管制，银行资金被接管，工会领袖被逮捕，而且整个公司被迫转入战时体制——这意味着公司将不会再有任何利润可言。它甚至连破产都无权宣布。

倒霉的不只施耐德一家公司。在德军彻底占领法国之后，几乎所有的法国企业都遭受了类似的苦难。尽管这些法国公司和工厂仍旧由战前的业主进行管理，但其自主权早已丧失殆尽。德国人可以用拆除工厂、没收不用的机器、以及把工人送往德国进行威胁。更可怕的是，德国在法国设立了许多定货局来协调在西欧的采购活动。凡交易额超过五千马克的合同，必须向这些定货局呈报，如果不去呈报，那就意味着不得将原料分配给有关商行。这等于直接扼住了这些企业的咽喉。这些不幸的业主没有任何选择，只能老老实实按照德国人的命令行事。

据统计，在德国占领期间，德国通过这种方式将法国的74%的铁矿61%的钢铁、64%的汽车等都掠为己有。

作为一家钢铁和军火企业，施耐德公司尤其痛苦，它必须在生存与独立自主之间作一个抉择。于是，公司高层向所有的员工提出了一个口号：“反抗式忍受”。一边用消极怠工的方式与德国人虚以委蛇；一边通过公司在英国的办事处与戴高乐将军的“自由法国”暗通款曲。

这一举动却给公司带来了一场真正的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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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还是倒霉催的

“反抗式忍受”

这句口号的意思是：活儿照干，工照上，可是千万别发挥主人翁精神，当一天牧师撞一天钟。施耐德公司面对德国人的淫威，也只能选择这种方式。乐魁索几万工人和工人家属的吃穿都指望着工厂，万一德国人发起怒来，断了口粮，可不得了。

于是乐魁索的居民可以看到，每天施耐德公司的工人们还是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只不过工作的效率低了那么一点，次品率高了那么一点，午休的时间稍微长了那么一点，而经理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次数也多了那么一点……

时间很快就到了1942年。

纳粹德国在北非、地中海与苏联同时遭受了重大挫折之后，不得不收缩兵力，转入了战略防御——西欧作为重要的工业区与经济核心，理所当然地成为了防守的重点。希特勒不仅派遣了德军名将隆美尔去巩固大西洋防线，而且调动了大批军队驻扎在各处战略要害。

施耐德公司看到这种情况，亦喜亦忧。喜的是，同盟军如今节节胜利，光复法国计日可待；忧的是，德军为了反制盟军的攻势，加强了对法国占领工厂的控制，施耐德公司是生产火炮的军火企业，属于被重点管制的对象。公司高层担心整个工厂被德国人强行绑到这架疯狂的战车上，早晚要大祸临头，必须要寻找一条出路才行。经过多方谨慎的接触，公司通过里昂的地下反抗组织与戴高乐将军的自由法国取得了联系。

戴高乐将军在法国沦陷之前是法国国防次长兼陆军次长。法国雷诺内阁因战败辞职后，他拒绝签署投降协议，毅然出走伦敦，在丘吉尔的支持下成立了自由法国，不屈不挠地与纳粹德国展开斗争，并通过传单和秘密电台的方式号召法国人反抗。在法国人心目中，戴高乐代表的是法国最后的希望。

施耐德电气对于这位将军寄予了厚望。从1942年开始，他们不仅通过在伦敦的公司分部秘密为自由法国提供大量资金，而且还在工厂内部成立地下组织，为盟军搜集情报。很快，整个施耐德-乐魁索工厂便成为这个地区反抗组织的核心。

不幸的是，到了1943年，这些举动就被德军发现了，地下组织被捣毁，十名工人被逮捕——不幸中的万幸是，施耐德公司向伦敦秘密转移资金的行为没有被发觉，德军以为这只是工人们的自发行为。一个火炮工厂居然混入了奸细，占领军对此十分震惊，为了防止这种事再度发生，他们向施耐德工厂派驻了大批监督部队，一时间工厂里岗哨林立，负责巡查的军警几乎比工人都要多，每一个进入工厂的人都需要被仔细检查。公司受到了空前的封锁，与自由法国的联络被迫中止。

在这个时候，同盟国已经决定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因此从1943年开始，美、英空军开始对德国与西欧占领区进行了持久的轰炸，意图瘫痪德军的行动能力与工业潜力。铁路、铁路调运站、桥梁、工厂、水坝等设施都成为重点轰炸的对象。盟军参谋部在制订计划的时候，乐魁索工厂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重要设施。这里出产的火炮对盟军未来的登陆是个很大威胁。盟军通过空中的侦查发现，这里的德军虽然数量众多，防空用的高射炮却很稀疏，是个很合适的空袭目标。

于是施耐德公司在浑然不知情的情况下，命运就被阴错阳差地注定了……

1943年10月17日，英国皇家空军的94架兰开斯特轰炸机从英国起飞，他们平稳地穿越了法国国土，在大约黄昏时分飞抵了位于巴黎东南270公里的乐魁索。

兰开斯特轰炸机设计时速是每小时 287 英里，最高可以飞到19,000 英尺的高空，在载弹 7,000 磅的情况下可以连续飞行 2530 英里。对这些怪物来说，飞去克鲁佐地区一趟就象是逛后花园一样。

隆美尔为了防止英国从英吉利海峡登陆，因此把大部分高射炮调集到了海滩沿线。相对的，乐魁索地区缺乏对空力量，所以这支轰炸机编队甚至没有战斗机掩护，他们放心地降低到了树梢高度，从而可以更精确地把炸弹投到预定目标头上。

