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烛光生存狂]-核弹危机--《纽约客》2013年9月30日

核弹危机

《纽约客》2013年9月30日

莫斯科时间1995年1月25日上午9点28分，一名副手递给俄罗斯总统鲍里斯· 叶利钦（Boris Yeltsin）一个手提箱。手提箱的提手边有个小灯亮着，箱子里面有一个屏幕，上面显示着关于四分钟前从挪威海附近发射的一枚导弹的信息，而它似乎正向莫斯科袭来。屏幕下方是一排按钮。这个箱子是俄罗斯的“核弹足球”。只要按下按钮，叶利钦就可以立刻发动针对世界上任意目标的核袭击。俄罗斯的核导弹，核潜艇以及核炸弹都严阵以待，叶利钦手上有四千七百个核弹头已经做好发射准备。

俄罗斯总参谋长米哈伊尔·科列斯尼科夫将军（Mikhail Kolesnikov）手里也有一个“足球”，他正严密观察这个导弹的飞行状况。雷达显示这个火箭在上升过程中动力逐步减弱，说明该导弹是类似潘兴II型的中程导弹（北约在西欧普遍部署的型号）。发射地点也是在美国潜艇最有可能攻击莫斯科的路线上。科列斯尼科夫与叶利钦进行电话连线。叶利钦有权决定是否进行核反击，而他只有不到六分钟的时间做出选择。

冷战在四年前就已经结束。米哈伊尔· 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在1991年12月25日辞职，并将这个“足球”和发射密码转交给了叶利钦。第二天，苏联解体。然而到了1995年，叶利钦在西方的声望在逐步下降；北约扩张计划加剧了紧张局势；俄罗斯在车臣问题上陷入了困境。在核战的大环境下，这些都还是小问题。但是曾经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让俄罗斯人记忆犹新：七年半前，也就是1987年的5月，一个刚过18岁的德国人马蒂亚斯 ·瑞斯特驾驶一架租来的塞斯纳小型飞机（约Piper Cub大小），从赫尔辛基飞到了莫斯科并且降落在距红场一百英尺的地方。这次耻辱导致防空部队领导层的一次小型整顿。这些人可不想再经历第二次。

跟踪了这枚导弹几分钟后，俄罗斯认定导弹不会进入俄罗斯领土。手提箱被合上了。后来证实叶利钦和他的将军们看到的是一个从挪威发射的研究北极光的气象火箭。彼得·普瑞在他的《战争恐慌》一书中提到了这个故事，并称之为“核导弹时代最危险的时刻”。不管这个事件是不是最危险的时刻，这次的气象火箭恐慌只是1945年以来的上百次的意外事件之一。1945年以来，因为意外事故、传达错误、人为失误、机械故障或者一些小错误的堆积，类似的事件时有发生。

在冷战期间，像这样因一方或另外一方的决策而差点导致核战争爆发的事件还有不少，比如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也有马上将要开战的危机，虽然这样的危机很少受到真正的重视。1948年，与苏联就柏林控制的问题上，哈利·杜鲁门（Harry Truman）曾经派遣B-29轰炸机前往伦敦，将莫斯科锁定在轰炸范围内。轰炸机上并未装载原子弹，但是它们的出动表明美国在维护西欧的问题上有可能使用核武器。

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中，尼基塔·赫鲁晓夫威胁说如果英国和法国不从埃及撤军，苏联将会用导弹袭击伦敦和巴黎。1969年，理查德·尼克松派遣B-52轰炸机带着氢弹在苏联沿海地区飞来飞去——这是他的“疯子理论”的一部分。这个理论是想让北越人相信他能做到任何事情，然后北越南会主动来和谈。（除了撤军之外，疯子理论在结束越战的问题上并不比其他的措施更有效）

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后，人类面对的核武器危机更多来自人为疏忽——失误引爆的炸弹，轰炸机着火或者坠毁，导弹爆炸，电脑计算错误或者人们草率地做出决定。大多数时候，因为意外而引发核爆炸的可能性比人为故意导致战争的可能性还要大。

在冷战早些年间，很多意外事件都与飞机有关。如1958年，一架装载着马克36氢弹（美国军队威力最大的武器之一）的B-47轰炸机在摩洛哥空军基地跑道上滑行时起火。飞机断成两截，基地人员被疏散，大火燃烧了两个半小时。弹头内携带的爆炸物最终并未被点燃，否则会有一系列连锁反应发生。虽然摩洛哥国王得知了此事，但这场意外依然对外界保密。

