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烛光生存狂]-蓝衣社的那些事儿[连载转贴]

网站首页 > 血色浪漫 > 当前主题 站内搜索

　　　新用户申请老用户登录返回首页

作者信息

主题: 蓝衣社的那些事儿[连载转贴]26014

白瑞德

发表主题： 2965
发表回复： 4623
网站暂行积分： 13518

【人类幸存者】

发表时间： 2011-4-12 8:00:48 　

特别提示：本帖子在 2011-4-12 8:01:15 由用户 白瑞德 编辑过

BY 快刀丁三

《蓝衣社》是六年前的旧作。2003年，它首发于《当代》杂志，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得到了读者的广泛好评。但由于涉及敏感话题，也因为出版社的种种顾虑，该书低调发行，销量不足2万册。

几年来，在风尘辗转中，我已经忘了它了。承蒙我的朋友十年砍柴兄热心、出版商尚红科先生慧眼，该书修订版将由语文出版社出版。

　　此次修订，几乎改写了半本书，并修正了大部分史实谬误。在28万5千字的总篇幅中，约有13万字完全新写，主要集中在第二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第十四章、第十六章、第十七章和第十八章。其余部分也做了较多删节和润色。无须讳言，在六年的磨砺与深研文史后，比起出版，修订版更为圆熟与大气。它略略弥补了一些荒芜岁月的遗憾。

　　又是一年尽头的深夜了，深得仿佛这夜，也就要尽了。棋局已残，吾人将老，原本没必要再在这里贴出《蓝衣社》的修订版的。但思量再三，决定还是遵尚红科先生之命，在此连载，多少招徕一些看客，算是为明年上学的小儿换取几文学费吧。

　　望网友知之谅之。

　　丁三谨识，12月24日凌晨

　　附件一：主要人物简介

　　蒋介石：三民主义力行社社长、“蓝衣社”的最高领袖。

　　1932年1月，他决心赞助只有六十余名成员的力行社，并将之改造为效仿德国纳粹党、意大利“黑衫党”的秘密组织。在他的支持下，力行社很快发展成员约三百名，其下属组织“革军会”、“革青会”和“中华复兴社”，成员更多达五十万。但与此同时，为实现自己的分而治之，他上下其手，使力行社四分五裂、内部倾轧不断。他的这些手笔，引发了贺衷寒、邓文仪等力行社首脑的暗自不满，在西安事变中，他们试图置蒋介石于死地。

　　滕杰：力行社创始人、首任书记。

　　他富有热血而忍辱负重、兢兢业业，是力行社、“蓝衣社”历史上最没有争议的首脑。1931年7月，他甘冒杀身之祸，与未婚妻陈启坤发起了力行社；一年多以后，力行社、“蓝衣社”发展成员万余人，他却被蒋介石免去了书记职务。

　　贺衷寒：力行社灵魂人物之一、第二任书记。

　　他曾是黄埔学生的政治领袖，并被视为蒋介石“接班人”的主要人选。在他的手上，力行社发起了第三级组织“中华复兴社”，成员多达十余万。但为了避免他的坐大，蒋介石支持康泽组建了效仿德国党卫队的“别动队”，使以康泽为首的西南人势力，与贺衷寒为首的湖南人势力从此势均力敌、相互抗衡。

　　他对蒋介石渐渐怨恨。西安事变中，他成为武力解决的主要代表，试图取蒋以自代。但蒋介石活着回来后，他被视为有“狼子野心”，从此毕生不得志。

　　刘健群：力行社唯一的非黄埔魁首、第三任和第五任书记长。

　　他以一介文人身份，提出“蓝衣社”构想、试图将中国法西斯化，由此得到蒋介石的赏识，被笑称为蒋介石“螟蛉子”以及另一个接班人人选。但他与力行社的其他首脑关系紧张，特别是他散发小册子《中国国民党蓝衣社》、使外界普遍认为力行社是“蓝衣社”后，更如此。为此，他曾被戴笠追杀。

　　后任台湾小政权“立法院”院长。

　　丰悌：力行社第四任书记长。

　　他是蓝衣社的“留欧派”首领，1934年夏天出任力行社书记长。他任内表现平平，却卷入了一桩非常重大的政治事件，那就是“刺汪案”。为避免外界误认为自己杀人灭口，蒋介石留下了他的性命，1938年10月，他以“长沙大火”的借口被冤杀。

　　邓文仪：力行社第六任书记长。

　　他曾任蒋介石侍从秘书，年仅27岁，却负责军长、师长人选的荐任审核，是中华民国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但1934年夏天，他因为CC系、政学系的联手陷害，失去了一切权力。1936年8月，他被任命为力行社书记长，但对蒋介石也异常怨恨。几个月后，在西安事变中，他与贺衷寒一同成为武力解决派的主角。

　　郑介民：力行社特务处副处长、第七任书记长。

　　他是戴笠的主要助手，但与戴笠面和心不和。他代表了特务处中亲近力行社总社的力量。西安事变后，他被任命为力行社书记长，但已是“看守”书记长。

　　戴笠死后，他担任军统局的后身“国防部保密局”局长。

　　康泽：力行社第八任书记长、“别动总队”总队长。

　　他被誉为民国罕见的“组织天才”之一，1933年夏天，他组建了效仿德国党卫队、权势熏天的别动队，被毛泽东视为毁灭瑞金的元凶之一。他也被视为蒋介石最有力的接班人之一，但不久后，他明白了自己与蒋介石只是互相利用关系。1948年5月，他在襄樊被解放军逮捕时，蒋介石以为他一定会“自杀殉国”，为此开了两次追悼会，但这时候，他已在西柏坡总结自己的“反动思想”、并痛骂蒋介石了。

　　戴笠：力行社特务处处长。力行社、“蓝衣社”解散后，他的特务处被改组为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即无人不知的“军统”。

　　他原先只是个不得志的小人物，但1931年秋天，他参与发起力行社后，开始了自己的发迹。他先是被任命为特务处处长，两年多以后又兼并了邓文仪的“调查课”，成为民国主要的特务首脑。1936年，他控制了中国的警察系统，开始效仿希姆莱的“政治警察”制度，被称为“中国希姆莱”。更重要的是，在西安事变中，他与力行社其他人物态度截然相反，跑到西安“殉难”，从此深得蒋介石的信任。

　　台湾良雄的《戴笠传》认为，没有力行社，就没有戴笠，“即使说力行社只成就了戴笠一人，亦不为过”。

　　附件二：蓝衣社大事记

　　“蓝衣社”大事年表：

　　1931年7月：滕杰受黄埔东京同学会委托，从日本回国，意在警告中国政府，日本将侵略满洲亦即东三省。但来到南京后，他发现政府已经完全瘫痪了，任何人对中国时局、命运都失去了信心，为此，他起草《计划书》，决心创建一个“意志统一、纪律森严、责任分明和行动敏捷”的秘密组织，内反腐败、外抗侵略，以护党救国。

　　滕杰之未婚妻陈启坤为该设想的最早赞助者。

　　1931年9月：在“满洲事变”也就是“九一八事变”的背景下，四十余名黄埔学生发起了“力行社”筹备处。它包括了贺衷寒、胡宗南、桂永清、邓文仪、戴笠、郑介民等人。不久后，康泽、肖赞育等二十余人，也先后加入了力行社“筹备处”。

　　1932年1月：在奉化溪口镇，下野的蒋介石得知这些学生发起“力行社”的消息后，不仅没有按照军令杀了他们，恰恰相反，对法西斯主义已深感兴趣的他，决心利用这个秘密组织，巩固自己的独裁地位。他为此召见了力行社的三个主要首脑，滕杰、贺衷寒和康泽，指示他们说，“要多借鉴复兴的德国和意大利运动，或日本的武士道精神”。

　　从此以后，力行社的悲欢沉浮，开始取决于蒋介石。

　　1932年3月1日：在南京励志社旧址，蒋介石主持召开了力行社会议，“三民主义力行社”正式成立。

　　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兼任社长，滕杰出任首任书记，滕杰、贺衷寒、康泽被任命为常务干事。

　　1932年3月：力行社的两个下级组织，“革命军人同志会”和“革命青年同志会”先后成立。两三个月后，革军会已有成员三千人，革青会也有了大约两千名成员。

　　1932年6月：蒋介石驻节武汉，十五名力行社社员随行。他们不仅剿灭了大别山苏区，并发起了当时广为人知的“武汉清流”风暴。

　　在此期间，力行社接管了两个堂口组织，并将之改组为外围组织“忠义救国会”。

　　1933年1月2日：滕杰被免去力行社书记职务，贺衷寒接任书记。此前三天，蒋介石下令停止“革军会”活动，不久后又将革军会并入革青会。革青会拥有成员万余名。

　　1933年3月29日：贺衷寒发起了效仿德国冲锋队的第三级组织“中华复兴社”。当年夏天，复兴社已发展成员四、五万人。

　　1933年4月4日：在北平，刘健群向众多记者分发了小册子《中国国民党蓝衣社》，此举使外界普遍认为，秘密的、旨在建立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力行社，其名称是“蓝衣社”。从此以后，“蓝衣社”成为这个庞大的、共分三级并控制着忠义救国会的秘密组织，一个最广为人知的称谓。

　　本书采此定说，称之为“蓝衣社”。

　　1933年7月：在南昌，蒋介石下令组建效仿纳粹党卫队的“军委会别动总队”，并任命康泽为总队长。此举使康泽为代表的“西南派”势力，成为堪与贺衷寒的“湖南派”相提并论的力量。

　　康泽在江西的作为，后来被毛泽东视为毁灭瑞金的元凶之一。

　　1934年2月19日：在南昌，蒋介石根据蓝衣社成员的建议，发起了席卷全国的“新生活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蓝衣社进行了法西斯化舆论鼓吹，它的宣传处及外围组织“中国文化学会”，渐渐取代了国民党中宣部，成为民国最主要的宣传管制机关。

