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烛光生存狂]-【原创】那些为理想而战的人们—

“国民军”早期的进攻

“西班牙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必须要感谢德国空军的努力。”

——摘自德国某知名人士的谈话集

在1936年7月中旬叛军占领萨拉戈萨之后，莫拉开始率部向马德里北部新旧卡斯提尔地区的分水岭——瓜达拉马山区前进。到7月25日，叛军已经控制两个重要通道：位于马德里正北方的索莫斯雷拉隘口（Somoslerra Pass）和西北的奥托•德莱昂隘口（Alto de León Pass）。但由于叛军的弹药补给不足，以及忠于共和国的军队与民兵的坚决抵抗，莫拉无法达成进一步的突破。

共和国方面试图将瓜达拉马山区的作战描绘成一次“决定性的胜利”，但共和国军队在人数、武器（包括炮兵与空军）和补给均较叛军有明显优势的情况下，仗仍然打成了这个样子是很不应该的。共和国所依靠的仓促组织的、具有自发性的民兵部队，实际上接受的是来自其所属工会或党派的指令，而不是政府的命令。这对于保卫共和国显然是不利的。例如，在某次作战中，一支由CNT控制的民兵小队，一枪未发就放弃了位于前线的一个哨所，而这个哨所附近的一座水库，控制着马德里城区90％的饮用水供应。

在南部的安达卢西亚，最初叛军被孤立在塞维利亚和卡迪兹等几个较大的城镇中。但是来自非洲的摩洛哥军团和西班牙外籍军团迅速改变了双方的力量对比。在肃清乡村的共和国武装的过程中，纳粹空军的支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由于叛乱方缺乏运兵船舶，他们为了能够将北非的大批精锐部队运到西班牙本土只能依靠空军。据统计，从1936年7月29日开始的一周之内，就有1500余名叛军官兵搭乘德国的容克-52抵达塞维利亚。到9月15日为止，抵达本土的非洲军团士兵已经超过了15000人！这也是世界史上第一次规模如此之大的空中运兵行动。

8月6日，非洲军团的战地司令雅古埃（Yagüe）飞抵塞维利亚；同时，17架德意战机控制了安达卢西亚南部的制空权。佛朗哥军队的步兵和炮兵大量的使用卡车进行机动。由于军事装备和组织上的悬殊差距，主要由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民兵部队在精锐的非洲军团的进攻下节节后退。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佛朗哥军队就已经前进了300多公里，穿越了整个安达卢西亚。

8月10日，非洲军主力占领了梅里达（Mérida），这使佛朗哥部队的占领区与北线叛乱部队的占领区已经连成了一体。从战略观点来看，现在“国民军”已经处于内线作战的有利态势。8月14日夜，位于梅里达以西，靠近葡萄牙的边境城市巴达霍斯也被占领。随后，雅库埃的部队继续沿公路向塔霍河谷前进。

9月2日，在马德里以西约100公里的塔拉维拉•德拉瑞纳（Talavera de la Reina），共和国集结了约1万人的民兵部队（其中还包括几个炮兵分队和1部装甲列车！）与佛朗哥军队的主力展开了激战。但是一天之后，叛军还是攻占了这个小镇。现在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佛朗哥军队向马德里的进军了。但是，佛朗哥将军的一个决定，却使他们所希望的那种“外科手术”式的战争彻底破产。

在距离马德里西南60公里的托雷多城，自1936年7月内战爆发之初，站在叛乱者一方的当地卫戍司令莫斯卡尔多上校就率领1700多名追随者，退守城市边缘的摩尔人要塞阿尔卡扎（Alcázar）。经历了共和国军队一个多月的围城战之后，他们已经弹尽粮绝。佛朗哥认为，为阿尔卡扎解围，可以给“国民军”在精神上以极大的鼓舞。在叛乱方暂时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士气是至关重要的因素。而且，全世界都在注视着这里。佛朗哥看来，阿尔卡扎之于起事的西班牙国家主义者，“就像是阿拉莫对于1836年美国人一样”。9月22日，佛朗哥挥戈东进，9月28日，叛军重新占领了托雷多，为阿尔卡扎解了围。从城堡中走出的上校，面对着外面激动的人群，说了一句双关语——“一切照常”（Sin Novedad，这也是发动军事叛乱的暗语）。

