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烛光生存狂]-华工记之吾辈长松往事

他姓张，名字是克里斯蒂安 (Christian TCHANG)，和很多用起了个洋名却说着蹩脚外语的前时髦中青年相反，他几乎一句汉语都不会讲。

他叙述他的家族故事是从1914年6月28号，奥地利皇储菲迪南多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刺杀开始的。事件后，皇储本国的报道难掩兴奋地写道：“六年来我们一直等待着．．．．．．我们的理想只有通过一次战争，用激进的突然方式才能实现。”而皇储的同盟国，德国的皇帝威廉二世说 “现在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如果我们放弃这次有利的机会，将是可惜的”。

好战的皇储本人死得其所。

这个契机也将是三年后生活在江苏浦江的贫困孤儿张长松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兴奋的群众和开拔的士兵高唱《马赛曲》、《在故乡》或《蒂珀雷里》等歌曲开始。交战双方的军列上都用粉笔写着“圣诞节回家”的题词。交战各方都满怀信心地期待着一场短暂的胜仗。然而，等待他们的却是大大小小的“凡尔登绞肉机”。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血肉模糊地死了，战争还在绝望中继续。

到殖民地上去招募劳力既迫在眉睫却又迫不得已。

西方历史学家后来写到：“欧洲列强的一个集团同另一集团血战到底的惨状不可弥补地损坏了白人主子的威信。白人不再被认为几乎是天命注定的统治有色人种的人了。数以百万计的殖民地居民作为士兵或劳工加入战争，同样具有破坏性。印度几个师在西线和美索不达米亚作战；许多身着法军制服的非洲人在法国北部作战；大批的中国人和印度支那人在后方的劳动营里服劳役。不用说，有过如此经历后返回家园的殖民地居民对欧洲领主不可能再象以前那样恭顺。” （全球通史）

自认的主子们仍然远近的利益里患得患失。而在他们看来一无所有，唯有出卖命运的低等的炮灰们已经分批出发了。比如张长松。

三岁丧父的张长松，随着改嫁的母亲，与继父一起生活。１９１７年，２０岁的张长松每天最担心的还是，下顿饭在哪里？盟军在华的招募，终于给了他一个吃饱饭的机会。

１９１７年６月１９日，张长松的手腕上被打上编号为１６７１９的铜圈，然后从上海港出发开始了５２天的航海。那个时候，他一定不会想到，以后他的儿子会叫张克里斯蒂安，张保罗，张米歇尔，另外一个儿子，叫做张罗热尔，将成为法国足球明星。后来他对女儿张伊雯纳特描述那些死在航行中的同伴们，他们的躯体旋即就被丢到汪洋里。

张克里斯蒂安曾经问，你们怎么可以忍受背井离乡呢？或许，他从未谋面的祖母的信能给他回答。

（1918年）信的内容大致如下：

长松，我儿：

我很高兴每次收到你信，让我知道你平安健康。

　你走了以后，我白天晚上想着你，我为你担心，我经常哭泣，眼睛快瞎了。

现在，我在街上做小工，免得冻死饿死。今年江苏省各地都水灾连绵。水很深，米很贵。要活命真的不容易。

另外，如果你要找个外国媳妇的话，把照片寄给我，让我看看吧。

可惜，这封张长松的母亲找人代写的信，是母子之间最后的联系了，张长松保存了六十年。他的另一个女儿张苏珊娜回忆说，有一次她织毛衣的时候，他爸爸说，你的奶奶如果在这里，看到你的话，她该有多高兴。

待续

长松往事之二黄祸姻缘

　１９１７年８月，张长松和别的华工同伴从马赛港上岸。

　　张长松十分幸运。首先他被分配到法国的华工营。相比英国华工营，这里的待遇好多了。然后他直接被送到巴黎郊区的省份做搬运工人。这是一个相对远离战场的好工种。

　一年后的１９１８年１１月，德国投降。在离家的漫长两年多时间里，这战争机器最底层的华工饱受创伤。现在大家精神振奋，很多人准备回国。然而战争虽然结束了，他们的工作的合同却还没有到期。张长松又被分配去清理战场。填平坑壕，拆卸枪炮的弹筒，排除未爆炸的炮弹，将弹筒内的火药倒出来，集中一起，运到山间扔掉。有时候意外爆炸，就有工人血肉模糊倒在这个别人胜利的时刻。