　　1934年3月：贺衷寒被免去书记职务，刘健群成为第三任书记，并改称“书记长”。在贺衷寒的任期内，蓝衣社三级组织共发展了约十万名成员，成为民国三大派系之首；但也是在贺衷寒的任期内，蓝衣社内部四分五裂、派系泛滥。

　　1934年6月：“南昌大火案”发生，因为CC系、政学系的联手陷害，邓文仪被免去蒋介石侍从秘书职务，“中国文化学会”被解散。此举标志着蓝衣社的极盛而衰。

　　1934年8月：刘健群去职，丰悌成为第四任书记长。与此同时，戴笠仅有145人的特务处，兼并了邓文仪的“调查课”，特务处达到了1772人。后来，史学界普遍认为，“系戴笠个人事业中的一件大事”。

　　1935年6月：“何梅协定”交涉期间，日本人提出的九项要求中，有五项针对蓝衣社。在日本人的干涉下，蓝衣社的主要势力，政训处、宪兵三团和社员关麟征与黄杰控制下的两师中央军，全部撤出华北。此举标志着华北沦为日本的势力范围。

　　此举也刺激了蒋介石，使他下定了对日作战的决心。

　　1935年夏天：为对日作战，在丰悌的领导下，蓝衣社发起了全民军训。此后两三年，蓝衣社共训练学生约60万人、民众约500万人，成为抗日战争的发动机。也是在这个过程中，蓝衣社成员先是发展到约30万，继而又发展到50万。

　　1935年11月1日：在

每当你几乎快被困难击倒，丧失斗志的时候，你就想想背后还有无数等你倒下捅刀子的SB，就充满了力量。

作者信息

主题: 蓝衣社的那些事儿[连载转贴]26015

白瑞德

发表主题： 2965
发表回复： 4623
网站暂行积分： 13518

【人类幸存者】

发表时间： 2011-4-12 8:02:31 　

　　第一章 “复兴社”的碎片

　　1、

　　在纷纭、浩荡的变革年月中，在一个人独处的读书日子里，总有数不清的情绪和旧事，出现在自己的心间。2001年晚春到来的时候，作者和自己的未婚妻，开始了与外界相隔绝的生活。3月，我们终止了那家小小的、生意一直冷清的公司，结算帐目、清理债务、封存历年遗留的商业文件……整整忙乱了近半个月。当办公室一片狼籍后，我不无苦涩地对未婚妻说，我们要过“一对住在城里的乡下人”的日子了。

　　这时候，我们几乎毫无积蓄。而“城里人”的日子非常具体，柴米油盐酱醋茶，样样都要钱。“当乡下人”，对以后的日子，我们只能有这么简单的、一句话的计划。

　　4月，我们开始租住在一套有着五个房间的公寓里。这是一处修建于80年代初的灰色宅子，已经略显旧败。交付了押金和租金，领到房门钥匙后，琐碎的日子就开始了。与此同时，平静的、读书喝茶下棋聊天的日子也开始了。此后几个月，我们不接待客人，不写信，不看电视，每个晚上都散步，采购大量的书籍。读书之外，我们每晚还必下三盘象棋，然后回到各自的卧室休息。我们从储藏间里找到了一套旧茶具，然后沿着一条大街的茶庄，精心地挑选着茶叶。唯一不让人满意的，就是她每晚都要无数次地赖棋。

　　虽然是80年代的房子，但这里的采光很好。在灰色的阳台上，我晒着太阳，同时读书。那些日子，我每两天就能读完一本书。

　　这是我一生中最悠闲的时光之一。但这种悠闲很快就结束了。我们面对的，毕竟是几个月没有一点收入的日子。不久后，为节省房租，我们搬进了一个只有三间小房的小公寓。这里没有空调，社区里也没有书店、茶馆、朋友，附近没有大学。换而言之，我们所习惯的夏天一点都看不到。

　　读书、买书，却仍然坚持着。

　　我们和纷纭的外界隔绝着。但在我自己心里的情绪和往事，却不断地被激发。这一年晚春，读书喝茶之外，我还在讲述。倾听我讲述的只有未婚妻。事实上2001年的大半个夏天，我都在讲述着一个小小的村庄。那个村庄就是我的出生之地。

　　我生长在福建沿海的那个小渔村边。在我与未婚妻结识的日子，那个被称作“鹤屿”的小小半岛，生活着大约三千居民。依照相对的姓氏、地形，村庄又分成“东头”、“东澳”、“西澳”这样一些自然村；以东头林姓为例，它还包括了“埕头”、“鳎下”、“埕里”、“长房里”几个宗族聚居地。富有意味的是，每个宗族聚居地一般都以五十家为划分，是自然的认可，而不是任何行政的、外来的界限，让他们这么确定自己的亲族范围。

　　由于我的许多位密友都是这个城市最重要的建筑师，而我也读过海德格尔的《建筑、居所、思》，所以我比较注重讲述这个村庄的建筑。村里最重要的建筑有三个，分别是村小所在的祠堂、在后山山腰上的土地庙，以及村委会所在的村民俱乐部。其中祠堂始修于1800年前后，是林姓族人扎根鹤屿的标志，土地庙是林姓、王姓、阮姓等共同的神祗，而村民俱乐部则是纯人间的、延续至今的政权标志。这些破旧的建筑，折射了一个村庄二百余年的变迁。

　　比较次要的建筑，还有一片接一片的民居。民居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王家大厝”。这是一处三进开间、有一些精致处的老屋，包括了正厅、花厅、天井与厢房。正厅的门柱上，镌刻着一副对联，上联写着“开闽第一家”，这纪念的是所有福建王姓的先祖。公元885年，是一个叫王审知的河南人，率领他的族人、部曲，使福建真正纳入了中国的版图。后来他被尊封为“闽王”。

　　和土地庙一样，王家大厝也落成于1900年前后。毫无疑问，当初修建王家大厝的是一个乡绅，但在我出生以前很久，这里居住的就都是最普通的渔民了。在几十年的生息繁衍、兄弟析产后，每个家庭都只有三两间小屋。生存资源的极度匮乏，使兄弟的殴斗、妯娌的闲话，在每处小屋都能见到……

　　王家大厝最低矮、朝北的两间小屋，和蒙昧、热闹的各处院落隔绝了开来。那里居住着一个村庄里最特殊的居民，他从来不介入别人的是非。他还是王家大厝原先唯一的主人，但几十年了，他赖以栖身的就是那两间小屋。

　　他叫王天容，是村庄里毛笔字写得最好，唯一上过省城大学堂的老人。同时，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是村庄里唯一的地主，和原来“军统局”的特务。

　　谈到王天容时，一些很模糊破碎的早年记忆，在我脑海里被隐约唤醒了。许多年来，我漠忘了这个人，但事实上我对他并不陌生。对一个原本的地主、“特务”，乡村总有很多村史野话，我就在这些闲话里长大；而在老家度过自己的幼年时，每天清晨，我也总能见到他佝偻着身子，走过几步小街到我叔父的豆腐作坊来买豆浆。

　　他和我祖父年纪相当，大约出生在1915年前后。到我记事时，他已经年近古稀了。我恍惚地记得，他的身体异常瘦小，腰弯得象一只大虾，头发一直是全白的。他又是一个非常整洁的老人，春秋两季总穿着一身浅色的乡下休闲服。在我十几岁时，父亲还对我谈起过他。父亲告诉我，他是乌石山师范学堂毕业的，那是福建最早也最著名的近代化学堂之一；在他考取该校的那一年，全县被录取的人数不过十三人。

　　二十三四岁时，王天容就回到了我们村庄所属的集镇。从此，他教书、为人写对联、当校长，是受人敬重的“天容先生”。在那个几近与世隔绝的小岛，他还经常搭乘一条乌蓬船到省城，开会、买书、和形形色色的人交谈一些“国事”。土改划成份之前，他家的年收田租是250担稻谷，在凋敝的乡村，这是很大的一笔财产。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地主。

　　但他也是乡间公认的一个“好人”。据说他从不逼交田租，有时还救助佃农；他的后半生，田土房屋被瓜分一空，却更加安分守己、处处息事宁人。他犹如一颗乡下的草籽，短暂地被风吹到城里，又被吹回，并终老于故土……

　　这样一个和善的“先生”，会是令人憎恨的特务吗？

　　他怎么也不能和我心中的特务形象联系起来。为此，这个晚上，我拨通了几个电话，询问一些他的相关情况。

　　第一个电话给了我的一个堂叔公。他长期是我们的村长，但落选为普通村民后，他对许多事物都很有牢骚。他又是个闲不住的人，从此非常热心地续修族谱、重修祠堂。他先是奇怪于我的电话，因为，那个村上的地主、最早的近代化先生，已经在大约十年前去世了；这样的一个任何人都想大发其财的年代，谁还会对那样的老古董感兴趣呢？

　　可能是太寂寞的原因，堂叔公耐心地告诉我，文革时他是民兵连长，曾无数次讯问、批斗王天容；王天容自己也交代过，他是军统局的人，他是在1936年夏天加入这个特务组织的。因此，对他的“结论”不会错。

　　堂叔公说话的口吻，既一本正经又多少有些滑稽。我不怀疑他的话。但更大的疑问却在这里产生了：众所周知，军统局是国民党“武汉抗战”时期组建的，时间应该在1938年左右；那么，王天容怎么可能在1935年加入军统？

　　我的第二个电话给了我父亲。他和王天容小有交情，应该知道更多的根底。但听完我的疑问后，父亲也只是意味深长地说，王天容是他比较敬重的一个长辈，人品、学问都没有什么问题；那个年代，基本上是审问者要什么结果，被审者都会回答，“是的”……

　　我认同了这个说法。我点了一支烟，打算吸过烟后就去洗澡。但父亲的电话一会儿又来了。父亲语气很不肯定地说：“想起来了，王天容入的好像不直接是军统，好像是一个和军统有着很深关系的、叫‘光复会’的组织”。