不断恶化的军事形势促使共和国的不同政治力量之间开始了进一步联合。1936年9月27日，巴塞罗那的无政府主义者正式接受了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首脑、左翼同盟（Esquerra）之领导人孔帕尼斯先生（Companys）关于加入政府的建议。三位FAI的劳工领袖担任了政府部长的职务。与此同时，一个名义上支持托洛斯基的小型的共产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也参加了地方政府，其领导人安德列斯•尼恩（Andrés Nin）担任了司法部顾问。但是在马德里，共和党人、左翼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之间的分歧却给中央政府的政治和军事决策带来了不利影响。并在1936年9月4日最终导致了执政不到2个月的、由左翼共和党人主导的希拉尔政府被卡巴列罗所取代。

尽管卡巴列罗是一个在人民阵线内部得到了广泛认可的政治领袖，但这位泥水匠出身的现在已经70多岁的老人对于军事完全是个外行。甚至在兵临城下的时候，他也没有动员马德里的工人群众在市郊修筑工事，城中的交通要道也没有设置铁丝网。他认为：“西班牙人可以躲在树后面向敌人开枪，而不需要挖掘什么战壕”。但真实的想法可能是他考虑到他在建筑业联合会的老朋友的劝告：为了避免失去工人阶级的支持，“最好不要安排工人们在8小时之外从事‘多余’的体力劳动”。当总理阁下接受法国记者西蒙•特里的采访时，他面对后者关于马德里城防情况的提问，是这样回答的：“难道你要让我们像老鼠一样，躲在地下打仗吗？”

但卡巴列罗政府确实也在竭力提高共和国的抵抗能力。在组建正规军的同时，他们决定结束民兵的独立状态，要求各党派、工会和政治团体的民兵部队均应归总参谋部指挥。新的军队称为西班牙人民军（Ejército Popular Español）。它以“混成旅”为基本单位，每个旅包括3个民兵营和1个旧的西班牙半岛军步兵营。对于陆军的重组工作始于1936年10月16日（一说是1936年9月30日），但是多种复杂的因素导致其成为一个非常艰巨的工作。

西班牙共产党在人民军的组建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早在7月革命时期，共产党的民兵部队（MAOC）就已经组成了“第五团”。在西共领导人、阿斯图里亚斯一位矿工的妻子多洛雷丝•伊巴路里（Dolores Ibarruri，支持者们通常称之为“热情之花”）的号召之下，到1936年7月底，已经有超过1000名共产党员战士加入第五团开赴前线。共产党人在马德里的弗兰克斯•罗德里格斯（Francos Rodriguez）圣芳济各会修道院建立了自己的司令部；他们有自己的后备兵员、补给系统和炮兵部队；并模仿苏联红军在部队中建立了政治委员制度。当时的西共总书记卡迪兹（Cadiz）和著名的意大利共产党人维多里奥•维达里（Vittorio Vidali）在“第五团”的组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维多里奥•维达里的引荐下，共产党员恩里克•利斯特尔（Enrique Lister）和胡安•莫德斯托（Juan Modesto）成为了人民军的重要领导人。前者是一位来自加利西亚的石匠，在很小的时候就随家人来到了古巴，据说他是在“哈瓦那的建筑工地上”开始接触政治的。返回西班牙后，他曾因为从事政治活动被独裁政府监禁。1931年，他在阿斯图里亚斯的监狱中加入了西班牙共产党。第二共和国建立后他被释放出狱，在西共的安排下来到莫斯科学习军事和政治，以及如何组织群众和进行地下工作。1935年9月，他再次返回西班牙。莫德斯托的经历则与前者大相径庭。他曾经是摩洛哥军团的陆军下士，在摩洛哥战争期间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早在1933年MAOC成立之初，他就是负责人之一。

