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烛光生存狂]-我们将面临所有人与所有人的战争

我们将面临所有人与所有人的战争

曹东勃

每个人只能“不惮以最坏的恶意”，以最低的人性来揣度、防范他人。每一次公交车门关上的片刻，每一个苦雨凄风的夜路上，恐惧惶惑、魂惊目断的情绪都会无限蔓延、逆流成河。

中科院的一位老友发来一张图片，并附言：“北京公交安保全面升级，每车配备保安，所有人与所有人的战争为时不远”。这显然是日前发生的宁夏纵火案的后续全国性影响。虽然很多具体事例都提示我们，可怜之人往往有可恨之处；理性和良知也告诉我们，以暴制暴、伤及无辜是何等残忍与不可饶恕。然而此类情状的频频发生，多少也反映了社会层面的一些深层问题。

风险社会的逻辑

对于我们当下的这种生存状态，已故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十分睿智地将其概括为“风险社会”。这里的风险，从纯粹技术性的角度说，是一种冤无头、债无主、哑巴吃黄连、打碎牙齿和血吞的结果。

简言之，在前风险社会，或者叫工业社会、阶级社会中，社会冲突的解决方式是简单的，基本就是遵循财富生产和分配的逻辑，诉诸于阶级斗争、阶级结构调整和财富再分配。有产无产，高下立判，清晰可见。工人失业了，就可以开展罢工、冲击工厂、打砸机器、揪斗老板，因为他确信自己目睹了整个过程并找到了导致悲惨状况的“元凶”。

风险社会的逻辑就不同了。经济和交往的全球化、政府对社会数目字管理的精细化是系统性的，社会矛盾是多维、隐性的。不再能清晰地区分出两大阵营、两大阶级，一事当先，也很难快速锁定罪魁祸首。一个人失业了、失意了，却很可能完全无法对自己的老板产生恨意，因为他平时对自己很关照，态度也很和蔼，但自己就是莫名其妙被大时代的洪流偶然冲出了轨道。

他无法找到一个具象的复仇对象，于是接下来就有两条路。一种是转向社会，转向与自己毫无瓜葛的陌生人群，以一种破罐子破摔的姿态对整个社会随机地实施自我毁灭性报复。另一种则是转向这个社会的“管理者”，如果正巧这个“管理者”无所不能、大包大揽、对社会成员的生产生活极具干预的能力和意愿，那么也就自然地承担了无限责任。如果这个“管理者”仍不清晰，那就继续层层卸载到具体承担社会公共管理与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某个或某些工作人员的头上。就这样，一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丛林战争”不期而遇、悄然而至。

在制度建构还不完善甚至缺损严重的背景下，遭遇风险社会的“风蚀”，其最严重的后果，就是把此前经年累月铸就的社会资本、构造的信任基础逐渐地蛀蚀一空。

当一个国家的“首善之区”需要“武装到牙齿”，以给每个公交车配备保安这种方式来捍卫其共同体成员的生存权时，可以料想，整个社会的轴承系统必已出现了严重老化，摩擦系数越来越大，运转成本越来越高，以至于到了必须逆转技术进步和管理制度变革的成果，不惜重新退回雇工模式，以此替代“自动售票”、“无人售票”，只为求得一个心安。

类似的“倒退”也发生在七八年前。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其显性的损失是一家企业的倒闭、一个行业的全行业亏损，隐性的社会成本则是迫使人们逆市场分工而动、退回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尽管这种退步是局部性的，其社会心理效应却不能小觑。君不见，自那之后，各类或真或假、亦幻亦真的“有机农业”大行其道；城里人上赶着去农村的亲戚讨要农副产品；更不乏大费周章跑去郊区租一小块口粮田的主儿，每周精心伺弄，只为吃上一点放心的食物。

市场起自分工，分工带来了劳动力的解放，也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高。但是，在巨大的威胁面前，人们逆这股现代潮流而动，不再相信市场和分工的力量，慌不择路，手足无措，成了惊弓之鸟，宁可承受各种不便，也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造成这样尴尬的后果，责任并不在于市场本身，而在于制度建设的瘸腿与社会信任的羸弱。

社会信任的逻辑

关于信任，有人说它产生于理性。父母为什么信任子女，按照贝克尔的家庭经济学模式，子女是父母自身效用函数的一个内生变量，父母对子女进行投资的目的是在于从中获得自身满足程度的提高。因而父母是债权人，子女是债务人，他们之间这种紧密的债权债务关系把他们捆绑在一起，密不可分，互不背叛。这是极端理性主义的解释。

