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烛光生存狂]- 土豆，士兵，战争与人类的发展

土豆，士兵，战争与人类的发展

目前世界四大粮食作物是水稻、小麦、玉米和土豆。学过生物的同学可能会立即注意到，土豆和其它三大有点格格不入——水稻小麦和玉米作为粮食，收获的都是果实和种子，是繁殖器官；唯独土豆收获的是块茎，是营养器官。可不要小看这点差异，以下的全部故事都与此有关。如果你是一株植物，要怎样分配自己的营养，才能让后代活得更好呢？或者说，如果你是一家公司老总，要怎样投资才能最后留给后人最多的动产呢？当然，植物的问题要简单得多，它们不必考虑娇生惯养的问题，给孩子的养分那是多多益善。可是，同样的养分如果留给自己生长的话，可以长出更多的叶子，加快能量的积累速率，将来会给后代留下更多的能量。所以许多草本植物（比如水稻）的基本策略很简单，先把一切资本都尽可能地投入生产，获得的利润再接着投产，直到生长季节结束，然后把全部资本尽可能转化为流动资金（比如淀粉），传给自己的后代。

这里需要补一句：为什么水稻要在繁殖季节把能量全给后代，不给自己留一点呢？像水稻这样的单子叶植物不能无限长大，因此两年的水稻（如果有的话）也不会比一年的水稻多结多少种子；而过冬需要采取手段对抗寒冷，还要冒更大的被草食动物啃掉的危险（毕竟冬天可吃的东西少），权衡下来与其自己留着，还不如全塞进种子送给后代。现在人类发现了水稻的这个策略，于是决定对它们征收99%的遗产税，化作人类的食物；剩下的1%则重新播种。对于人类而言，当然是植物把越多的能量留给种子，越划算；因此在长年的人工选择之下，水稻几乎是拼尽全力生产，什么安全保障啦资金储备啦的全数忽略。也因此水稻对于旱涝灾害的抵抗力很差，需要颇多的农药水肥才能保证高产。

可是，这种策略万一真的遇到环境灾害经济危机，那可就惨了。缺乏备用资金的话，一旦破产，那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所以野生的水稻都不敢不留点余地。而诞生于安第斯山区的土豆，饱受不规则气候之苦，干脆采取了另一种策略：长年蓄积足量的养分，留得青山在，每年除了定期开土豆花有性繁殖之外，遇上好时机还可以直接动用块茎储存的养料来无性繁殖。块茎埋在地下，防冻问题解决了一大半，被草食动物发现的几率也大减，到了春天再发芽就是。当然，大约在一万年前，人类发现它之后也很快学会了征收所得税，挖出它的块茎直接食用；而在人工选择下，块茎所存的养料越来越多，土豆个头也越来越大。

块茎比起种子的好处是明显的：由于自带营养储备，又是整个生长期间持续生长，所以抵抗恶劣环境的能力很强。土豆可以在除了盐碱地之外的所有类型土壤中生长，可以适应低至8℃高至30℃的日均温度，产出同样数目的卡路里所需的水量只有小麦的一半；因此许多贫瘠且偏寒冷的多山地区，种植土豆是当之无愧的首选；而较温暖的亚热带地区，土豆实际上可以在全年任何时候播种。此外，温带地区土豆的生长周期大约是4个月，从第二个月起新的块茎就开始形成，成熟之后仍然可以留在地里一段时间，因此不存在特别集中的农忙时节，不易出现“青黄不接”的场景，也不易遭受战乱摧残。（要知道，那时候打起仗来往往士兵是就地觅食，对一般农业经济的伤害不是一星半点。）

而比起很多其它块茎/块根作物，土豆在营养上又占了优势。目前世界上木薯也是一种很重要的块根作物，产量已经接近土豆，可是木薯的蛋白质含量近乎为零，相比之下土豆的蛋白质干重含量和谷物是一样的，还基本不含脂肪（当然，前提是你别用油炸它！）。土豆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和铁，B族维生素和钾、磷等矿物质也是它的强项，这些领域又胜过我们熟悉的块根作物红薯（并且比红薯更耐冷耐旱）；不过切碎水煮或者油炸会导致许多维生素流失，所以从营养角度看，连皮煮熟似乎是最好的吃法。