另外一个在瓜达拉马作战中脱颖而出的共产党员是被称作“农民”的巴伦廷•冈萨雷斯（Valentín González）。尽管从外表上看他像是一个典型的西班牙农民，但他实际上是个军人和游击战专家。在他16岁的时候，他就和游击队一起炸毁了一个国民卫队的据点。随后，他辗转来到摩洛哥加入了西班牙外籍军团。在内战早期和内战之前风起云涌的政治运动中，他的朋友和他的敌人都这样称呼他，他也乐于接受这个称号。

他们和很多出身于民兵部队的指挥官将在未来的共和国人民军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在将民兵部队转变为正规的人民军的过程当中，维达里认为，有必要在所有的正规军部队中建立政委制度。因为，在民兵部队政党色彩逐渐减弱的时候，这有助于维持志愿兵们对共和国的政治信仰，同时也可消除对于民兵对于旧军队军官的不信任感。

但是前线的局势仍然危在旦夕：巴雷拉率领叛军继续向马德里前进。1936年10月17日，距离马德里20公里、位于马德里——托雷多公路上的伊列斯加斯（Illescas）被叛军攻陷。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在这个小镇和周边，双方展开了残酷的拉锯战。共和国军队开始仿效马恩河战役中的法国人，他们利用马德里的双层公交车运输部队到前线。这种车辆虽然可以运送大量人员，但是却可以被叛军的观察哨在更远的距离上被发现，然后就是一通炮击。10月23日，共和国方面在付出了很大伤亡之后，不得不再次后退。此时的马德里郊区已经可以隐约听到枪炮声了。

马德里保卫战（1936年11月7日到23日）

“我的眼睛，直到如今，充满骄傲；

看到你们穿过寒雾的早晨，来到卡斯提尔的纯洁的城头；

你们沉默而坚定，就像黎明前的钟声，充满庄严；

你们蓝色的眼睛来自远方，

来自你们土地上的每一个角落，来自你们迷失了的国度；

来自你们的梦，

你们怀着甜蜜的心，燃烧着，

要用枪杆来保卫这西班牙的名城，

在那里，自由被围困

……”

——聂鲁达《国际纵队来到马德里》

1，人民军前期的作战

1936年10月28日，各国驻英大使在英国外交部举行了非正式会议。在会上，苏联大使迈斯基重申，“基于德国、意大利和葡萄牙的所采取的行动，那些认为有必要援助西班牙政府的国家，将考虑他们也有权不再受到‘不干涉协定’的限制”。当天，英国总工会和英国工党也放弃了他们对于“不干涉”的支持，在其他国家，“武装西班牙”成为了联合左翼的一个响当当的口号。在这一点上，第二国际（the Second International）【注】和共产国际也破天荒的达成了一致。同日，共和国总理卡巴列罗在马德里电台的广播中说：“我们用于进攻的力量开始不断增强……我们已经有了正规的摩托化部队。我们已经有了坦克和新型战机。听着，同志们！明天拂晓，我们的空军将会发动进攻。坦克部队也会向敌人最脆弱的地方前进……无产阶级的英雄儿女们，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注：第二国际也就是所谓的“社会党国际”。它正式成立与1889年，是一个由世界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工党或是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所组成的国际组织。第二国际较为有名的行动包括1889年宣告5月1日为国际劳动节，以及于1910年宣告3月8日是国际妇女节等等。第二国际现在仍然存在，它在世界各地拥有各类成员党和组织160余个，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性政党组织。

至少这次，卡巴列罗同志是说到做到的。因为苏联的坦克飞机与技术人员已经抵达西班牙，而且做好了战斗准备。第二天凌晨，由苏联上尉保罗•阿曼（Paul Arman）指挥的15辆新型苏制T-26坦克（坦克手全部是苏联军人），在马德里西南地区摧毁了叛军的一支骑兵部队。稍后，在马德里以南约30公里西西尼亚（Seseña），共和军坦克与法西斯骑兵在狭窄的街道上展开了一场混战。由于步坦协同的失误，利斯特尔的人民军第1混成旅未能及时赶到战场，这样坦克部队只能选择撤退。此役共和军坦克部队没有什么损失（叛军缺乏反坦克火炮）；相反，叛军所使用的只装有机枪而且装甲薄弱的意大利坦克却被击毁了多辆，据说有一辆T-26摧毁了11辆意大利坦克。同日，一个中队的苏联轰炸机编队轰炸了叛军占领的塞维利亚。