施耐德工厂对这一次突如其来的轰炸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很多人忽然看到遮天蔽日的轰炸机群，还以为是纳粹的空军转场。等到第一枚炸弹呼啸着从天而降，法国工人们和德国士兵目瞪口呆、束手无策，就象是在珍珠港被日军突然偷袭的美军士兵一样，甚至不知道该有什么反应。

兰开斯特飞机的平均载弹量非常大，而且由于轰炸机高度很低，干扰又少，投弹准确率非常之高，而且参与这一次轰炸行动的都是英国皇家空军的精英，他们毫不客气，炸弹象是大雨倾盆一样倾泻到施耐德厂区。当时虽然是晚上，但是许多工人仍旧在工厂内加班，结果轰炸对他们与德国人同样造成了极大的伤亡。据事后赶到的消防队描述，这副场景就象是地狱的炎湖升到了人间。

空袭的成果是巨大的，一百多年前施耐德兄弟亲手创造的施耐德-乐魁索工厂被夷为平地，几乎全部设施与厂房灰飞烟灭，彻底丧失了生产能力，任何重建计划都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这一次的空袭，被一些历史学家称为二战史上最干净利落的一次轰炸。一位参加了这次行动的英国皇家飞行员说：“就如同全国越野障碍赛马，只是没有一个人落下来。”——当然，这不是很准确，其中一架兰开斯特因此迷航，未能返回。

从战略层面来讲，这是一次成功削弱敌人战争潜力的行动。但在政治上，施耐德工厂的毁灭却引发了一场危机。纳粹德国抓住这个机会大肆宣传，宣称英国公然违反战争准则，肆无忌惮地攻击了非军事设施，造成了大量平民伤亡，把丘吉尔形容成一个为了英国利益不惜让法国人流血的残酷恶棍。

戴高乐与自由法国也对英国军方提出了强烈抗议，乐魁索工厂是他们重要的地下组织活动基地，却被自己人炸成了白地。他们要求皇家空军在针对任何法国目标采取行动前，都要与自由法国事先沟通。

这件事愈闹愈大，最后连同其他一系列法国轰炸误伤事件一起，甚至闹到了英国战时内阁。内阁首相丘吉尔在一封写给罗斯福的信中认为空军的战略出现了问题：“战时内阁一直对于我方空袭法国时牺牲的法国人数，深感忧虑，我个人绝不相信这是在最初时期使用我们空军的最好的办法，我仍然认为德国空军应该是主要的目标。”

对于轰炸误伤，丘吉尔坦承：“在初次提出这个计划时，据说遭难的法国平民，包括受伤的，计有八万人，其中有二万人死亡。战时内阁对于上述数字不能不感到震惊，因为我们的空军，特别是必然要承担这类工作的主要部分的皇家空军，显然有滥于使用的情况。”在艾森豪威尔的斡旋之下，同盟国各方及时调整了空军战略，并及时建立起了美、英、自由法国三方的沟通机制，核心精神只有一句话：

施耐德-乐魁索工厂的悲剧，下不为例。

下不为例？

那这次就算了。

一场可能危及到同盟国团结的政治危机，就此消弭，从而保证了诺曼底登陆的顺利进行与法国的解放。可是对于施耐德公司来说，无论历史会如何评价，都已经来的太晚了。整个克鲁佐-施耐德工厂已经被彻底夷平，厂房、设备、技术资料还有熟练工人与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全都毁于一旦，这些损失是不可弥补的。

给人类带来无穷灾难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45年终于落下了帷幕。各个参战国家——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不得不拖着满是创伤的身体，开始了战后的重建工作。

施耐德公司在战争中损失惨重，许多人认为它将从此一蹶不振。然而新任总经理查尔斯施耐德Charles Schneider）却不这么认为。查尔斯继承了施耐德家族的传统精神，有着坚定的意志与顽强的毅力，在战争期间一直为施耐德公司的存亡而奔走。战争结束后，查尔斯找到了已当选共和国总统的戴高乐，两人进行了一次会谈。

会谈结束后，查尔斯满面春风地离开爱丽舍宫，随即召开了一次施耐德公司大会，参与者从大股东、家族成员到普通工人都有。在会上，查尔斯指出战争已经结束了，欧洲将进入重建阶段。和平的降临将不可避免地对军工企业产生影响，而民用市场却将迎来一次前所未有的高潮。尤其是美国已经着手开始执行旨在援助欧洲重建的“马歇尔计划”，这是一个发展的新契机。

于是施耐德公司在查尔斯的指导下，放弃了军火市场——事实上他们也已经没有了任何实力——转而把重点放在了电力市场。欧仁二世几十年前的远见卓识，让施耐德在电力方面拥有雄厚实力，此时终于展现出了价值所在。从此施耐德公司告别了经营一百多年的军工和钢铁，更名为施耐德电气，逐渐从军工企业转向了民用市场，取得了辉煌的成功，被戴高乐总统称赞为“引领我们的国民经济。”

我刚入职的时候，偶尔读到施耐德电气的公司正史，前面还说炼钢铸炮搞的热火朝天，后面突然就转折了：“二战后，为了适应民用需求而逐渐放弃军工生产。为了让施耐德融入现代世界，开始了深层次的结构重组。”语气轻描淡写，波澜不惊。当初我读完以后，还以为这只是普通的公司战略转型，心中不免有些疑虑。我虽然读书少，可也知道这么大公司说转就转，着实有些古怪。后来查了相关资料，方才恍然大悟。

难怪施耐德公司转型如此轻松，敢情是已经把包袱都甩干净了，虽然是被动甩的……

接下来的故事，就乏善可陈了。在渡过1960年继承风波、1965炼钢危机和1969年昂潘家族的接管等危机，施耐德电气终于迈上了现代化配电企业的康庄大道，一直到今天。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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