六周后，一颗马克6型原子弹落在南卡罗来纳州火星崖的某户人家后院里，只因飞行员失误拉下了发射炸弹的手动拉杆。幸而弹头里并未装上核芯，但爆炸物被点燃。许多鸡被炸死，这户人家受伤入院，地上炸出了一个35英尺的弹坑。虽然这个事件不可能被隐瞒，但负责机载核武器的美国空军战略司令部（SAC）对大众宣称这是第一次发生此类事件。事实上在之前一年，一个没有装核芯的氢弹意外地在阿尔布开克附近被发射出去并在撞击下爆炸。

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后，导弹成了首选的核弹头运载工具，但是可怕的事情依然不断发生。1960年，位于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的北美防空司令部（NORAD）的计算机发出警告：苏联刚刚向北美发射了一枚全射程导弹，消息确定性99.9%。弹头将在数分钟之内落地。当官员们得知赫鲁晓夫本人正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也没有任何导弹落下的时候，他们才得出结论：这是一个假警报。后来他们发现安装在格陵兰岛图勒空军基地的弹道导弹早期预警系统把从挪威上空升起的太阳当成了来自西伯利亚的导弹袭击。

1979年，北美防空司令部的电脑又一次发出警报：苏联开始发动全面攻击。于是作战人员登上轰炸机待命，导弹进入预警状态，空管人员通知民航客机说可能他们很快就会被要求降落。调查表明，一名技术人员误将一盘用来军演的战争游戏带放入了电脑中。一年后，第三次事故发生了：凌晨2点30分，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的家中响起了电话，他接到通知，称有220枚导弹正向美国袭来。而事实是一枚价值46美分的电脑芯片出现了故障，引发了这场虚惊。

负责美国核武系统生产与安全的桑迪亚国家实验室（Sandia National Laboratories）在一项研究中发现，1950年至1968年之间，至少有1200枚核武器与多次“重大”事故有关。即便是那些实战中的核弹也不完全是按计划进行引爆的。1945年8月6日投到广岛的原子弹“小男孩”，只有重量不到1公斤*的铀（占核芯的1.38%）发生了裂变反应（仍导致8万人丧生）。而三天后投放到长崎的那颗，则偏离了目标有1英里（造成4万人丧生）。1954年比基尼环礁的氢弹试验，其爆炸当量达到了1500万吨级，是科学家预测的三倍，所释放的致命的放射性尘埃在太平洋上绵延数百平方英里，其中的一部分还影响到了距离爆炸现场数英里之外的美国观测者。

上面的这些以及其他更多事件，在施洛瑟的《指挥与控制》（Command and Control）一书中都有讲述，本书是自1945年7月16日世界第一颗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戈多爆炸以来，所诞生的一部优秀的新闻调查，为在某种程度上控制核武器做出了努力。施洛瑟对信息有着神奇般的运用，他将政府报告、科学文献以及关于核武的大量史料与争论作品等庞杂材料糅合到一起，用明快的笔法讲述了过去50多年间科学与政治的变迁。在讲述过程中，他还穿插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惊心动魄的事件：那是1980年发生在阿肯色州的一次泰坦II导弹发射井事故，其描写给人一种科技惊悚小说的感觉：

普拉姆眼看着9磅重的插座顺着平台与导弹之间的缝隙滑了下去，下落了大约70英尺后砸在了发动机架上，然后弹到了泰坦II上，这一切就如同慢镜头。很快，燃料从导弹上被砸破的洞里喷了出来，就像花园里的水管在喷水一样。

“噢，天呐，情况不妙。”普拉姆心想。

《指挥与控制》展现了非小说类文学作品的写作规范。

施洛瑟有两部知名作品，分别是发表于2001年的《快餐国度》（Fast Food Nation）和2003年的《大麻狂热》（Reefer Madness），后者是一部关于大麻黑市、色情和非法移民的调查报告。读过这两部书的人，和读过他偶尔发表在《国家》（The Nation）杂志上的文章的人，很可能会把他和激进政治联系在一起。或许他们会惊奇地发现，要说《指挥与控制》里有英雄的话，他们应该是柯蒂斯·乐梅(Curtis Lemay)、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和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以及美国空军中士杰夫·肯尼迪，他参与了对阿肯色发射井受损导弹的施救行动）。他们清楚，核武器仅仅在地球上存在着就是一种危险，为避免它们在我们眼皮底下爆炸，这些人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到20世纪60年代末，在世界核局面形成之前，“核口水战”早已进行多时了。1947年，二战在欧洲结束已经两年，美国在德国有10万驻军，苏联则有120万。杜鲁门将核武器视作是一种有效的均衡制约（苏联尚未研制出核武器），并且他让斯大林明白：如果苏联入侵西欧，美国将使用核武器。之后，从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大卫·利连萨尔（David Lilienthal）那里得来的消息却让杜鲁门大吃一惊：美国的仓库里只有不多不少正好一枚核弹。这枚炸弹尚未组装，但利连萨尔却认为或许它装起来就能用。