为了准备“最后的进攻”，莫拉将军在马德里西北的阿维拉（Avila）建立了自己的司令部。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莫拉宣称：他麾下的四个纵队已经开向马德里，但是马德里将会被隐藏在城中的“第五纵队”所占领。在纳粹德国顾问的指挥下，对马德里的轰炸从10月29日就开始了。10月30日，马德里近郊的赫塔菲（Getafe）机场也遭到了猛烈轰炸。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内，非洲军团步步为营，仍然在不断向马德里逼近。

1936年11月4日，赫塔菲机场被攻占。此时佛朗哥认为胜利就在眼前了。他命令骑兵部队尽可能的保留马匹的体力，以备举行入城式时使用。同时，需要逮捕的左翼领导人的黑名单也已经印制完成并下发，未来马德里的行政官员也已任命。里斯本电台甚至描述佛朗哥将会骑一匹白马进入马德里。

共和国方面，尽管苏联空军取得了一些胜利，而且坦克部队也发动了多次反击，但是局势仍然是灰暗的。马德里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难民（他们还带着大量的马匹和牲畜）；这甚至影响了部队的正常调动。在这种严峻的局势下，马德里中央政府再次改组，就像一个月之前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所作的那样，内阁得到了扩大，4位FAI领导人进入了内阁。

尽管有这些积极的因素，但是拉尔戈•卡巴列罗政府仍然决定离开马德里，因为“在战区内，政府无法有效的行使其职能”。11月6日，卡巴列罗总理紧急召见了马德里民兵师的司令、原西班牙半岛军军官米亚哈（Miaja）将军，告之政府迁都的计划并任命他为马德里地区全权军政负责人。在政府撤离之前，米亚哈将军被命令组织一个由人民阵线各政党代表所组成的所谓“抵抗委员会”，用一切手段守住马德里。于是，人民军的职业军官们，工会组织领导人，社会党——共产党的青年运动，共产党员，以及苏联外交人员和顾问，开始紧张的忙碌了起来。在马德里，人民军成立了新的总参谋部。由受到良好的教育、很有才干（但是有些悲观情绪）的罗霍将军（Rojo）担任总参谋长，他的参谋部人员大多是渴望建功立业的青年军人。所有的民兵部队指挥官和工会领袖都被米亚哈将军召集起来，为了保卫马德里，“必须动员5万人到前线”。

11月6日，叛军的4个纵队到达了马德里西郊的田园之家公园（Casa del Campo）。这里是由社会党、全国劳工同盟和共产党的民兵部队所据守的。叛军前期对于卡拉万彻尔的连续进攻已经让共和国防方面做出了重要判断。但是，一个突发的事件使共和国的防御增加了胜算，在卡拉万彻尔（Carabanchel，马德里的工人聚居区）的边缘，一辆意大利造的轻型坦克在一次冒失的进攻中被击毁，共和国民兵从阵亡的坦克车长那里找到了一份叛军次日的作战计划。根据这份情报，罗霍将军决定将重兵部署在马德里以西的田园之家公园和马德里大学附近。

按照莫拉、巴雷拉和雅库埃等人的计划，进攻矛头直指大学城和西班牙广场（Plaza de España）之间的中产阶级居住区。此役，叛军投入了4个纵队（相当于旅），这些部队中有相当比例的官兵来自摩洛哥部队和外籍军团。尽管西郊的曼萨纳雷斯河与其它国家的穿越首都的河流相比显得十分可笑，但它对于进攻者来说仍然是一个天然的障碍。其中，

阿森西奥纵队（Asensio）将在与曼萨雷斯河沿岸、与其平行的罗萨雷斯大街（Paseo de Rosales）附近强渡，然后沿着马德里西郊公园的条石阶梯越过小山岭，占领模范监狱和堂•胡安兵营。

加斯特洪纵队（Castejón）位于左翼，他们的目标是北郊的马德里大学城，其首要目标是占领大学城南面的“德拉默基金会”（Fundación Delamo，即马德里大学礼堂）。

