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烛光生存狂]-【转贴】南大历史系师生轶闻

历史系师生轶闻豆豆/文

我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代大学生中的一员，有幸目睹南京大学历史系许多老先生的风

采。想想他们中的好些人已经仙去，我不把记忆中他们身上的精彩片段写下来，恐怕后人

将永远不知道了。今姑且写下几位的轶事，也请南大的学友们续编下去。

　　当年，年轻教师中有一些人口才好，能够把课讲得很精彩，但也有一些年轻教师

既无讲课经验，又生性腼腆，就难免不受学生欢迎了。我们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代大学

生，那时人人学习都如饥似渴。然而我们的英语教师是一位刚毕业不久、二十三四岁的“

大男生”。他长得白白净净，有点女子模样，说话时的柔软表情和轻声轻气，已经让我们

这帮多从工厂农村来的“经过革命洗礼”的新一代大学生感到憋气，而他的语言表达又不

太好，几堂英语课讲下来，学生们就很有意见了，于是有人去教研室反映，要求换人。终

于有一天，这个可怜的年轻人带着哭腔抹着眼泪向全班同学道歉，说自己讲得不好，耽误

了大家的学习，现在学校决定把他换下去。那情景让班里所有同学动容，班里几位女生还

流下了泪水。但那也是很无奈的“让老师下课”的结局。

　　改革开放后最早一批大学生是幸运的，那时德高望重、学富五车的老先生给本科

生上课比比皆是，与后来老教授只“开小灶”，给几个研究生私相授受的情况形成鲜明对

照。如今，本科生似乎主要接受的是资历最浅、学识尚低的年轻讲师的讲课，教授们是不

屑于天天去面对他们了。而改革开放之初，老先生们却是那样满怀激情地走上大课堂。当

年，拔乱反正，曾长期被当作“臭老九”、被批倒批臭的先生们总算扬眉吐气了。他们视

走上讲台如翻身得解放，人人青春焕发。由此，他们的风采，也给我们留下了毕生难以磨

灭的印象。

刘毓璜

　　讲授思想史的刘毓璜先生，当时已是七老八十的人了，高度近视的眼睛配了一付

有无数个圈的镜子，看书时像用鼻子闻书一样，凑得极近。说话声音不大，且有点含糊不

清，但时不时会崩出几声尖嗓音。开课第一讲，自然是要对教育制度的巨变慨叹一番。当

时他在课堂赋诗一首，印象中四言诗的末两句好像是：“最是令人喷饭处，铁生白卷跃龙

门。”他用粉笔在黑板上敲了几下，高声（其实是尖声）说：交白卷居然成为上大学的理

由，妙哉妙哉，真是“伟大的时代”造就“伟大”的奇闻！这让我联想到电影《决裂》中

郭振清主演的男主人公举着一位年轻汉子的手说：就凭这手上的老茧，就有资格上大学！

那真是一个“原来刘项不读书”的时代。

伍贻业

　　伍先生当年教我们古汉语。因“文革”中无端被批斗下“牛棚”，蒙冤受辱，伍

先生在讲授司马迁《报任安书》时，便感同身受，将司马迁的满腔冤屈视如自己所受苦楚

，几乎是字字血、声声泪。古汉语为公共课，当时两个班一百五六十人挤在学校“北平房

”中，教室很简陋，课桌课椅均是石砌的，冬天坐在那儿让人感到冰凉。然而先生的课总

是让我们热血激荡。他的声音在那足有三百平米的大室里回荡，强烈震撼着在座每一个学

生的心灵。二十多年过去了，至今听过这堂课的学生仍感慨不已。“太上不辱先，其次不

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

受辱，最下腐刑，极矣！”当年先生闭目摇头念出“极~~~~矣”二字时的悲愤情景，至今

历历在目。自那时直到今天，我要说，自己再没听到过如此动人心魂的课程了。二十年后

当我遇到先生时言及此事，先生说好些同学都跟他说过这事，可见抱同感的人远不是我一

个。

张之栋

　　张之栋，讲授世界上古史。先生有魏晋风度，长得像尊棱角分明的雕像，脖上围

着长围巾，说话沉稳平静，总是坐着讲课，还翘着腿。对于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对人类文明

史的论述，他可谓滚瓜烂熟。某日上课，在没有任何铺垫的情况下，他不动声色地说：“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他语调