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核武器成为了美国军事战略的核心。艾森豪威尔认为美国国防预算已经失控，制造核武器要比养一支大规模的常规部队便宜的多。艾森豪威尔政府同样相信，“大规模报复”的信条——誓言以压倒性核打击应对苏联入侵——是一种可以维持和平的威慑力量。

1960年，肯尼迪竞选总统，他指责艾森豪威尔政府放任美苏之间“导弹差距”（Missile Gap）的发展——或许是这一问题帮助肯尼迪赢得了这场竞争激烈的总统大选。但根据间谍飞机提供的侦查情报艾森豪威尔了解到：苏联在导弹力量方面并不占优。1960年，苏联只有4枚确认存在的洲际弹道导弹。肯尼迪上台之后，美国空军情报部门汇报称，截止1961年年中，苏联可能拥有1千枚洲际弹道导弹，但到1961年年底，苏联实际上也只有16枚。到1962年，苏联的军火库中有3万1千枚核弹，美国拥有2万7千多枚，洲际弹道导弹苏联有36枚，美国则有203枚。

苏联的核力量通常都被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情报机构给夸大了，而且保持这种错误也符合国内军事机构，特别是美国空军（在施洛瑟的书中并不是一个英雄形象）的利益。在10多年的时间里，美国政府投入了巨额资金制造核武器，美国公众不断地受到核攻击警报的惊吓，这些警报总是显示核攻击迫在眉睫，国防智囊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和书籍，描述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怎样预防核战争以及怎样在核战争中生存下来。

虽然不能完全说这种威胁是假想，但很大程度上它们确实是。苏联并不具备核战情景里所想象的那种能力，而且人们也没有充分理由相信，任何一方的核武器会按照预想那样起效。肯尼迪政府估计，装载在北极星导弹（潜艇载导弹）上的弹头中有75%无法引爆。

即使战争计划也是有缺陷的。原子弹爆炸的杀伤力来源于爆炸引发的冲击波，放射性沉降物和火灾。但是，如同林恩·伊登（Lynn Eden）在《全世界都着了火》（“Whole World on Fire” (2004)）中解释的，美国军事策划员在估量炸弹破坏力时，从来不会把火灾带来的伤害算进去。因此，由于他们低估了核爆炸的预计后果，导致了弹头的生产量供远大于求。

但是威胁的存在（即是有一部分是假想出来的）使得美国军方得以建立一个核储备，同时迫使苏联也建立一个相当的核储备，因此，这种威胁就成为了现实。在70年代早期，苏联比美国拥有更多远程导弹。那个时候，公众已不再对迫在眉睫的核战争场面感到惊讶，但比起搞民防训练和在后院建放射性掩体的世界，这个世界要更加危险的多。

施洛瑟的故事显示出在美苏两国冷战时期针锋相对的关系：双方你来我往，互不相让。一方的战略优势立刻会被加倍奉还。美国希望拥有核优势的原因并非要击垮苏联，而是为了和平：美国希望苏联意识到只要它发动核战争，它就会失败。苏联对这个问题则有不同的看法不足为奇。因此，每次当美国采取行动赢得优势时，苏联就会立刻做出回应，美国的优势也就丧失。美国寻求的稳定的背后却是岌岌可危的现实。

例如，当美国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为了发展核武器而削减常规军事力量时，苏联也跟着这样做。华沙条约组织就是苏联版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当美国创建了负责领导全国军事力量的空军战略司令部后，苏联创建了战略火箭部队。而当美国具备了应对第一轮核打击的能力后，苏联也具备了这一能力。两个国家犹如两只猴子般，互相追逐地窜上了树。

即便是两国在冷战时期的国内政策也是如此这般。1947年，杜鲁门下达一项行政命令，要求为联邦雇员制定一个忠诚方案。一周以后，苏共中央委员会建成了苏维埃荣誉法院，并负责调查西方对苏联生活的影响。参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开始在好莱坞审查共产党员，与此同时，斯大林和他的文化政委安德烈.日丹诺夫（Andrei Zhdanov）也开始打压文艺工作者。