　　而张长松又一次幸运地逃过了死亡，１９２０年这些工作结束后，他又被分配到法国中部的ｎｉｅｖｒｅ省的兵工厂工作。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日的“世界报”（le monde），是这样说的：两百个中国人到达该省的机械城，以取代那些早已奔赴战场的工人们。

也就在这里，张长松遇到了他后半生的伴侣，法国女子露易丝。

　　张长松的儿子说，他父母的姻缘开始于一次打抱不平。有一次，华工的工资表出了错。张长松找到法国会计理论。然后会计的傲慢无礼刺激了２３岁，年轻气盛的张长松。他一跃跳过办公桌，然后一把抓住出言不逊的会计，把他从椅子上抓起来，然后拽到上司的办公室。

　　办公室里，１６岁的法国少女露易丝正在做清洁。她看到的就是张长松这气势汹汹的一幕。

　　而张长松的儿媳德莱纳却说，其实是这样的。有一次张长松到镇上的咖啡吧，就对老板娘说，你有没有女儿啊。老板娘惊讶他的提问。他解释道，你这么漂亮，有女儿的话一定很漂亮。老板娘于是把女儿介绍给了他，这就是露易丝。

张长松的结婚一波三折。首先是1919年11月10日，法国内务总长鲍慕司发布关于所谓“黄祸”的通报，根据华工翻译顾杏卿的翻译如下：

华工多为苦力，家境贫寒，饮食起居，不堪言状。吾大法之妇，何不嫁与凯旋之法国士兵，而与黄种苦力联婚，殊失吾强国之名誉，望法国贵女，速起反对，以免日后之黄祸之发生。

然而，大战后的异国情缘，或许不仅仅关乎风月。

第一次世界大战里交战双方士兵的死亡率，协约国士兵36%，同盟国22%。约合八百九十万。华工翻译顾杏卿描写到“大战期间，所有男子，均赴前线作战，故留于后方者，当然仅有年老之男女，妙龄之女子，残废小儿而已”。

另一个华工后裔回忆说，他的爷爷回国之前，曾经和他恋爱的法国女子藏在船舱的被子里，想和他一起偷渡回国，然而少女被发现，然后被赶下船，两个人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而他们村里的很多华工开玩笑说，别看我们在中国没有后代，可是在法国还不知道多少呢。

张长松婚姻的另一个阻碍来自宗教。露易丝出生在传统的天主教家庭。为了能够在教堂结婚，张长松决定皈依天主教。张家的后代记载了这么一段对话：

无限的庄严里，牧师问：

张先生，您认为，主宰万物的神，一共有几位呢？

西装革履的老张立刻庄严地回答：三位，管法国人的，管阿拉伯人的，还有管中国人的。

尽管牧师对他的宗教信仰不无疑惑，张长松的第一次婚礼却顺利举行了。

而根据当时法国的法律，妇女如果嫁给外国人，她将自动丧失法国国籍。于是，张长松和露易丝的第二次婚礼只是去中国大使馆注册。

四年后，法国修正婚姻法，妇女因婚姻而丧失国籍的条款被取消。张长松和露易丝在市政府举办了第三次婚礼，来宾包括这四年里他们生的三个孩子。

张长松和露易丝就住在机械城的矿区，两人一共生育了十三个孩子。其中两个夭折，剩下的六男五女健康成长。

长松往事三西装革履的坏脾气

由于缺乏劳力，法国政府宣布“凡是参加这次战争的华工…….如果愿意留在法国，政府将无条件安排就学就业”。十四万华工中有三千多人最后留在了法国，而成为华人移民法国的第一个高峰。

战后的法国，百废待兴，就业有一定的选择余地，经过比较，张长松决定到机器城（ｌａ　ｍａｃｈｉｎｅ）的煤矿应聘。虽然煤矿工作辛苦，但是待遇却很好。应聘的那天，张长松西装革履，人们纷纷侧目，有传说说这是个外国阔人，也有人猜测这是某国大使。而他当即就煤矿录取。然后作为爆破工，在煤矿工作了32年，直到退休。