尽管土豆初抵欧洲时受尽偏见，它仍然逐渐在欧洲站稳了脚跟，特别是在那些不太适合传统作物的地区。土豆最早是在十六世纪经由西班牙殖民者之手抵达欧洲，可是立即受到各种各样毫无根据的污蔑——比如圣经上没有提到过它（因此很多地方土豆得了个外号叫“魔鬼的苹果”）；比如属于盛产毒物的茄科家族；瑞士植物学家Bauhin甚至声称土豆导致麻风病，理由仅仅是它长得像染有麻风的脏器。迈克尔·波伦在《植物的欲望》里这样说:“小麦是向上指,指向太阳和文明;马铃薯却是向下指,它是地府的,在地下看不见地长成它那些没有区别的褐色块茎,懒散地长出一些藤叶趴在地面上。”直到今天，potato这个词仍然充满了嘲讽之意：英语里宅男是“couch potato”，傻瓜是“potato head”；法语里懒蛋流着“potato blood”，而顺拐的人则是“dances like a sack of potato”。我甚至怀疑，美国头号搞笑副总统Dan Quayle最经典的一次搞笑——视察小学课堂时把potato拼成potatoe——也有某种文化潜意识在作祟。

但是不管怎样的恶名，好处毕竟是实实在在的。荷兰人开始种土豆仅仅是为了预防坏年头，但是土豆在1740年的超级寒冬里表现得太出色了，以至于迅速推广开来，到了1794年，土豆已经跻身于荷兰特色食品之列。德国人同样在1770年的饥荒后意识到了土豆的好处，而饱受战乱之苦的德国农民还发现土豆不容易被士兵毁掉——虽然也不是绝对安全，因为很快士兵也学会了从地里挖土豆吃（但是总比糟蹋麦苗要好得多了）。1778-1779年间的巴伐利亚继位战争就有个外号叫“土豆之战”（Kartoffelkrieg），因为士兵们都是靠在田里挖土豆过活的，而土豆被挖光的时候，战争也就自动结束了……

法国人当然也不甘落后，于是一个倒霉的药剂师Parmentier在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中被德国人抓住，吃了好久的土豆牢饭；他幸而归国之后就大力推广土豆。（也不算倒霉啦，Parmentier这个姓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形容词，意思就是“有土豆的”。这么个名垂青史法倒也不错。）土豆大普及行动一时间如火如荼，以致路易十六把土豆花用作胸花，而玛丽皇后则干脆戴在头顶，只可惜他俩后来都上了断头台。更不幸的是，现在法国赖以成名的French Fries（法式炸薯条），当时还没发明，他们的主食还是面包蘸汤，而掺有土豆粉的面包做出来软乎乎的，根本蘸不起汤来。要等到1857年，米勒才会画出他的名作“晚祷”，还有四年后的“种土豆者”。（即便那时，还是有不少法国人觉得土豆不健康。

俄国人照例还是晚来一步。像彼得大帝这样时尚的人留学期间当然不会忘记往国内送一袋土豆，但是国内的乡下土包子总觉得这东西不吉利。到了1840年，政府坐不住了，决定强迫官属农民（state peasants）在公用地上种植土豆，可他们误以为这是在全面推广农奴制，加上土豆的恶名，最后下场是一次大规模的“土豆暴乱”，迫使当局住手。可是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农民还是意识到了土豆的明显优势，最后还是殊途同归，成了主食之一。

而在寒冷的爱尔兰，农民们几乎是心甘情愿地接纳了土豆；他们甚至把土豆的传入直接上溯到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覆灭——根据传说，正是在那场令天地无光的海上大决战中，被击沉的西班牙战舰上的土豆飘到了爱尔兰的海岸上。他们的热衷不是没有理由的：在爱尔兰，每英亩土地可以出产6吨土豆，而小麦和燕麦只有不到一吨。在圈地运动使农民丧失了公有地之后，这一差别显然是至关重要；于是有了句俗语：“穷人的餐点——除了小马铃薯就是大马铃薯。”到了1845年，土豆在爱尔兰的种植面积已达两百万英亩，成年人均每天消费6.2公斤。这些“低贱”的粮食不但喂饱了农民和牲畜，让爱尔兰人口从1780年的四百万猛增至1845年的八百万，还让地主得以在余下的土地种植“高档”的谷物，然后出口到不列颠。爱尔兰人说，“世界上只有两样东西开不得玩笑，一是婚姻，二是土豆。”(天主教教义是不允许离婚的，因此天主教的爱尔兰人说婚姻开不得玩笑，等于是在说上帝。)