每一个措施都意在防止策划好的的核战争，但最后都增加了核战争意外爆发的风险。施洛瑟认为并没有更好的应对冷战的方法。核武器系统的规模越大、策划越复杂、越精密，核事故的影响越大。系统的运转——及时的警告、畅达的通讯、发射的导弹、引爆的引信炸药、核芯的裂变——万事皆需尽善尽美，不允许丝毫差池，但这一点很难做到。

施洛瑟称自己作品的灵感来自查尔斯·佩罗（Charles Perrow）的《正常事故》（Normal Accidents (1984) ）。佩罗主张在以纷繁复杂的相互作用和他所指的“紧密结合”（不能轻易调整和关闭的流程）为特征的系统中，发生事故是正常的，也是可预测的。而且他们做不出令人满意的事后分析，因为事件已不可挽回，要解释哪一个阶段导致这种不可挽回的局面发生是很困难的。

谁应当为挪威气象火箭事件所带来的惊恐负责？实际上，早在发射的几周之前，挪威便通知了俄罗斯。挪威没有确定具体是哪一天发射，因为发射要根据天气状况来定。不是这个通知被错送到了俄罗斯的其他部门，就是接受信息的人会错了意或者仅仅是忘了将其传达到军事部门（这个似乎更有可能）。

错发信息是世界上最常见的错误之一。施洛瑟提醒我们，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由苏联驻华盛顿大使发给莫斯科的信息就是手写的，然后由人骑自行车送到西部电报联盟公司员工手中。“我们在大使馆里只能祈祷，”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Anatoly Dobrynin）晚些时候说道，“他要把它送到西部联盟电报公司，不能耽搁，路上还不能同女孩闲聊。”（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古巴导弹危机结束之后，白宫与克里姆林宫之间安装了电话）。

不仅如此，在1995年的一个六分钟里，由于一名俄国中级官员提早下班，或者疏忽大意了寻找处理信息的正确程序，人类的未来千钧一发。有人在未明确说明的时间发射了一枚探测北极光的火箭。这就像那枚价值46美分的计算机芯片，系统中没有备用件。如果有一片出现错误，整个系统都将处于危险之中。

1980年的阿肯色事件有力地证明了施洛瑟的观点。施洛瑟说，发射井里掉进东西是常有的事。插座下坠时穿透泰坦II导弹表层的几率极其微小，但也不是不可能。当这件事真的发生的时候，会相继出现一系列机械反应和人为的应对措施，紧接着引发了一场场面混乱和错误指导的噩梦。一旦有足够的氧化剂泄露并且燃料箱内部的气压下降，那么导弹将会倒塌，剩余的氧化剂就会和火箭的燃料混合在一起，这样导弹就会爆炸。由于一个19岁的飞行员在执行常规维护作业时不小心使一个插座从扳手上滑掉了，泰坦II导弹就变成了一个定时炸弹，而且还无法关闭计时器。该导弹还是处于预备状态的。施洛瑟说泰坦II导弹一个弹头的爆炸威力是9百万吨，这是二战中所有爆炸的炮弹（包括毁灭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原子弹）威力总和的三倍。如果这颗导弹真的爆炸了，阿肯色州大部分地区都将会被夷为平地。

几乎没有什么军事系统比核弹足球所控制的军械库的关联性更高。一旦输入发射密码，一系列程序将会启动，而且要终止这些计划几乎是不可能的。冷战时期的电影《奇爱博士》（Dr. Strangelove）里的剧情还是相当有现实依据的。美国的核战争计划即“统一作战行动计划”（SIOP）仅有一种应对攻击的策略——全面核战争。据估计一旦核战争爆发，数千万人将会死亡。美国这一核战争计划没有对攻击后如何行动做出说明。这就是美国40年间的核子选择。毫无疑问，当时苏联也是如此。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把SIOP称作“恐怖战略”，甚至尼克松总统也为之惊骇。施洛瑟说当1991年乔治·巴特勒将军成为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总司令后看到SIOP时也被震惊了。“这是我至今看到的荒唐至极、最不负责任的文件，”巴特勒将军告诉施洛瑟，“但看到如今的和平事实我倍感欣慰…多亏技巧，运气和神之干预，我们才结束了冷战而免于核战争，我相信神之干预是最重要的因素。”