周围的人对包括张长松在内的华工们有两个最深的印象。一个是脾气暴躁，有时候还以打架著称。有一次在矿井底下张长松把一个同事饱揍一顿，因为他竟敢对他说：“肮脏的中国人”。

他的坏脾气有时候也是对女人的。有一次，是在法国杯足赛上，有个妇女冲着球场喊：“快把那个中国人的爪子打断了”。她说的中国人，正是法国国家足球队里，曾经参加过两次奥运会的张罗热尔(Roger Tchang)。张长松立刻从座位上站起来,大怒道：太太，说话小心点儿，您说的中国人，是我儿子。

另外一个印象就是，张长松非常注意外表。克里斯蒂安说，他的爸爸每周都要去理发店整理头发。有一次，他们的妈妈说，你看，你们的爸爸疯了，他去农场看儿子也穿得和参加婚礼一样。

而他原本疼爱的大儿子保罗，这个少年１４岁就去了农场做学徒以减轻家里的负担。每天早上四点钟他就必须起床开始劳碌的一天。而不幸的是有一次他因为骑行车摔到了铁路上而毁容了。从此他的爸爸不再接受他，并且疏远了他。他弟弟罗伯特说，毫无疑问，大哥的流浪和居无定所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毁容。罗伯特接着说，作为儿子，被自己的爸爸永远的摈弃，大哥的愤恨“情有可原”。

而张长松对外表的极端重视，或许“其情可悯”。

张长松一家人口众多，只有他一个人工作，生活无疑是清苦的。工作之余，张长松把自己的小院子开发出来，种上洋葱，西红柿等各色果蔬。他的菜园用墨线规划整齐，并且挖了一个水坑借以灌溉，这让邻居们艳羡不已。他也常把多得吃不完的蔬菜分给邻居们。

而每到节日张长松就包很多饺子，这也是这个家庭不多的一点儿中国特色。他的孩子们说，每当爸爸想要说点些中国的，或者他小时候的事情。他们的妈妈总是生气地说，别听你们爸爸讲蠢话。于是孩子们哈哈大笑问他，你上岸的时候是不是还留着辫子啊？

也曾经有国民政府的驻法外交人员到他们家里来访问，并且研究孩子们的面孔。他们曾经希望挑选其中的一些去里昂的中法学校读书。张家的长子保罗说，我希望以后也作大使。然而孩子们的愿望终于没有实行。

张长松有时候会把邻居家的小孩都召集起来，然后让他们举行赛跑比赛，而获胜的人，可以得到一盒花生作奖赏。

有时候孩子们病了，张长松请医生来看。医生一进门，看到床上的几个小家伙，就大笑说，这是真的中法同床了。

这是在20年代到30年代期间，大人物们所说的“这不是和平，而是休战的二十年”。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解决第一次世界大战仍然悬而未决的争端。

张长松极力要求参军到前线去。而他的请求因为他孩子众多而被驳回。他的女儿苏珊娜说，他为此特别难过，他脸色阴郁，不和任何人说话。一直到1944年，他和儿子罗热尔才获准一起披上法国军装。这一年他已经47岁，而罗热尔只有16岁。

青年时候的罗热尔曾经是法国足球队队员，并且参加过两次国际奥运会。现在时过境迁，罗热尔已经八十多岁高龄，现在他仍然住在机械城，并担任该省的退伍军人协会副会长。

而张家的老五，张热哈德（Gerad），也曾经是一名战士，被派到阿尔及利亚服过兵役。2008年9月份，他作为华工后裔应邀到山东威海参观。这距离他爸爸手腕上带着编号以及吃饱饭的梦想启程已经有90多年了。以他的深目高鼻的面目走在路上，大概会有人“笑问客从何处来？”

而早在十多年前，张长松在法国中部的机械城病逝了。比起大部分孤独终老在机械城的华工来说，他是幸运的。

他的母亲曾在那封托人写的，唯一的信里面说，她盼着儿子能回去，能给她寄钱续命。纵然很有可能她是带着对儿子无尽的牵挂，在冻饿之中离世的。然而，我想一个女人对儿子最大的期望，还是希望他，活下去，活得好，而后生息繁衍。

她的儿子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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