这一切看起来都不错，可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块茎在喂饱了爱尔兰人的同时，也埋下了灾难的种子。

首先，这种随时储藏的策略毕竟没有最大发挥自己的潜力，因此当环境适宜水肥充足时，土豆依然不是水稻小麦的对手。所以目前的土豆种植量虽在发展中国家以每年5%速率增长，在发达国家却以每年1%速率下降；而在全球粮食体系中，土豆仍然只能屈居第四。不过，这当然并不妨碍爱尔兰的穷苦农民大量种植土豆，也不妨碍粮农组织总干事雅克·迪乌夫称赞说“马铃薯在战胜世界饥饿和贫困斗争的前沿发挥作用。”

其次，块茎毕竟是活组织，设计思想是存在地下和茎叶相连，不断新陈代谢，含水量较大，刚收获的土豆含水量可达75-80%；而不是像种子那样存够了营养物质后立即脱水进入休眠期等待春天到来——小麦和水稻种子的含水量还不到15%。因此，块茎的储存和运输难度都很大，更常见的是即挖即吃。假如储藏条件太热、太干燥或者太不通风的话，要么直接烂掉，要么开始变绿发芽，而发芽的同时会大大增加土豆里龙葵素的含量，食用后可能引发中毒。如果没有现代科技介入，即便是最佳条件下，生土豆几乎也不可能存储一年以上；所以“仓里有粮，心中不慌”的情景，对于土豆是不适用的。

某些不列颠和爱尔兰民间传说宣称，把土豆引入欧洲的不是该死的西班牙人，而是伟大的英国人德雷克爵士，他在1577-1580的环球旅行中，记录了他在1578年于智利海岸遭遇土豆的经历。可惜，土豆块茎在海上不可能存活两年之久，德雷克1578年看到的土豆就算带上了船，回到欧洲也早挂了。因此引入土豆大概还是西班牙人干的好事。储存问题也是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大肆夸奖一番土豆之后，所指出的唯一缺点。

也正因为储运原因，今天的粮食国际贸易中，生土豆只占极小的比例，譬如我国的土豆出口量还不足其总产量的0.5%。不过这在当今倒是有一点意外的好处：近年来随着粮食全球化进程，国际谷物价格暴涨，但是主要受本地供求控制、不怎么参与全球交易的土豆则只受到极小的波及，因此被认为是低收入国家的“粮食安全作物”。最后，土豆的繁殖也是通过块茎来进行。这种方式比种子的需求量要大，估计起码要有20%左右的产量留作下一季播种之用。这对于缺乏土地但不缺劳力的爱尔兰人而言不是个大问题，何况块茎法也缩短了成熟时期，足以补偿这一损失。可是，块茎繁殖更大的缺陷在当时却少有人注意：它是无性繁殖的。

其实自然界中，虽然无性繁殖的起源较早，但是现存的物种中，只会无性繁殖的却是寥寥无几，绝大多数都是要么两样兼修，要么干脆专攻有性繁殖。看起来无性繁殖一定是遭遇到了某种重大问题。对这个问题，演化生物学界的主流解释之一是所谓“红色皇后假说”，认为无性生殖的群体里，所有个体的基因都很相近，改变起来也很慢，所以很容易受到病原体和寄生虫的毁灭打击，而有性生殖因为是两个个体的基因混合，由此产生的生物多样性可以保证不会被一击全灭。

野生土豆最早是在大约7000年前在安第斯山脉的的喀喀湖区被人类首先驯化的。在驯化之前，土豆原本是有性和无性两种方式共用的，因此全美洲的野生土豆（Solanum 属）可分成多达两百余个物种，而南美人驯化时也不挑挑拣拣，如今仅在安第斯山脉被人们栽培的土豆变种就多达5000余个，安第斯也由此成为全球的土豆多样性中心。

这样丰富的多样性原本不必太担心病虫害问题，可糟糕的是，西班牙征服者可不懂多样性保护，他们只带回了很少的土豆品种。这在生态学上被称为“建立者效应”——原本丰富的多样性却只向外输出了一丁点，瞬间变得极为贫乏。而带回欧洲之后，土豆这短暂的几百年里又几乎全是在无性繁殖中度过，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恢复多样性；之后经由欧洲人之手播撒全球的所有土豆都有这个问题。结果就是，十九世纪广泛分布于欧洲和北美的大片土豆，遗传特质几乎全都是相同的。