　　王天容不可能加入过光复会。这个团体比他还要古老，1904年，在一个暗杀组织的基础上，后来的北大之父蔡元培发起了这个成员不到三百的秘密会社。但它从未流传到江浙之外去，更重要的是，辛亥“光复”后它就解散了……

　　我几乎要挂掉电话了。但幸好我随口问了一句，“会不会是复兴社”？

　　父亲立即地、少见欢畅地回答我：“是的，是！天容先生自己就对我说过，谁去记得这个呀。是是，就是复兴社。”

每当你几乎快被困难击倒，丧失斗志的时候，你就想想背后还有无数等你倒下捅刀子的SB，就充满了力量。

作者信息

主题: 蓝衣社的那些事儿[连载转贴]26016

白瑞德

发表主题： 2965
发表回复： 4623
网站暂行积分： 13518

【人类幸存者】

发表时间： 2011-4-12 8:02:56 　

　　2、

　　复兴社，我就有隐约的印象了。大约十年前，我在福建省图书馆自学时，曾接触过一两份相关史料。史料的行文都很简短，但都提到它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前身，并且是一个“秘密的特务组织”。后来偶尔阅读的一些传记、回忆录乃至小说，也不断印证着复兴社的这个性质：以《一二九运动回忆录》为例，众多当事人纷纷谈到与“复兴社特务”的斗争；以《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为例，在“1950年”一条，包括了人民中国对旧社会、旧人物的镇反。在几十万名绑上刑场的“反动分子”中，许多人的罪名就是“复兴社、三青团潜伏特务”……

　　谈到复兴社时，这些史料都只是顺带一笔。但，复兴社和“三青团”有着特殊的历史联系，它是一个“特务组织”的说法，却几乎众口一词……三青团的很大一部分成员，或是民国的教书先生，或是高中以上的在校学生，王天容接受过大学教育，后来又是一个乡村教书先生，他的加入复兴社，似乎丝毫不让人觉得意外。

　　但疑问却在这里继续扩大：既然如此，作为三青团前身的“复兴社”是怎么一回事？从字面上看，它不是一个党团，而是社团。在蒙昧的民国，城市是一个个生活的孤岛，但社团却多如牛毛，区区一个社团，它怎么可能成为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前身？

　　王天容是怎么加入复兴社的？复兴社有着怎样的秘密活动，以至被认为是一个特务组织？最后，复兴社和军统局怎么又有关系了？

　　这些疑问斑驳地缠绕着，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疑团。显然，复兴社是一个大有来头的组织，否则它不会和三青团、军统局发生什么关系；它又肯定是一个异常神秘的组织，对它，无论教科书、传记作品还是历史学书籍，都只是讳莫如深地提到一笔，以至于大多数人都没有注意到它。

　　2001年夏天是闲适的。既然无事可做，读一些书也是好的。当晚，我没有摆下棋盘，也没有继续讲述，而是换上宽松的睡衣，开始阅读一些民国的相关史料。

　　我的阅读从书架上的几十本《文史资料选辑》开始。这些书是我从旧书摊上淘来的，翻阅过目录后，我就让它躲进书柜角落去蒙受灰尘。几十年来，各级政协都设立了一个“文史委员会”，编撰刊物并发表政协委员的回忆文字；特别是80年代初，拨乱反正、百废待举，大批原国民党军政要员重新获得了社会地位，从战犯、历史罪人变成政协委员，在这个时期，他们一般都已步入风烛残年，一生的荣耀、落寞、酸楚、浮沉，也就化作各个回忆文章的字句……

　　作为口述史的开端，《文史资料选辑》的众多文字，不仅是可信度很高的史料，它还隐藏着一个个昔日大人物的面貌、命运和思考。它是“历史的影集”。透过它们，众多历史细节乃至被湮没的事实、“真相”，都得以流传。

　　它也记载、流传着一个极端秘密，到今天已鲜为人知，但躯体庞大、曾经权倾一时的组织，复兴社。这个晚上，翻开第一本《选辑》，我就读到了一个原复兴社成员的回忆文章。他的名字是龙步云，所撰写的史料，标题是《中华复兴社内幕》。

　　龙步云，湖南籍贯，职业军人。在达官显贵多如牛毛的南京，他只是区区一名校官；在复兴社内，他的地位也不高，只是中层骨干。但他自称，他长期在“复兴社总社”担任组织处助理干事，因此得以预闻许多“内幕”。他先是言语确凿、如数家珍地谈到，复兴社成立于1932年3月初，解体于1938年春夏，历时6年有余；它以“民主集权”、“书记负责”为原则，下设七个处。在书记处、组织处、宣传处、总务处之外，它还设有军事处、训练处、特务处……

　　军事处？训练处？特务处？这丝毫不象一个几杯清茶、一群文人、长袍马褂，谈些问题也说点主义的“社团”。紧接着，这个复兴社骨干又谈起了自己的一群上级，那些复兴社的大人物。

　　谈到复兴社大人物时，龙步云用的字眼，有着浓厚的黑社会色彩。比如它的四个主要魁首、“四大台柱”，被称为“四大金刚”；它的魁首群体被称为“十三太保”……这不禁让人产生了一丝疑惑：难道复兴社是一个黑道组织？

　　在龙蛇混杂的民国，黑社会作为一股力量，也时常登堂入室。但，龙步云很快列举了所谓“四大金刚”：在贺衷寒、邓文仪、康泽之后，它的又一个“金刚”，名字是戴笠。

　　在中国现代史上，戴笠这个名字可谓振聋发聩。他参与了众多民国最重大的事件，直到今天，大量的学术著作和文艺作品都还有着他的事迹和形象；他权倾民国，并且一生都和令人“闻风丧胆”、“毛骨悚然”这样的描写联系在一起……

　　复兴社，它居然包括了戴笠这样的魁首？

　　戴笠的权力根源是军统局。军统局是如此臭名昭著，以至于被视为特务政治的一个象征、一种缩影。在其短暂的历史里，它控制了无数的内外围组织。那么，复兴社是不是军统局的外围组织之一呢？

　　事实却恰恰相反。在又一份史料的开篇，一个前军统局要人写到：“军统局的前身是复兴社特务处。复兴社特务处成立时，在南京鸡鹅巷53号办公……”

　　也就是说，复兴社不仅是三青团的前身，它下属的一个处，更奠基了后来无处不在的军统局！一时之间，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仿佛看到了厚重的历史帷幕之下，那数不清的“内幕”与真相。三青团是民国最大的青年党团，军统局是民国最大的特务组织，但它们却来自复兴社的“一分为二”！

　　关于王天容的疑惑，似乎一下子豁然开朗了。这个深夜，我仿佛看到了一幕幕年代久远、线索贯穿的图景：在老家自幼见到的那个地主、“特务”，在他十八九岁、还是一名普通大学生时，他就加入了异常隐蔽、面貌诡异的“中华复兴社”；然后，因为三青团、军统局替代了复兴社，他也就成为三青团团员、或军统局的基层特务。在后来的年月，伴随着政权交替、时世变迁，无论他有没有参加过特务活动，他的这个阅历连同他的地主成分，使他沦为一个村庄的政治贱民，直到渐渐老去……但，这时候，比起王天容，我更感兴趣的已经是复兴社本身了。

　　就这样，这个夏天，从一个芥豆之微、生活在我老家渔村的“老地主”开始，我走进了尘封的民国、尘封的复兴社。

每当你几乎快被困难击倒，丧失斗志的时候，你就想想背后还有无数等你倒下捅刀子的SB，就充满了力量。

作者信息

主题: 蓝衣社的那些事儿[连载转贴]26017

白瑞德

发表主题： 2965
发表回复： 4623
网站暂行积分： 13518

【人类幸存者】

发表时间： 2011-4-12 8:03:13 　

　　3、

　　这个晚上，我阅读了大约四五十份复兴社的史料。阅读整整进行了一个通宵，直到天色泛白，我还没有丝毫倦意。心理学有一个术语，是“体验的颠峰”，当一个人置身于前所未见的环境时，很容易产生一种“忘我”的、近乎梦境的感觉，种种滋味纷至沓来，美妙、苦涩、崇高、酸楚、感叹、浩荡……似乎天地在运行、时间在行进，自己也与宇宙先人水乳交融、恍若一体。这个晚上，那些零散、陈旧的资料，就让我有了这样的体验。

　　次日清晨，在草草一觉后，我来到了福建省图书馆。

　　在我的早年岁月里，福建省图书馆是有着重要痕迹的一个场所。我最暗淡、最凄寒的青年初期，就在那里度过；关于复兴社、三青团的最早记忆，也是在那里产生的。当出租车冒着小雨，把我送到新省图的门外时，一种恍若隔世的情绪，就自然地滋长出来了。我怀着一种近乎肃穆又略略酸楚的情感，走进了新省图。

　　在新省图无边无际的书架边，渐渐地，关于复兴社、“蓝衣社”的旧事，犹如一幅浩大的画卷，色彩斑驳而又线条清晰地呈现在我眼前了。此后几个月，不仅是我老家乡下一个普通老人的命运，而且对他曾经隶属过的“蓝衣社运动”，我都产生了深刻的关切。我仿佛在和一小群才华横溢的民国青年对话，在蒙昧、破碎的民国图景上，他们先是号哭、绝望，然后，因为一些特殊的契机，他们集结了起来，发起了“蓝衣社运动”，并领导了中国的青年。最后，因为身不由己的命运变迁，他们被集体地、鲜明地钉在耻辱柱上，似乎堕入阿鼻地狱，永世不能轮回。我仿佛看到，其中几双满含着泪水的眼睛，一直悬挂在图书馆灰色屋顶外的天际间。他们哀伤地注视着自己参与缔造的中华民国，一步步地堕落下去。