实际上，信任远非理性主义所能涵括。信任有一种简化功能。它是知识和无知、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半搭子组合。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复杂性的系统，在既有认知水平下，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远超出人的有限理性的把握程度。人的知识系统始终处于理论上臻于完善，而实际上永无止境的积累和演化过程之中。无论科学技术怎样进步，人们想在对世界的完全确定性状态下采取行动，都永远是一种奢望。因而，人们把信任寄托于专家系统。从另一个角度说，则是反求诸己——通过简化认知模式的彻底性来消解现实世界的复杂性。说白了，就是“难得糊涂”、“不要较真”。惟其如此，才能做出迅捷的反应和决策。

比如说，我们走进一部电梯，在理论上它的确存在着坠落的可能性；我们坐上飞机，听着乘务员讲解逃生技巧，在理论上它也存在着失事的可能性；甚至于我们晚上闭上双眼进入梦乡，也存在眼睛一闭就再也睁不开了的可能性。可为什么我们仍然能够心安理得地搭电梯、乘飞机、睡大觉呢？这说明，有一种信任机制的存在，它源于对过去发生的历史事实的归纳和总结，以过去推测未来，以熟悉推论不熟悉，以大概率推演全过程。尽管这样做并没有足够的依据，甚至是一种夸大和冒险，但是它有助于化解人们主观上的疑虑、顾忌和恐慌，使人们摆脱杞人忧天的庸人自扰状态，有勇气地、积极乐观地行动起来。从这个角度看，信任更多不是理性的，而是非理性的，是很脆弱的。

把信任扩展到经济领域，就是信用。消费者去餐馆可以先吃饭后付钱，可以赊账；上下游企业之间在供货机制上有一系列灵活的交割方式；银行、证券、保险，各种金融创新都离不开信用的支撑和发展。有什么样的社会信任程度、社会信用水平，就对应着什么样的交易成本和效率损失，就孕育了什么样的社会交往关系。

如果一个社会的信任成本极其高昂，社会犯罪、官员贪腐、个人自杀、家庭破裂频发，大量资源被投放在维持社会稳定、化解社会冲突的防范性行为上，甚至这类保守性、防御性的资源配置，竟成了社会发展的重要议程和中心工作，这个社会实际上就在面临着“不进则退”的巨大风险。

信任缺失不仅会导致经济秩序的混乱，也会带来政治博弈的疯狂。历史上的叛乱与镇压，归根结底是执政者与民众之间极度的不信任，双方都无法获取足够的信息、形成足够大的交集和共同知识，来清晰地预见对方下一步的行动，只能零和博弈、鱼死网破。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脉络中，信任、信用首先建立在个人、家族的基础之上，并由之推广到熟人之间。在这种原始信任状态之下的无条件利他行为，进一步增强了亲族和血缘体系的内在凝聚力，促进具有共同基因的同胞的繁衍和发展。在这种社会中，经济组织的形式多以家族企业、家庭经营为主，而对非家庭的其他社会成员采取普遍不信任和排斥的态度。这便形成了一种以特殊关系（血缘、亲缘、地缘等）而非普遍关系作为信任载体，以约定俗成的前现代道德传统作为信任保障的特殊信任结构。

在当下，上述传统正在被社会转型的疾风暴雨所打破。每一个社会阶层，都被裹挟进时代变革的浪潮之中，接受新制度环境的洗礼。一方面，一种适应市场经济的、建基于契约意识与法治精神之上的制度信任尚未形成——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尔虞我诈自不待言；另一方面，建基于传统熟人社会的特殊信任、人格信任也逐渐解体——熟人之间亦不能赤诚相见，“杀熟”竟也见怪不怪。这是中国快速转型过程中信任状况的真实写照。

郑也夫先生曾言，一个社会的信任基础一旦被破坏，要修复起来恐怕要以“代”来计量。在这样的生存境遇中，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就不免成为常态。每个人就只能“不惮以最坏的恶意”，以最低的人性来揣度他人、防范他人。每一次公交车门关上的片刻，每一个苦雨凄风的夜路上，恐惧惶惑、魂惊目断的情绪都会无限蔓延、逆流成河。经济快速发展的成果，不断转化为人们求生命安全、求精神慰藉的防御性投资，最终被风险社会中的信任缺失病症彻底吞噬。

在这样有如盲人摸象的环境中，呵护那揣于胸中的一颗善心，着实不易。于是，对大多数人而言的一个合理应对便是，与其在无数次被骗中让那善良的心渐渐失望而至哀莫大于心死，何妨一开始就把这个世界看得稍坏一些？

又想到了信乐团的那首歌——“如果还有明天”，以及，梁漱溟先生的那句天问：“这个世界会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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