德加多•塞拉诺纵队（Delgado Serrano）位于右翼，他们的目标是蒙塔尼亚兵营，同时置王宫和“第一大道”于火力之下。

巴隆纵队（Barrón）将在南面的卡拉万彻尔实施佯攻。

支援的坦克部队包括：由意大利的奥热斯特•福尔图那上尉（Oreste Fortuna）指挥的20辆意大利坦克和由德国人冯•托马上校（von Thoma，就是后来“非洲军”隆美尔手下的那个师长，在阿拉曼战役中被俘）指挥的由2个II型坦克连和1个I型坦克连组成的坦克部队。

在首都，各个派别的民兵开始用高音喇叭播音，号召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保卫首都。尽管如此，马德里的形势现在似乎仍然是绝望的：守卫马德里的民兵部队士气仍然高涨，但是他们缺乏作战经验和武器，步枪很多也是快要淘汰的旧货。共和国的武装力量仍然没有确立统一的指挥。大部分民兵部队只是在名义上成为了人民军的一部分，有些甚至仅仅更改了番号，他们仍然保持独立的建制。但是，历史即将被一小部分人所改变。

2，在大学城

1936年11月8日早晨，配备苏式武器，穿着正规制服与头盔的第11国际旅的官兵，以整齐的队伍沿着马德里著名的“第一大道”（Gran Via）步入了市中心。对于习惯了穿着杂七杂八的军服的民兵部队的马德里市民来说，当他们看到这样一支肃穆的军队排着整齐的方阵，威严地踏步而来的时候，第一反应还以为是佛朗哥军进城了，恐慌眼看就要开始蔓延……

列宁曾经说过：“全世界的无产者，虽然语言不通，但只要会唱国际歌，那他就能在世界任何地方找到同志。”当时的情况正是如此，当街道两边聚集的市民惊恐地看着这支陌生的军队的时候，这些行进在马德里大街上的德国人、法国人、比利时人、波兰人和英国人，用各自不同的母语，唱起了同一个旋律——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瞬间的沉默之后，街道两边的阳台上爆发出了一片“俄国万岁！”的欢呼声。英国政论家福•皮特开林后来写道：“向国际旅致敬的雷动般的欢呼声响彻被挤得水泄不通的大街，他们也用欧洲所有的语言来回答这些欢呼声”。根据一位化名为卡尔•安格尔（Karl Anger）的塞尔维亚籍战士的回忆，“在欢迎的人群中还有很多老年妇女，她们用一只手擦拭着涌出的泪水，用另一只手握拳高举——向我们致以“红色阵线”【注】式的敬礼。她们给予了我们更多的勇气和决心……” 从这一刻起，国际纵队注定将以一个传奇的形象被记录在史册上。

注：“红色阵线”的德文全称是“Der Rote Frontkämpferbund”，即“红色阵线战士联盟”。它成立于1924年7月18日，是当时德国共产党的一个准军事组织，它的首任领导人就是著名的恩斯特•台尔曼同志。

成立于1936年10月22日的第11国际旅包括来自20多个国家的志愿者。行进在队伍最前面的是由德国人组成的营，其中包括一个英国机枪排，而年轻的诗人科恩福德先生也作为国际纵队中的一员参加了阅兵式。这个营以它原来的营长，前德意志第二帝国军官，现为德共党员的汉斯•卡尔（Hans Kahle）命名。为了纪念一位被纳粹杀害的德共党员埃德加•安德列，之后这支德国志愿者部队开始用他的名字命名。

紧随其后的，是由法国人与比利时人组成的“巴黎公社”营，她的领导人是一位资深的法共党员，朱尔•杜蒙（Jules Dumont），同时他也是前法国陆军军官。他曾经去过反击法西斯侵略的埃塞俄比亚，并且就战争局势写过一篇很有见地的评论文章。尽管法国人杜蒙与德国人汉斯曾经在20年前的西线战场上兵戎相见，但是因为共同的理想与信仰，他们还是走到一起来了。第三个营是由波兰志愿者组成的“东布罗夫斯基”营【注】，由曾经是煤矿工人的波兰共产党员乌拉诺夫斯基（Boleslav Ulanovski）任营长。在东布罗夫斯基营中，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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