每当你几乎快被困难击倒，丧失斗志的时候，你就想想背后还有无数等你倒下捅刀子的SB，就充满了力量。

作者信息

主题: 蓝衣社的那些事儿[连载转贴]26018

白瑞德

发表主题： 2965
发表回复： 4623
网站暂行积分： 13518

【人类幸存者】

发表时间： 2011-4-12 8:03:45 　

　　第二章一夕会

　　1、

　　复兴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遥远的日本。

　　1929年，东京先后迎来了三批中国留学生。这些学生都很年轻，全部九十人，清一色是现役军人，也全部毕业于中国南方的黄埔军校；来到日本后，他们散布在各文武学校内，“例如早稻田、明治、陆大、士官、户山、炮兵、经理成城等”。在最初的日子里，他们目睹了一个生机勃勃、文明开化的日本。

　　明治以下，历经三代，日本成功实现了社会转型。一个民众蒙昧、血腥气息浓重、军刀价值被极度强调的领主国家，包围在一种西方文明的清新里。机械、贸易、现代军队、义务教育，制造出了洋溢在空气里的自信。后来，时为日本驻华公使的重光葵，在《昭和的动乱》一书中概括过这种信心：“日本代表亚洲迅速地成为世界五强，进而为世界三强之一，在西太平洋处于领导的地位。日本……对于人类的文化负有极为重大的责任。”

　　与这么一个日本相对比，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大致同时进行，但甲午战争却构成了两国截然相反的历史分野。辛亥光复后，在官吏腐败、列强横行、鸦片泛滥、农村破产之外，中国又添上了军阀混战这个要命的毒瘤。“闹华五鬼”会聚齐全了。几十年后，一个黄埔学生这么感慨自己的东京见闻：“（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既多，政治派别亦很复杂，有共产党员，有青年党员，属于国民党的又分西山派与汪精卫的改组派。派系间的冲突时常引起打斗之事，正反映了国家政治的混乱状况”（邓元忠，《任觉五访问》）……

　　为抵制其它党团、派系的渗透，他们遵照南京指示，组成了“黄埔东京同学会”；他们频繁往来，有时三五个人，有时全体参加，定期或不定期地举行聚餐会。后来，毕业于黄埔四期、时为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科留学生的滕杰，这样回顾自己的东京生活：“每月有政府津贴一百二十元，但只需用四十元，大部分钱都用来买书”；“读书方式很自由，听讲、指导或自由研究皆可……每天到上野图书馆读书，早去晚回，连午餐也是在图书馆地下室吃”……

　　这样的留学生涯，让滕杰久久难忘。但，不过几个月以后，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潮就席卷了日本，也伏笔着他们的命运转折。

　　几十年后，温斯顿-丘吉尔以政治家特有的冷静，描述了1929年的悲惨秋天：“直到第三季度末，到处都呈现日益繁荣的希望和景况……但在十月间，一场突发的猛烈的风潮横扫了华尔街……”

　　世界性大萧条开始了。对这股风潮的后果，丘吉尔以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轻松来表述，“不过英语世界里没有人饿死”；与此同时，他的目光也投向了遥远的日本：“1929年到1931年的经济风暴，对日本的冲击绝不亚于对世界任何地方”（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何止是不亚于其它地方？短短几个月之后，国内市场狭窄、严重倚赖出口的日本，就出现了大量饥民、难民。大约370万人失去了工作，至于八百万户自耕农，更有接近一半彻底破产了。《妇女》杂志的一篇报道，曾震撼了整个日本：为度过荒年，贫穷的山形县小西国村，将397名少女卖给妓院，成为“没有少女的村庄”；不久后，山形县官厅辩驳说，外出的妇女是397人，“但参加卖淫者仅109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小西国村之后，秋田县的玉米村、下乡村，雄胜郡的秋之宫村……也因为大批少女的沦为娼妓，而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渐渐地，卖儿救穷、“没有少女的村庄”，已经不能再激发什么关注了，举家自杀成为新的舆论热点。

　　大萧条摧残着一代日本人。后来，历史学家色川大吉谈到，“到了昭和十年也就是1935年，日本女性的平均身高仅为1米48，男人的平均寿命仅为44.8岁”（色川大吉，《昭和五十年史话》）。它甚至使女性的衣着也出现了倒退：由于身体太过瘦弱，许多城市妇女又脱下西式上衣和裙子，换上了和服，以遮掩自己瘦骨伶仃的小腿。

　　悄悄倒退的，又何止是身高、寿命和衣着？悄悄倒退的还有一代日本青年的思考、国家意识和社会理想。不是吗？几十年来，工厂日夜开工，港口吞吐不已，生产、贸易、繁荣，是日本人的普遍印象，但农村破产、食不果腹，朱门酒肉臭而路有冻死骨，则是大多数人活生生的日子；不是吗？过去几十年，效仿欧美、全盘西化始终是日本的主流话语，但在日本的心灵深处，锁国与开国、尊王攘夷与变法维新、保存国粹和文明进化、“泛亚洲主义”和脱亚入欧，乃至精神之“体”和器具之“用”……也始终构成它深刻的、挥之不去的精神困境。在大萧条的背景下，千万日本青年无不认为，资本主义不仅是万恶之源，它也已经彻底破产了。日本应该寻求新的、属于自己的道路。

　　也是在这种朝不保夕、浮躁混乱的气息中，一些充满了奇思怪想、被认为是多种元素大杂烩的小册子，以油印或手抄的方式在众多大学、士官学校和基层营地迅速泛滥着。它风靡了千万日本青年，并伏笔着此后几年日本社会的急剧嬗变。

　　首先是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

　　远在1920年左右，首次油印47册、取义于著名的“赤穗四十七义士”典故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就在知识青年中悄悄流传着。曾任自民党干事长、日本首相的岸信介后来回忆说，在东京帝国大学读书期间，他从同学手上借到了这个小册子，深为向往，“连夜抄写了大部分内容”；《民族与政治》月刊发行人、毕生都在为侵略战争辩护的中谷武世也谈到，读过小册子后，他以虔诚的心情拜访了右眼失明、终生没有正当职业的北一辉，“初次见面，便为北先生的魅力深深吸引”……

　　那么，这本让众多青年如醉如痴的小册子，究竟包含了什么内容呢？

　　在这本小册子的开篇，北一辉开宗明义，“明治维新已经半道夭折”。他说，大正以来，政党、财阀和“无为游堕”的贵族，使贫富分化日渐严重，日本出现了大量社会问题；他认为，日本正渐渐走上万劫不复的道路，不仅阶级对抗异常尖锐，更重要的是，它正丧失作为一个民族的个性，比如谦逊的品质、樱花般的审美感悟和对天地神灵的敬畏心。它已大致沦为拜物的、以银行家为象征的西方社会的赝品了……

　　与众多复古主义者不同，北一辉谈到，“欧美崇拜者与顽固国体论者……都有不可救药的迷妄”。前者人云亦云、妄自菲薄，后者则认不清天下大势，不知道日本已经回不到小国寡民、闭关自守的年代了。他为此抛出了自己的主张：天皇制的社会主义。

　　北一辉说，无论资本主义还是苏俄社会主义，都是唯物论的产物，它们不仅制造、分裂着阶级，也无视心灵、文化传统和民族特质。他为此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国家至上、阶级协调，在这个意义上，只有超然于阶级的天皇，才能代表全民，实行不偏不倚的“社会主义”；只有万世罔替的天皇，才能兼顾过去和未来、融合心灵与物质，并代言着东方的工业时代。

　　以天皇为号召者，日本将限制贵族、财阀的财产，“以一百万元为限”；日本将实行耕者有其田政策，“私有土地以时价十万元为限”。在此之外，不仅八小时工作制、义务教育和养老金制度，劳动力、公有土地和矿山，以及作为“人类知识的结晶”的机械，均将折价作为劳动者的股本。日本将成为一个以劳动者为主体的国家……那么，北一辉有没有意识到呢？几乎与他同时，在遥远的德国，一个叫阿道夫-希特勒的青年也提出了“国家社会主义”的主张。他们的诸多观点不仅异曲同工，乃至惊人相似。

　　无论如何，在千万青年看来，这样的社会图景，兼顾着传统之美和现代之强，并指向了社会公正。它有着近乎魔力的诱惑。如果说，大萧条之前，北一辉的主要崇拜者还是青年学生、边缘分子的话，那么，大萧条爆发后，它也席卷了众多基层军官，特别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35期的大岸赖好，36期的野中四郎，37期的官波三郎、村中孝次和香田清贞，38期的安藤辉三、矶部浅一，39期的末松太平……几年后，在自己的狱中日记里，因策动“二二六兵变”被判处死刑的矶部浅一写道：“《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是绝对真理，是革命者的可兰经”；“先生是日本近代活着的唯一伟人……余在日本历史上的人物中最尊敬的是楠公，但明治以来的人物中是北先生”……

　　又何止于此？也是大萧条爆发后，数以百计、无处不在的秘密团体，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了：在军内，是“樱会”、国体社、建国会；在各大高校，是“日会”、“烽会”、“魂会”、“太阳会”；在社会民间，是“血盟会”、爱国勤劳党、国粹大众党、“爱乡塾”……在这当中，最有力量、也最为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包括120余个军内密谋组织、后来被统称为“皇道派”的青年军官群体。此后几年，以内阁高官、政党首脑和财阀为对象，他们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暗杀、政变与密谋活动。“昭和的动乱”开幕了……

　　在《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之后，1931年年初，另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也风靡了日本，它象征着昭和动乱的另一个侧面。那就是议员松冈洋右的《动荡之满蒙》。

　　松冈洋右曾任满铁副总裁。1931年1月24日，在日本第64届帝国议会上，他发表了《动荡之满蒙》的长篇演说。他表示，无论从历史、文化还是近代“民族国家”的角度来说，满洲和蒙古都不能算是中国的领土。以满洲为例，直到二十年前，孙中山的共和革命还以“驱逐鞑虏”为口号……

　　这个说法，罔顾了近三百年来满族人的完全汉化，也无视梁启超的“中华民族”概念、孙中山的“五族共和”口号。更不必说，满洲居民的主体，已经是汉族人了。它完全是一个自欺欺人的说辞。