这一事实有两个后果：

其一，植物病毒将在植物中长年累月驻扎下去。病毒一般不太容易杀入种子，但是在块茎中呆着却很容易，熬到下一个播种季就又可以继续嚣张下去，就算运气不好留在土壤里也很容易等到明年再趁虚而入；反正每个块茎都差不多，轻车熟路了嘛。因此传统的土豆块茎里都积累了许多的植物病毒，虽然对人体无害但是很影响产量。利用现代组织栽培技术可以创造出“无病毒株”，从而大大提高产量（成本当然也会高一些），可惜当年的爱尔兰人享受不到这一点。

其二，一旦出于某种原因，一种恶性病原体入侵了土豆田，由于所有的植株都对它同样敏感，它将以极快的速度横扫相邻的所有田地，直至扩张到另一个品种才会放慢脚步——假如还有另一个品种的话。

不幸的是，在爱尔兰发生的悲剧，正是“其二”中所描述的场景。

“一个英国人在一间茅屋里看见了一大群面色红润的孩子,便向父亲问道:‘您用什么办法养育了这样健壮的孩子?’这位农民回答说:‘得益于耶稣,也就是马铃薯,先生。’”

照此说来，引发爱尔兰大饥荒的“晚疫病”也许就是魔鬼的化身了。

1845年的爱尔兰已经对土豆产生了严重的依赖。据估计，这时土豆提供了爱尔兰80%的人类食物，也成为家畜饲料的主要来源；而绝大部分土豆都只属于S. tuberosum ssp. andigena 这一个亚种。由于只要煮熟就能食用,因此很多爱尔兰家庭只有一口锅,土豆煮熟之后,把锅子翻过来就成了桌子；许多主妇甚至干脆都不知道如何烹饪土豆之外的事物。这段单一的链条，太脆弱了。其实当时人们已经发现土豆对某些真菌病——比如卷叶病和干腐病——颇为敏感。马尔萨斯已经针对爱尔兰问题发出了警告：算数增长的粮食不可能跟得上几何增长的人口，灾难早晚会来临。可是，每年一千三百六十万吨土豆，其中一半供人食用，如此庞大的数量，又有哪一种作物能够替代？在土壤贫瘠的爱尔兰，87%的土地被地主和新教徒控制，占人口大多数的天主教农民除了土豆又能靠什么生存？也许这是天命。可是和所有其它悲剧一样，最后的导火索是由人亲手点燃。

“晚疫病”(Late blight, 病原体为Phytophthora infestans)是一种来自墨西哥的土豆真菌疾病，也能感染番茄等其它茄科植物，喜爱偏暖湿的环境，感染后可以彻底毁灭整株植物。这种疾病的感染率原本不是很高，最早于1843年初出现在美国东部，当时没有引起特别大的关注。1845年，一船播种用的土豆装箱驶向比利时，这次越洋旅行的目的是向欧洲引入新品种试图对抗干腐病，然而似乎正是这船土豆，反而为欧洲带来了晚疫病灾难。

1845年7月下旬，晚疫病在比利时闪亮登场，迅速地向西传播到爱尔兰，向东直达俄罗斯。这一次瘟疫的后果原本并不是太严重：在欧洲大陆，农民们还有其它作物可以依赖，就算是在爱尔兰，这场疾病也只是毁灭了

1845年40%的土豆收成。英国当时的总理Peel为此从印度和美国购进了价值十万英镑的玉米，可惜直到1846年2月才送抵爱尔兰，而他们那时是不肯吃烤玉米棒子的，又费了很多时间在研磨成粉上，真正抵达民众手中的时间更晚。

与此同时，爱尔兰人正在加紧种植新一季土豆以弥补去年的损失。然而，他们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去年腐烂的土豆被他们留在了地里。那时微生物学还在襁褓之中，没人知道这种疾病的罪魁祸首是一种真菌，更无人知晓这种真菌随土豆埋在地里半年之后已经繁殖了多少孢子，等待着新一轮的感染。其实那时已经有科学家注意到硫酸铜对于真菌疾病的防治作用，但是“农药”这个观念那时还不存在，他们的发现没能得到推广。克制真菌疾病的王牌农药“波尔多液”（硫酸铜和熟石灰的混合物），要到三十年后才出场……