施洛瑟故事中所讲的危险人物是指那些通过削弱对核武器使用的控制来强化核武器储备的人，而正面人物也不是反核活动家。施洛瑟对他们相当鄙视，尤其是那些反对潘兴II弹道导弹的西欧人，潘兴II导弹原本是用来保护西欧的，而不是为了针对部署在苏联和西欧边境日夜瞄准西欧的苏联导弹。

施洛瑟眼中的正面人物努力推动核军备更加有序或者寻求降低核军备的潜在影响。1948年柯蒂斯·乐梅成为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总司令后，美国已经准备好实施其抵制世界任何地方的共产主义侵略的政策——杜鲁门主义——以及利用核武器的威胁起到震慑作用。但是乐梅发现战略空军司令部是一个松懈、缺乏组织纪律性、装备不足的组织，而且缺乏训练，也几乎没有任何安全措施。

二战中乐梅曾指挥过一个常在前沿阵地执行任务的轰炸机组，他的指挥以严苛有效而闻名遐迩。乐梅认为“有限战争”的说法本身就自相矛盾，他的战争理论是如果杀死足够的敌人，对方自然就会停止战斗。他撤掉了战略空军司令部的高级军官，建立了一个严格的规则和程序体系，制定了核查清单实践运行机制，使战略空军司令部转变为一个高效率的典型。施洛瑟表示乐梅的这些改革挽救了很多生命。

自从乔治·C·斯科特在《奇爱博士》里将乐梅刻画为巴克·特吉德森将军后，他就成为军事界插科打诨的象征；1968年竞选副总统期间，关于种族隔离分子乔治·华莱士这一票他犯了一个错误，对这两件事施洛瑟都有些遗憾。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乐梅表示他不反对对越南使用核武器。他的这一立场与其战争必须竭尽全力的观点是一致的，一年后尼克松总统暗示他希望在北越南战场使用氢弹。但美国人对核武器冒险已经无法容忍了。这是电影《奇爱博士》中的台词。

施洛瑟认为，尽管1968年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辞去林登·约翰逊政府国防部长的职务时，他同样成了美国政界最不受重视的人物之一，但他对限制核武器使用的事业依然是鞠躬尽瘁。麦克纳马拉改进了美国的预警系统，还尝试去改进战略空军司令部，尽管收效甚微，也努力使苏联相信美国只会攻击军事目标，也希望对方如此。但是在越南战争上麦克纳马拉是失败的。

对于罗纳德·里根总统削弱军备竞赛的举措，施洛瑟评价时用词谨慎，并没有给予里根过高的赞誉。他认为里根在雷克雅未克和戈尔巴乔夫举行那次著名首脑会议时提议销毁所有核武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迎合美国民众关于核武器观念的改变。不过施洛瑟也认为尽管里根的提议并未实际实施（因为他拒绝取消美国战略防御计划——反导系统，即星球大战计划），雷克雅未克首脑会议依然是“冷战的转折点”。此次会议让戈尔巴乔夫相信美国不会进攻苏联，这样他就能够推行改革计划，会议的另一结果是部署在西欧的所有中程导弹都被撤走了。

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家大卫·霍洛威（David Holloway）曾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即核军备竞赛究竟是冷战的产物还是冷战的原因。核炸弹在冷战历史上是无法抹去的事实，因为冷战之初它就已经存在了。杜鲁门决定向日本投放核弹的主要原因是想要快速结束太平洋战场的战争，但第二个原因是要为苏联的战后扩张计划制造心理上的障碍。杜鲁门想要让苏联人明白，对于使用核武器回应敌人的进攻美国不会感到良心不安。（快速结束战争本身也是为了阻止苏联通过太平洋战场在那里占领领土继而将其变为自己的殖民地，正如苏联在东欧所做的那样。）

冷战在历史上是常有的事，它们只不过是不通过军事战争而获得地缘政治优势的手段而已。17世纪路易十四也曾经和欧洲诸国以及天主教会进行过冷战。而美国冷战与之不同之处不在于核武器本身而是其所代表的的涵义——核武器象征着实现目标的终极手段。核弹的这层涵义导致了中西方之间的对抗，也是每次争端的关键所在。核炸弹也许阻止了超级大国之间军事冲突的爆发，但未能阻止许多超级大国在朝鲜、越南、尼加拉瓜以及阿富汗的代理战争，在这些战争中有数百万人死亡。最后，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苏联退出了冷战。但是今天许多较小国家都有了核武器，其中有些国家出于恐惧或愤怒而使用核武器也不是不可能的——长期来看意外事件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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