　　可能也自知这些说法的苍白无力，松冈洋右紧接着谈到，二十多年前，中国已失去了满蒙，是日本帮它夺回来的。他说，“十万青年流尽之鲜血、二十亿战费之付出，中国赔偿了吗”？既然没有赔偿，为什么日本不能将之据为己有呢？

　　谈到这里时，松冈洋右依旧回避了一些重大事实：日俄战争是不义的，而作为战利品，日本也已窃取了二十多年的旅顺、大连和南满铁路。它付出的，为的是它得到的；它不是应中国政府的要求介入这场战争的，更不是为了什么“亚洲人的亚洲”。

　　紧接着，松冈洋右又极尽强词夺理、颠倒黑白之能事。他说，中国人野蛮、排外、毫无信义，在满洲的23万日本侨民，几乎每<

每当你几乎快被困难击倒，丧失斗志的时候，你就想想背后还有无数等你倒下捅刀子的SB，就充满了力量。

作者信息

主题: 蓝衣社的那些事儿[连载转贴]26019

白瑞德

发表主题： 2965
发表回复： 4623
网站暂行积分： 13518

【人类幸存者】

发表时间： 2011-4-12 8:04:07 　

　　2、

　　万宝山位于满洲中部，共有92户人家、1100余人，当时隶属长春县管辖。所谓“万宝山事件”，原本不过是一件山野小事：1931年4月16日，以“长农稻田公司”经理郝永德为中间人，李升熏等400余名朝鲜流民租赁下万宝山张家窝堡的500垧旱地。两天后，他们开始了搭建茅舍、开荒拓地的艰苦工作。

　　在郝永德的计划里，这几千亩旱地应引水浇灌为水田，以便为与他有生意往来的日本商行提供稻米。为此，当月月底，李升熏把百余名壮劳力分作几组，分别在盛家屯、三姓堡以及河道边的马家哨口挖沟筑坝，试图将伊通河水引入张家窝堡。

　　此举却激怒了当地居民。以三姓堡富农孙永清为例，他宣称引水所过之地，包括他和另外四十家农户的土地，“郝、李诸人与三姓堡四十余农户均未有任何契约”；以马家哨口村民为例，他们认为，“在伊通河垒坝截流，水大时将使上游两岸低洼民地2000余垧被淹没”。至于伊通河沿岸村屯的居民，更是群情汹涌，“伊通河是……航行运输必经之路，中间垒坝丈余，长春、农安两县运输航路将为之阻断（崔竹山，《万宝山事件始末》）……

　　5月27日，在孙永清的带领下，二百余名邻近乡农向长春市政筹备处、吉林省政府申诉。次日，以张作相为主席的吉林省政府很快签署了处理令：“韩侨未经我当局允许，擅入该地农村，有背公约……令韩侨出境。”

　　对这个驱逐令，韩侨置若罔闻。为此，5月31日，长春县警察局长鲁绮亲率200余名骑警，赶赴马家哨口并召见了韩侨代表。在他们的勒逼下，当天傍晚，一名叫申永均的朝鲜侨领到底代表几百名朝鲜人，出具甘结并许诺集体回国了：“今蒙贵局长忠告劝导，始知被郝永德欺蒙，大众情愿停工，于二日内全体回长，决无迟延。倘至期有不走者，代表等甘愿领咎。空口无凭，立此甘结是实……”

　　但此时，万宝山的冲突，已惊动了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

　　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官，田代重德有着良好的声誉。但，在这个训练有素的年轻人看来，驱逐朝侨涉及到一个重大问题：日本人认为，自从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所有朝鲜人均应被视为日本臣民，“一例享有在中国租赁、购买、经营土地房屋之自由”，而中国人对此并不承认；更重要的是，在张学良整军经武、修建吉辽战略铁路之际，田代重德认为，此举不过是满洲官厅借题发挥、试图驱赶包括朝鲜人在内的所有日本侨民的先声……

　　也是5月31日，田代重德派出两名下属及两名日警，赴万宝山“作实地之调查”。

　　6月2日，申永均等10名韩侨被押解往长春县官署。在警察的威逼下，他们作出了“受日人命令来此种稻”的口供；与此同时，在万宝山张家窝堡，田代重德的两名代表土屋波平和高桥太郎，也怂恿朝鲜人示以强硬。在他们的软硬兼施中，几百名朝鲜人再次来到马家哨口，挖沟筑坝。对此，长春市政筹备处处长周玉炳先是逮捕了始作俑者郝永德，继而，他又致函田代，在提出抗议之外，他还要求“严办其教唆主要各人犯”也就是土屋波平与高桥太郎……

　　山野纠纷就这样演变为外交事件了。此后大半个月，对抗渐渐激烈、沸腾：6月3日，几名日警携枪来到马家哨口，以“保护”的名义敦促朝鲜人继续施工；同日，鲁绮再率大批警察赶来，与日警形成了武装对峙状态。6月12日，60名日警从长春赶来增援，并架设起了机关枪，对这个悍然举动，长春市政筹备处先后进行了五次抗议，辞锋一次比一次激烈。紧接着，6月24日，几百名万宝山农民自发平沟，“连夜填埋沟渠约18丈”；次日清晨，韩侨又掘开了该处沟渠……

　　在大半个月的对峙后，伊通河汛期渐渐抵近了。7月1日，几百名忍无可忍的万宝山居民，从各处村屯纷纷赶来。他们强行填平了一段沟渠，并殴伤了几名试图制止的中国警察；次日，人群越集越多，“多有身携猎枪之民户夹杂其间”。这一天清晨，在无穷无尽的口舌争辩后，他们到底与日警进入了混殴状态。

　　在乱纷纷的现场，究竟是谁开的第一枪？此后几十年，双方各执一理、聚讼纷纭。但直到此时，事态尚未一发不可收拾：在大约半小时的对射中，双方均是朝天开枪，“未有中方民户或我方警察流血伤亡之事”（《万宝山事件之真相》）……

　　但这时候，一个叫金利三的小人物出现了。

　　金利三是朝鲜人，时任《东亚日报》、《朝鲜日报》驻长春的特派员。7月2日，也就是万宝山混殴、对射当天，田代重德先是召集日本驻长春各方联席会议，决定派出五百名日警携炮增援、“断然镇压”；继而，他又召见了金利三，交给他一批通讯文稿。当天傍晚，在未经实地采访、调查的情况下，金利三拍发急电，将这批文稿发往汉城。

　　几个小时后，为与《东亚日报》抢新闻，《朝鲜日报》也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以“号外”形式连夜刊发了这批文稿。此后几天，在朝鲜、日本各大报刊的纷纷转发之后，《朝鲜日报》更将错就错，刊登了种种耸人听闻的消息：中国八百农民袭击韩侨，“韩侨受伤累累”；中日警察交战一小时有余；中方出动六百骑兵，“万宝山韩侨朝不保夕”；中国当局将采取断然行动，“近期全面驱逐满洲韩侨”……

　　这些消息，迅速传遍了朝鲜的大街小巷，并震惊了饥饿的朝鲜。7月3日凌晨，《朝鲜日报》刊发“号外”仅仅几个小时，几十名朝鲜青年就在仁川袭击了华人理发店、饮食店，“飞石乱击，分头抢掠”；当天上午，汉城骚乱爆发了，成群结队的朝鲜居民携带石子和棍棒，“途遇华人，即施殴打”。次日，元山血案接连不断，短短几天时间，“先后被毁数十家，殴死农工11名”……

　　与这些地方相比，暴乱最烈的却是平壤。7月5日入夜时分，几千名朝鲜青年组织了起来，分队袭击，“无论男女老幼，遇之殴伤辄至必死”；“身携火种、助燃物，遇房即烧……至于指挥进退，皆用警笛，部勒颇为完备”（《国闻周报》）。在几天的暴行后，7月9日，平壤官厅统计说，“华人被殴致死者95人”；而中国方面则统计，“死105人，伤163人，生死不明者63人”……

　　一股难民潮由此形成了。在朝鲜的几万名华侨，先是躲进了中华会馆、各地领事馆；继而，在无法立足的情况下，他们又纷纷踏上了归国的路途。中国海关的报告显示，7月9日，“抵威海卫者600余众，烟台者千余众”；次日，“返回安东者达2881人之多”。

　　与此同时，一股更大的难民潮也在形成。史料记载，“在满洲的朝鲜农民据说一度曾达到200万人，主要从事水稻种植，但他们大多生活在日本政权难以到达的边远地区”。万宝山事件爆发后，满洲居民开始处处袭击“二鬼子”朝鲜人，在山野、村社，流血事件层出不穷。短短一个多月内，在满洲寸步难行的朝鲜人，“锐减到大约80万人”（《剑桥中华民国史》）……

　　仍然居住在长春的金利三，此时感到了空前压力。他的起居、出行都受到长春市民的严密监视，从朝鲜回国的华侨，更对这个排华风潮的始作俑者有着切齿之恨。在报刊上、在金利三住宅附近，他们哭诉、谩骂，将在朝鲜的家破人亡归罪于金利三。一些亲属抛骨朝鲜的人，更决心血债血偿、商议筹款买命。

　　金利三被吓坏了。这个可怜的、不经意地被卷入历史的小人物，经过几度权衡，终于决心在这种压力面前低头了。7月14日，在《吉长日报》，他发表了忏悔声明，“有关万宝山事件之真相歪曲，盖因余受日本领馆之愚弄”……

　　但已经来不及了。次日，他就被日本警署派出的朝鲜巡捕朴昌厦暗杀，并嫁祸给中国人。更来不及避免的是，通由郝永德、孙永清、李升熏、金利三等烦琐普通的小人物，“万宝山事件”已使满洲的动荡，到达了它的沸点。在后来的长长年月里，它都被视为“满洲事变”的先声。