1846年的夏天，真正的灾难降临：当年温暖多雨的天气加上土壤中残留的大量孢子引发了晚疫病大爆发，幸存的植株不足百分之十；到了十月份，土豆的价格已经是去年此时的五倍。可这时的英国政府正处于混乱当中：托利党总理Peel认为保护主义不利于农业发展从而废除了《谷物法》规定的高额谷物关税，却引发党内意见分裂最终下台，新上任的辉格党Russell政府则不但施政无能，还信奉政府不干预市场。许多不列颠人觉得土豆加剧了爱尔兰人的懒惰和低贱（马尔萨斯说，“只要马铃薯体系还能够使他们的人口这般增长，远远超过了对于劳动力的正常需求，下等爱尔兰人的这种懒惰、喧闹的习性就永远不会改正”），对他们的境遇漠不关心；而爱尔兰地主则若无其事地趁着低关税把大批的谷物照常向不列颠出口。因此这场真正的灾难相对而言反倒被英国政府和民众忽视了。虽然后来政府也采取了一定的救济行动，但是来得太晚了，也太少了。

可能由于气候的原因，1847年的土豆还稍微有一点收成，但是接下来的两年又是近乎颗粒无收；随着饥荒的蔓延，人体抵抗力和卫生措施都受到严重冲击，痢疾、霍乱和斑疹伤寒也开始肆虐。等到1851年灾难终告结束时，原先的S. tuberosum ssp. andigena 这个土豆亚种在欧洲基本上算是消失了，而爱尔兰的八百万人口则有一百一十万以上死去，还有接近两百万人被迫离开祖国，其中相当一部分抵达了北美。这批人永远地改变了美国的人口组成，也以最残酷的方式推动了美国的工业化进程——还记得吗？“美国铁路的每一根枕木下面，都横卧着一个爱尔兰工人的尸首。”直到今天，爱尔兰的人口和土豆产量也没有回到灾难前的水平。

他们因此怨恨土豆吗？也许我们身处那个文化之外，永远不能完全理解。我们只知道，在爱尔兰最伟大的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的作品中，土豆是一个护身符，既象征着英雄般的民族延续，又暗喻着衰败和毁灭。也许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爱尔兰的人均土豆消费量今天仍然是欧洲第一（143千克/年）。灾难的历史依然是历史，无法忘却，也无法跳脱。

是什么导致了这场触目惊心的灾难？这个问题已经被无数人问起，而和历史上所有的灾难一样，也有无数的答案被提出。有人控诉英国政府蓄意屠杀种族灭绝，有人指责放任主义经济政策的愚蠢，有人认为是人类对自然的过度改造导致天谴，有人看做是人口无限增长的必然结局。也许这样的问题永远不可能有一个完整的答案，而这篇小短文的篇幅也不允许深入探讨每一个历史细节。因此，请允许我管中窥豹一次，只从一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知识的作用。

其实，如果允许我带着现代的知识穿越回去的话，我有无数次机会可以避免这一切的发生。如果西班牙征服者知道多样性的意义；如果美国的海关人员懂得植物检疫；如果爱尔兰农民知道这是一种真菌病，靠土壤中的孢子传播；如果波尔多液提前走出法国的实验室进入田间……每一个环节，也许只需一句话，就胜过无数的政策拉锯战，拯救无数生命，也省却无数后世史家翻来覆去猜测当局是何居心——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特定的“居心”，只不过是没人知道应该怎么办而已。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当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发生在今天时，政客们在抓紧机会摆姿态，科学家们却在首先关心具体的数据。但无论如何，哪怕经历了这样的悲剧，土豆的故事非但没有结束，反而愈发在欧洲站稳了脚跟。从米勒的《种土豆者》到梵高的《吃土豆的人》，土豆逐渐成为了贫穷、朴实而勤劳的农民的象征，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土地中寻找生活。在现代的农药、多样性控制和基因工程的作用下，病害已经不再是致命的威胁；而即便是很多地方条件改善之后种上了更高产的作物，土豆仍然藏在幕后，随时准备着在动荡时期站出来挽救百姓。譬如1992年的俄罗斯，混乱的经济大重组伴随着严酷的气候，此情此景之下聪明的俄罗斯人很快就把土豆种遍了每一寸空地，甚至种到了莫斯科城外的奥斯特洛夫国家森林公园里面！

新用户注册返回首页
首页上一页下一页尾页页次1/1 转到第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