很舒缓，然而接下来的话却起了波澜：“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

西。”闻听至此，教室里所有学生无不愕然，心想张先生是不是把自己抬得太高了？而他

的话语还在继续：“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

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正当全体同学既为这话的

滔滔雄辩而折服，又为老师把自己与马克思相提并论而奇怪时，张先生补充了一句话：以

上是恩格斯语录！顿时全班哄堂大笑，而张先生却没笑，表情依然如故，坐着纹丝不动。

张永桃

　　张永桃先生教政治经济学，这样一门枯燥乏味的公共课，被他讲得有声有色。依

旧是在那大平房石砌桌凳的教室中，他抑扬顿挫的声音、信手拈来的例证，总是让我们兴

致盎然。当时刚看过一部日本影片《望乡》，影片故事讲的是一位沦落他乡的阿基婆回忆

自己年轻时被迫做妓女的辛酸经历。我至今不明白张先生留在我印象中最深的一句话居然

是：“阿基婆婆为什么要养那么多猫？”这与政治经济学有什么关系，我已搞不清楚了，

但先生的课十分吸引人则是确实的。

　　我们考古专业的诸位先生授课也各有千秋，令人难忘。秦浩先生讲课逻辑缜密，

扬州唐城如何发现的考证，简直就如破案推理，从文献到遗迹，一一揭示出那远去的迷案

，让我们听得津津有味。当然，秦先生具体的言谈内容我已淡忘了，而他在夸赞一件文物

很精致时总是说“非常精”的“精”字，发音为“zing”，因而“这件东西非常的zing、

非常的细”，成为我们课下学他的口头禅。蒋赞初先生讲课很平和，内容却很丰富，尤其

是他对六朝古都的论说，让我们这些身在六朝故地的学子也生出几分自豪感：“江南佳丽

地，金陵帝王州。”我的毕业论文写的就是六朝南京城，这与蒋先生的授课不无关系。洪

家义先生学问高深，所讲古文字学让我们如听天书。先生语言表达并不很好，但大家都非

常敬重他的学识。还有张之恒先生，他能把先秦考古学上那些枯燥乏味的坛坛罐罐背得那

么清楚，当他双手按着讲台、眼望着窗外，嘴里念念有辞地一一道出那些“侈口束颈斜肩

鼓腹圈足”、“小口折沿方唇深腹圜底”、“夹砂灰陶饰粗绳纹”之类东西时，我们由衷

地佩服他怎么会有这样大的耐心记下了那么多单调得怕人的器型和纹饰。这一切，都是令

人一辈子难以忘怀的。

　　时光远去了，当年那些给我们授课的先生们的音容笑貌，依然活现在我的心

中，并将伴随我的一生。

　　　　附：

　　　　南京大学历史系逸闻录（摘录）

　　　　时间:2003年6月28日作者：曲兵来源:往复论坛

　　　　蔡少卿

　　　　年逾六十，满头银发，面色红润，精神状态很好，常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吱吱

嘎嘎”到系里办事。然而1999年到浦口做《中国的黑社会问题》讲座，蔡先生一袭风衣，

气宇轩昂地走进教室，身后一左一右跟着李力和陈祖洲。用一句时髦话：酷毙了！我不禁

想起一句话：研究黑社会老大的老大来了！

　　　　范金民

　　　　老范的尊师是洪焕椿（历史系已故教授），而洪焕春是清代考据大师孙诒让的外

孙。老范在学习上对学生要求极严格。一次一个师兄为了应付老范的选修课论文，摘抄了

已发表的一篇论文。老范发觉，怒，叫该师兄到办公室，批评，并退回师兄的论文，师兄

大骇——老范已然将他抄的那篇论文的原文找到复印了一份附在他的作业后！

　　　　高华

　　　　高华倾多年之力写出《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因涉及敏感话题，由香港中文

大学出版社出版。评教授职称时，专家组不敢以此书作为其学术成果。有人将书拿给杨振

宁博士看。杨氏看后说：“如果这种人不评教授，中国以后就不要再评教授了！”

　　　　某日晚高华在选修课上讲反右运动。至中途休息，高华突然冲下讲台，到第三排

的女生笑如前，索其证件查看。课后高华言笑如面目成熟，形似公安，似乎还在做录音（

其桌上放着随身听）。经我们解释，方才打消疑虑。高华太紧张了！

　　　　但他上课也常常忘我。讲到兴奋处，会端起杯子放在嘴边，却半天不喝，仍在讲

，底下看的人急死了。这种情况一节课会出现四五次。

　　　　刘毓璜（？—1993）

　　　　安徽巢县人，抗战时期于湖南被捕，时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张治中于1937年

11月至1939年1月任湖南省主席）是刘先生的同乡和至亲，得知后命人将他释放。刘先生因

有此经历，“文革”中被审查、折磨。

　　　　1952年刘先生从安徽芜湖师专调来南大任教。当时的南大因袭了中央大学的作风

，凡外地到南大来教书的都要降一级。结果刘先生到南大后被从副教授降为讲师。为此刘

先生常找系主任韩儒林争吵抗议。这事闹了很久，直到被恢复为副教授。

　　　　李昌宪

　　　　上课时形体语言丰富，一口南京话。喜欢讲“猪”，曾在课堂上说：“我是一只

快乐的小猪，在泥水里打滚。”

　　　　99级本科生做学年论文，班长许赤瑜问李昌宪：“我们有同学想选你做导师，你

有没有题目？”李说回去想想。下次课时，李带来七本参考书交给许赤瑜，说：“我看‘

上个千年的社会生活’这个题目很好，你可以做做……”而先前卢元伟选李老师指导学年

论文，李亦只给他两本参考书。

　　　　李昌宪语录：我现在练出感觉来了，就向你们学英语有语感一样，唐宋时期的引

文，一般我要是看不懂，那不是原文有错误，而是你们抄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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