每当你几乎快被困难击倒，丧失斗志的时候，你就想想背后还有无数等你倒下捅刀子的SB，就充满了力量。

作者信息

主题: 蓝衣社的那些事儿[连载转贴]26020

白瑞德

发表主题： 2965
发表回复： 4623
网站暂行积分： 13518

【人类幸存者】

发表时间： 2011-4-12 8:04:35 　

　　3、

　　“当时在日本民间，很流行一种对中国的看法是，中国地方很好，但中国人不行……”几十年后，当时在东京的黄埔四期生滕杰谈到：“（他们）认为日本侵略中国是合理的，甚至有些日本军人竟公开发表对中国的作战计划”（邓元忠，《滕杰访问》）……

　　又何止于此？后来，在《不可征服的人们》一书，《泰晤士报》记者詹姆斯-贝特兰记载了普通日本人心中的中国形象：在海关出入境处，知道他从中国来之后，一名检察官炫耀地说，“日本……是鲜花之国，不像中国。中国根本没有树”。

　　那么，对中日关系，他们的看法又是怎样的呢？贝特兰写道，那个衣着破旧、留着小胡子、“一副营养不良样子”的中年人叹息了。他说，“怎么说呢？日本想同中国交朋友，而中国人却理解不到这一点，总是给我们找麻烦……我们只想帮助中国，他们却那样地不可信赖。很难”……

　　在鸦片、小脚女人之外，中国人蒙昧、自私、粗暴、近乎半开化，中国人无止无休地凌辱文明、友善、同文同种的日本人，乃至中国“根本没有树”……这就是日本人眼中的中国。贝特兰感叹道，在与形形色色的日本阶层交谈时，“一个他们所描述的中国即刻在我脑海里闪现：无垠的国土在乌云笼罩下一片昏暗，小鬼一样的人麋集在荒芜的平原上，个个都对日本人粗暴无礼”。

　　在这种情况下，万宝山事件引发的“膺惩请愿”、“彻底解决满洲问题”的声潮，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众多密谋军官的蠢蠢欲动、枕戈待旦，又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几十年后，另一名黄埔留学生谈到，“自七月上旬始，即有各地浪人组织、在乡革军会，以至工会及农会组织，至二重桥请愿……当此之际，中日之战似不可避免”。

　　几乎是“万宝山事件”刚刚爆发，三三两两的请愿人群，就出现在二重桥广场附近。夹杂在媒体的口诛笔伐、评论家的义正词严中，这些人显得旗号杂乱、服色五花八门。学生、工会活动家、浪人、“在乡军人”乃至小业主和农夫……他们身份各异、贫富悬殊，却代表了日本大多数的阶层。

　　三三两两的人群，静默地或站或跪。二重桥广场是天皇的住所，可能也只有这么一个地方，才能负载起七千万国民的共同决心，才能承载此后的十四年历史。日本在表达一种彻底地、永远告别过去26年平和日子的决心。

　　从这里开始，东京盛大的群众场面、全民族不惜献身的狂热情绪，后来变得越来越平常。战争扩大、将士出征、战役胜利、又一片土地的获得，都使日本一再发出狂风暴雨般的喝彩声。满洲、华北、淞沪、武汉、珍珠港、东南亚、中太平洋……在一次又一次的喝彩声中，7000万国民达到了他们做梦也不敢想象的权力顶峰。

　　这样的场面，到硫磺岛易手、大批轰炸机将东京夷为一片瓦砾，冲天的火光使整个日本散发着尸臭霉味时，不仅没有过去，反而以更极端的方式来表现。在塞班岛，日军2万3千人全部战死后，岛上2万2千名日本平民集体自杀。其中8000名妇女儿童，站立在峻峭山崖上，一边平静凄苦地唱着《君之代》，另一边成批成队地跳海自杀。

　　1944年10月25日，日出后不久，刚刚结婚的关之雄大尉带领6架飞机上天，随即撞向两艘航空母舰和一艘轻巡洋舰；而1945年8月15日黄昏，当2519名神风特攻队员化做尸骸后，最早发“神风特攻”战术的大西泷治郎海军大将留下遗书：“……我将以死向这些勇敢的人和他们的家属表示歉意”，随后剖腹自杀。

　　从1931年7月到1945年8月，整整十四年又一个月，日本都以这样极致的悲欢、杀身的决心和《君之代》的伤感乐声，来铺垫自己的道路。这样道路的第一程，当然要从满洲开始。

　　从满洲开始。这一天，陆军军令部长南次郎在日记里写道：“一个现实已经被制造出来了……除了内阁以外，大多数人都了解日本要满洲这个现实，都在推动这个现实。即使内阁也出现了松动，安达内相就有了足够的认识。”

　　在发往满洲的一份密电里，参谋本部的建川美次少将表示，“形势的变化让人喜出望外，这是一个千载难寻的机会……对满洲的行动可以开始了”！

　　但南次郎和建川都不是主角。接到建川电报后，一名中佐急冲冲地走进会议室，他大声地说：“清谈、议论都已经没有意义了。现在要紧的是行动、行动！只要几个中队，一夜之间，奉天和整个满洲，就永远归属大日本帝国了！……”

　　时间凝固于这个中佐的面容上。那么，他是不是石原莞尔呢？

　　1928年，经关东军参谋、曾策划炸死张作霖的河本大作介绍，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的石原莞尔调任关东军参谋，军衔中佐。对年近四旬的石原来说，这是一个多少令人恻隐的调任：由于生性张狂、傲慢，他得罪了许多人；作为陆大最优秀的毕业生、前三名的“军刀组”成员，他在东京屡受排挤、屡次被放逐。比起他的密友板垣征四郎、河本大作，他的仕途要远为坎坷。

　　但这个调任后来被证明是致命的。在河本、板垣的眼里，石原是罕见的、可以引领日本未来道路的天才人物。他带到满洲去的，不仅有他被引为笑柄的种种轶事，还有一叠薄薄的手稿。

　　手稿是一批文章和计划书，是石原对未来日本的种种理论与主张。它后来被概括为“石原构想”。从“文明发展趋势”出发，石原构想的要点，包括“以日美为中心的两个文明决战”、“军国总体战”等；而为了实现这些目的，必须占领满蒙、建立日中“新关系”、改造日本并建立东亚新秩序。这几乎就是此后十余年的日本历史。

　　也是在河本、板垣的帮助下，“石原构想”首先赢得的，是两个军内密谋组织，“二叶会”与“木曜会”。

　　“二叶会”的前身，是巴登巴登集团。1921年10月，在德国温泉胜地巴登巴登，三名少佐，冈村宁次、小畑敏四郎与被称为“永田之前无永田、永田之后无永田”的永田铁山，组成了这个小小的密谋团体。几天后，后来臭名昭著、但被认为“才能平庸”的东条英机，以及另一个籍籍无名的军官鸭脚光宏也赶来参加。次年，伴随着他们的先后回国，和他们接触的军官越来越多；在一家名为“二叶居”的法国料理店，他们组成了“二叶会”。

　　二叶会的成员大约有20名。石原莞尔的两个密友，河本与板垣，以及日后将分道扬镳的土肥原贤二，均在其列。而经过五六年的潜伏，1927年，在日本军内俱乐部偕行社，参谋本部的铃木贞一也组织了一个秘密的“无名会”，后来改名为“木曜会”。它最重要的成员，无疑就是石原莞尔。

　　来到满洲后，在河本与板垣的帮助下，1929年5月，石原将“二叶会”与“木曜会”合并而为“一夕会”。它的成员大概没有超过50人，但已经够了：永田铁山、建川美次为它提供了与高级军官的密切联系，板垣征四郎为它赢得了数以千计的基层官兵，土肥原贤二有着对满洲的深刻理解，以及数百名训练有素的特务，河本大作则通过自己当时任职的南满铁路株式会社，使它与满洲的二十余万日侨休戚相关……至于为它提供侵略理论、勾勒未来蓝图的，则是那个野心勃勃、狂妄不堪、目光远大、自奉为“日莲宗”信徒的军人与思想家，时年四十岁的陆军中佐石原莞尔。

　　石原不仅是“一夕会”的战略家，也是使它深深扎根于满洲土地的组织家。几年的艰厄，不仅使他目光远大，而且作风细致。组成“一夕会”后，他依旧不满意于这个组织。在他看来，这个团体人数太少，和满洲社会、特别是中国人的隔绝也太严重，它几乎只能算是旅华军官的一个俱乐部。而他要求的组织，则是一个能完全控制满洲的政党，一个未来日占满洲政府的雏形。在他的提议和努力下，1929年秋天，以浪人组织“满洲青年联盟”为骨干，一个叫“大雄峰会”的群众组织诞生了。

　　与石原莞尔的构想一样，“大雄峰会”完全处在“一夕会”、“满洲青年联盟”的控制之下，它各地分会、各种外围组织的头目，均由“一夕会”指定人员担任。它的成员，不仅包括关东军官兵、满洲日侨，还包括了形形色色的满洲居民、“汉奸”。地方土豪、流氓无赖、官僚胥吏乃至失意军阀，一时都趋之若鹜。

　　经过惨淡经营，1931年夏天，“大雄峰会”已拥有成员数千名，未来日占满洲的政党雏形成型了，关东军占领满洲的时机，也随之成熟了。“万宝山事件”爆发前后，为进行舆论造势，一批由石原、河本亲自撰写的小册子，在本土军营、基地被悄悄散发着；与此同时，以偷袭为手段、迅速占领奉天，制造中日开战事实并经营日占满洲的绝密计划，也被制定出来了。后来，重光葵写道，“它综称《虎卷》……是仅仅由三、四个人掌握的绝密文件”（《昭和的动乱》）。

　　1931年7月东京街头的喧嚣，不仅掩护了这些秘密行动，更使声名狼藉的政党内阁影响一落千丈。在这个新陈代谢剧烈、种种潜伏势力此起彼伏的权力真空时期，他们终于要出现在历史的前台了。

　　要出现在历史前台的，又何止是石原莞尔、“一夕会”？几乎是《虎卷》刚刚形成，几十名黄埔学生按照惯例，又举行了一次聚餐会。与以往不同，此次聚餐，“主要讨论（万宝山）事件之前因后果与日本对华政策”；后来，一名叫干国勋的黄埔学生回忆说，“参加的人数很多，发言也很踊跃”。

　　可以想象，这是一次小规模、严肃而悲怆的集会。按照进入黄埔的期别，他们先后发言，有的忧心忡忡，有的怒发冲冠。他们一致认为，“日本必会不断制造事端，终而会大举侵略中国”；“在万宝山事件之后，他们判断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即将大规模的爆发”（干国勋，《一个老兵的回忆》）……

　　那么，该怎么办呢？

　　这些黄埔学生，“大多数来自南方各省的乡间和小城市”。他们生长在传统社会的尾声，先是接受了儒学教育，继而又进入民国初年的各种近代化学堂，“曾亲身体验过传统文化的真正的价值，故有保存之意；但他们也深知其弱点而急于改革”（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他们兼得旧之善、新之美，在断裂、动荡、黑沉得看不到尽头的时世，他们渐渐成为热血青年了。

　　又与同时代的“书生”不同，他们打过仗、流过血，身上散发着硝烟气息。他们敢想敢做、迅捷有力，在分析过日本的人心民意、军方动态后，“（他们）便选派了滕杰和肖赞育一起，于7月下旬返回中国，就这个迫在眉睫的危险向南京政府提出警告”（易劳逸，<

每当你几乎快被困难击倒，丧失斗志的时候，你就想想背后还有无数等你倒下捅刀子的SB，就充满了力量。

作者信息

主题: 蓝衣社的那些事儿[连载转贴]26021

白瑞德

发表主题： 2965
发表回复： 4623
网站暂行积分： 13518

【人类幸存者】

发表时间： 2011-4-12 8:05:06 　

　　4、

　　1931年7月底，滕杰等三人在上海上岸。因为两年多没有回国，他们先是分作了两路：因家事，“肖赞育……先回湖南活动”，滕杰与陈启宇则沿京沪铁路北上，首先去如皋看望他的未婚妻陈启坤。

　　在如皋逗留了两三天后，他们前往南京，“并邀……启坤同去”（邓元忠，《滕杰访问》）。

　　从如皋到南京，不过一两天的路程，然而出现在三个青年面前的，却是一幅满目疮痍的图景：这一年春夏，一场空前洪水，席卷了长江、淮河流域七省205县。《中央日报》这么报道安徽灾情，“镇市荡平，田禾淹没，浮尸雷雷”；而对江苏灾情，《新京日报》有着更详尽的报道：“自7月4日起至12日止，大雨滂沱，酿成十六年来未有之奇灾……此种生活，诚不啻人间地狱”……

　　比起安徽、江苏，受灾最烈的却是湖北。仅仅江汉平原，这一年死于水患、饥饿、瘟疫的，就不下200万人，几乎家家丧事、户户挂白。洪水过后，千万寡妇、老人、孤儿，又面对着空了的家室、荒了的田野，发芽的种子以及溺水而死的耕牛，一时哀号遍野。

　　顺长江而下的洪水，使京沪沿线“淹没田亩达百数十万……庐舍荡然，村落如海中岛屿”（《新京日报》）。虽然凄凉、悲惨的状况不比湖北，但灾患与死难也一目了然。成千上万的难民沿着铁路线延伸几百里，路上更不断有人倒毙。

　　这些景象，重重地叩击着滕杰的心。然后，南京到了。

　　南京的洪水刚刚退去，一处处积善堂、施粥站，都有望不到尽头的难民队伍。他们艰难地蠕动着，一双双呆滞、灰蒙蒙的眼睛，似乎见不到活人的光泽。因为担心饥民的哄抢，大部分店铺都紧闭着门板。大街小巷都充斥了死亡的气息。

　　透过时间的缝隙，可以看到，知了声有气无力，鸣叫出了一个奄奄一息的南京。站在街头的滕杰与陈启坤，他们的心一点点地在下沉。

　　然而，使他们近乎绝望的，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这一年春夏，与大洪水几乎同时，南京政权陷入了空前的动荡与分裂。

　　分裂始于“约法”之争。1930年秋天，中原大战获胜后，蒋介石频频电告天下，呼吁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以国家政权奉还于全国国民”。他说，“两年以来，党国多故，叛变纷起”，都因为缺少一部约法；他说，“数十万将士之鲜血，战地无数人民之牺牲……（不能不）痛定思痛、惩前毖后”……

　　这些表态，语气不可谓不恳切、理由不可谓不正大。然而，对这些电文，国民党元老、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却面谕中央社负责人，“要等到中央常委会讨论决定后才能公开”。

　　不仅如此。此后几个月，胡汉民频繁引用孙中山遗训，阻扰《约法》的颁行：11月15日，他宣称孙中山晚年的《建国大纲》，“就没有提到约法两个字，而单讲宪政了”；次年1月5日，他在立法院发表演讲，“关于国民会议的一切……必须完全遵依总理的遗教”。2月24日，面对戴季陶、吴稚晖等元老的劝说，他更公然表示，“约法这件东西，寒不能为衣，饥不能为食……只于人民有害”……

　　凡此种种，让蒋介石肝火大动。2月9日，他的日记记载，“见人面目，即受刺激，小人不可与共事也”。次日，他点出了胡汉民的名字，“胡专欲人为其傀儡而自出主张……诚小人之尤者也”（《蒋介石日记》）。

　　2月15日，委任陈立夫为国民会议选举总干事后，蒋介石断言，“（胡汉民）以斯大林自居，而视人为托洛斯基”；十天后，因为胡汉民对舆论界公开放言，“我追随总理数十年……从未闻总理提及‘国民会议应讨论约法’一语”，蒋介石勃然大怒。他在日记里写道，“今日之胡汉民，即昔日之鲍罗廷。余前后遇此二大奸，一生倒霉不尽”……

　　在这种情况下，2月28日，蒋介石一不做二不休，他干脆以“设宴相邀”的名义，诱捕了胡汉民。次日，在他的威逼下，胡汉民具书辞职，并被移送到南京郊外汤山软禁。对这个悍然举动，蒋介石的解释令人哭笑不得：这一年《中国年鉴》记载，蒋介石宣称，“只有以这种方式，才能使他的光荣历史不受玷污”……

　　那么，这一切仅仅因为胡汉民与蒋介石对训政、“约法”的不同理解而发生的吗？亦或，它仅仅因为胡汉民的抱残守缺、自奉为“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几天后，在广州的一次演讲里，与胡汉民沆瀣一气的孙科，却一语道破了蒋介石的用心：“蒋氏实欲于国民会议提出总统……修改约法，加入总统。”

　　换而言之，所谓“约法”，所谓国民会议，都不过是表面文章。蒋介石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总统职位。作为后起之秀，他试图以此凌驾于元老济济、老气横秋的国民党中央之上。对此，作为国民党的主要元老，胡汉民当然不会买账。

　　3月8日，胡汉民被转押至南京双龙巷，“由二十名手枪队员日夜看守”。那么，蒋介石能够想象么？此举却再次打开了反蒋潮流的闸门：几天后，南京政府文官长古应芬通电全国、辞职抗议；新任立法院长林森弃职还乡；司法院长王宠惠出走荷兰；乃至蒋介石的盟友、一向与胡汉民交情不错的吴铁城，也几乎撂挑子不干了……后来，陈布雷回忆说，“此事几引起政潮，党外人士尤为讥讽口实”（《陈布雷回忆录》）。

　　又何止是政潮？5月28日，以广东军阀陈济棠为首，反蒋联盟在广州召开非常会议了。他们宣布南京政府为“非法”，并勒令蒋介石在48小时之内下野。汪精卫、孙科、西山会议派以及刚刚吃了败仗的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纷纷加入了这个联盟。民国这个派系、权力的大杂烩，此时分裂成反蒋和拥蒋两个阵营了……

　　滕杰步入南京之际，正是内战随时可能爆发的关头。

　　“政府完全瘫痪了！”几十年后，滕杰依旧记得自己对南京的最初印象：“……时谭延闿、胡汉民、王宠惠、蔡元培、戴季陶分掌五院，冯玉祥、林森、张继、孙科、陈果夫为副。然谭延闿已死，胡汉民被囚，王宠惠、林森出走，至于冯玉祥、孙科之辈，更为宁粤分裂之主谋，毋须多言也……”

　　五院形同虚设了。那么，各部呢？

　　各部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以军事为例，李济深为参谋部部长、李宗仁为军事参议院院长，是时，这两个人都在广州，正口诛笔伐勒令蒋介石下野；以行政院为例，古应芬是文官长、阎锡山是内政部长、冯玉祥兼任军政部长、孙科兼任铁道部长……在区区十一个主官中，也有四个人正通电反蒋。

　　在有气无力的阴沉天穹下，高大的国民政府门楼依旧矗立着。但广漠的南京天地，似乎只剩下三个渺小的青年。不难想象，抵达南京后，滕杰与陈启坤虽“立即开展对有关人士的访问”，但几天的奔波后，他们依旧一无所获。

　　又何止于此？八月初，在南京角落的一处弄巷里，“他们综合访问所得的结果，极为失望”。后来，滕杰这么描述自己当时的感触：“国内对于即将发生的日本大规模侵华战争，几乎毫无准备。不仅是腐败落后，并且是四分五裂；特别是民心士气的消沉，已到了对时局的挽救完全失去信心的程度”（邓元忠，《滕杰访问》）……

　　凡此种种，让滕杰与陈启坤感到“惊讶之至”。几十年后，滕杰用“惊讶之至”概括自己的心情，但实则上，这是一种五味俱全、心神欲裂的苦涩。

　　“警告”任务迅速流产、访问毫无结果。这个夏天，滕杰事实上已经有了两个选择：是回到日本去，向“东京同学会”简单述职、而后由学长们统筹安排呢，还是留在南京，继续地等待机会，或者说是奇迹？

　　滕杰简单地选择了留下来。无论如何，与他同路回国的肖赞育还在湖南；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商量的余地。

　　或许，他也在等待另一个人？那个比他年长20岁、手握重权、令他感到异常亲切的军人？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始终认为，这个人才是时局与民族的希望。

　　这个人自然就是蒋介石。此时，他避开了暗潮汹涌的南京，正在南昌指挥着对朱毛红军的又一次围剿，并应对着来自两广、中原乃至南京的权力挑战。

　　就这样，1931年盛夏的煎熬日子，滕杰与陈启坤滞留在南京的某处旅社，或一个亲友的住宅。他们悄无声息地等待着。不知道什么时候，陈启宇已经和他们分开了，又回到南京应酬、清议、谈笑风生的氛围里去了，而肖赞育也迟迟没有消息。在广漠的南京，他们只是孤零零的两个人。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在这无声无息、几近令人窒息的时光流逝中，所有目睹的天灾、人祸、分裂、苟且，以及不久前日本街市喧嚣的战争气息，都甸甸地压上心来。这是沉重的国难，是一个青年军人对复兴国家的挚诚渴望。是这些罢？是这些在这颗26岁的心灵里，剧烈激荡着、升腾着，并最终爆发而为在重大的历史关头、个人所必须的勇决。

　　史料只是简单记载，在南京等待肖赞育的日子里，“（滕杰）决心从事于建党运动，而不再返回到日本去”。

　　透过时间的缝隙，可以看到，在借宿的一个小房间，滕杰先是每天借酒浇愁、浇怒。陪伴他的只有陈启坤。而几天后，陈启坤又一次醒来时，房间已被收拾得井井有条。滕杰脸色疲惫，却衣裳严整、表情肃然。他哑着嗓音说：

　　“国将亡，读书有何益？……日本必将发动大战，但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先贤圣哲，祖先之神必定护佑今日。”

　　他说：“那些贪官污吏、政客官僚，都是中国民国的蛀虫。他们都在挖总理基业、校长基业的墙角。倚赖他们抵抗日本、复兴国家，无异与虎谋皮……但只要青年能振作起来，日本就不能欺凌我们，民国就不会亡！”

　　“我要找到同志，建立组织！”

每当你几乎快被困难击倒，丧失斗志的时候，你就想想背后还有无数等你倒下捅刀子的SB，就充满了力量。

作者信息

主题: 蓝衣社的那些事儿[连载转贴]26022

白瑞德

发表主题： 2965
发表回复： 4623
网站暂行积分： 13518

【人类幸存者】

发表时间： 2011-4-12 8:05:46 　

　　第三章 “你们起来呀！”

　　1、

　　1931年8月的暗淡日子，在南京角落的一处弄巷里，滕杰开始起草一份旨在“拯救国家”的计划。他情绪激动，似乎正面对一个四分五裂的民族；他简陋的书桌上摊着一本小册子，那就是曾引起全国哗然的《田中备忘录》。

　　几十年来，关于《田中备忘录》的真伪，史学界始终争议不已。据说，它起草于1927年7月，是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义一呈递给天皇的奏折。这份备忘录明确指出，“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它言语确凿地谈到，“获得在满州和蒙古的实际权利，是为了以此为基础，向中国其他地区渗透。获得这些权利，就能保证我们占有全中国的资源……就能进一步征服印度、东南亚群岛，小亚细亚、中亚甚至欧洲”……

　　这份曾强烈震撼过黄埔学生、并让滕杰心头发酸的备忘录，现在要成为事实了！想到不久前在日本处处可见的狂热侵华情绪，滕杰提笔写道：

　　“自甲午海战以降，数十年间，日本朝野处心积虑。台湾、旅大、青岛连陷日本后，我国已无海防可言。海事已毕，陆事又开，日本蚕食计划之周密、历经几代而意志弥坚，令人不寒而栗……”

　　他的目光投向了万宝山事件，“万宝山事发后，观乎日本军情民心、朝野舆论，必以取我满洲为首选”。他强调指出，铁路对于调动、集结军队，具有异乎寻常的意义，关东军的悍然发难，正与修建中的吉辽战略铁路有关：“（日本）决不待至铁路克成……事变不出今明二年”。

　　他为此忧心忡忡：日本军方极其重视战前的舆论工作，往往上自天皇、下至顽童，都被包围在精心制造的战争氛围中，以求“上下同欲”。甲午战争前日本顽童以击沉纸折船“定远”、“镇远”为游戏，即是明证。现在，对“万宝山事件”的种种渲染，难道不能理解为中日战争的征兆？

　　今天的日本，和甲午前何其相似！而与日本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我国疲民敝”。滕杰写道：“江西赤匪作乱，一剿二剿再剿，不得戡平。赤匪之势，在其主义乎？在其组织乎？毋宁归之于民众对政府彻底的绝望。三四年来，民变年年有省省有，官吏麻木不仁，早已无视总理之民生纲要……”

　　滕杰的计划，由此进入正题。

　　滕杰认为，造成“国疲民敝”的根源，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在地主的重租、历史遗留的烟患，以及军阀割据造成的连年内战之外，南京政权的种种施政措施，是更为深重的“人祸”。

　　几乎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国民党就是一个大杂烩一般的政党。它从来没有严密的组织、严格的纪律，它是军阀、政客、权贵、遗老进行权力交易的俱乐部。民初近乎荒诞的混论，就是这种国民党组织的产物。后来的“新三民主义”、建军黄埔，为的就是根绝这一点，但“清党分共”后，它就不能维持它新生的激情了。

　　“清党分共”后，持枪的军阀，摇身变为国民党员；成千上万的兵痞，加入了国民革命军的行列。大批劣绅、土豪乃至乡间流氓，把持着县政府、“乡公所”，他们拉丁派役、牵牛砸屋，无所不为。1930年《北华捷报》的一则报道，就概括了人心的向背：“仅仅一年半以前人们还满怀热情，而今天，所有中国人都存在着绝望感。”

　　这个政权仅仅拥有长江下游几省，却摆出了中央政府的派头，一方面敲骨吸髓、盘剥农户，另一方面以这些民脂民膏，供养各地军阀、豪强，以至于弱干强枝、国无宁日。在财政破产的情况下，这个政权不仅不兴修水利、改善民生，反而纵容基层党阀加捐加税、涸泽而渔，以至于土地价格一泻千里、土地兼并异常严重。水灾、旱灾、风灾、冰雹，几乎年年有处处有；战乱、逃离、苛捐、烟毒，使广漠农村乌烟瘴气、死气沉沉……

　　凡此种种，造成原本富庶、陈启坤所在的苏南地区，“普通民户家无三日之粮”；凡此种种，也让滕杰归结出了日本入侵前夕、民众异常漠然的缘由。滕杰写道：“民生艰困，而豪强、群氓遍布国家……中产人家唯能以利是图，底层民众唯能漠然国事。民心冷漠，民之罪？乃权贵、豪强倒行逆施而至！……”

　　权贵、豪强为了一己私利，不惜毁灭掉这个国家！想到这里，滕杰的面容渐渐刚毅起来，他的眼前掠过了黄埔岁月。那是从来不需要想起、但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岁月。那时，前线激战的消息，不时弥漫、笼罩着学校，每天都有庆祝、动员和集会活动。对杨希悯、刘震寰部的决战已经打响了，不时有成连成队的在校生被召往前线，也不时传回哪个熟悉学友阵亡的消息……黄埔的岁月是那么令人难忘，人一辈子能走多少路？能见多少人？但是，只有黄埔呵，怎么都是忘不了的。

　　黄埔前四期，有多少才华横溢的风流人物啊！滕杰清楚地记得，进入黄埔后不久，贺衷寒、潘佑强等一期学员组织的“孙文主义学会”，就吸引着他。他们向新学员介绍着孙中山遗著和戴季陶著作。与此同时，《共产主义ABC》、《唯物辩证法》等书籍，也在校内流行着。执着于观点，是黄埔的风格；终生不渝的忠诚，是黄埔最重要的传统。勤奋、正直、廉洁、学习、服从长官、恪守纪律，这就是黄埔。

　　只有黄埔，才能让此时的滕杰，看到国家和国民党的希望。贺衷寒常说的一句话，此时更如重锤响鼓，震荡在滕杰的耳边：“革命振兴，需黄埔生开门，而让其他青年亦参加革命工作。”

　　贺衷寒大哥，潘佑强大哥、胡宗南大哥，还有那一个个长官、学长和兄弟，你们这些，在南京的、在异地的、在日本以及更遥远的海外的……你们这些令人难忘的、足以负载起一个时代沉重的国难的，你们知道吗，国家要亡了，你们起来呀！

　　你们起来呀！“在无声无息（极端秘密）的原则下，以黄埔为骨干，结合全国文武青年之精英，切实把握民主集权制之原则，来建立一个意志统一、纪律森严、责任分明和行动敏捷的坚强组织”（邓元忠，《滕杰访问》）。

　　你们起来呀！依靠这个组织，我们整肃腐败、唤醒民众，复兴我中华民族。

　　你们起来呀！

　　八月中旬，滕杰满含着泪花，完成了他的计划。这一天，望着字迹潦草的稿纸，以及正忙着誊写计划的陈启坤，滕杰罕见地点起了一根烟。他想，明天，“就去物色人事吧”。

每当你几乎快被困难击倒，丧失斗志的时候，你就想想背后还有无数等你倒下捅刀子的SB，就充满了力量。

作者信息

主题: 蓝衣社的那些事儿[连载转贴]26078

akiy

发表主题： 38
发表回复： 690
网站暂行积分： 6054

【人类幸存者】

发表时间： 2011-4-14 23:31:11 　

搬个板凳坐等更新

新用户注册返回首页
首页上一页下一页尾页页次1/3 转到第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