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烛光生存狂]-伴随一生的饥荒

伴随一生的饥荒

任大刚 9月1日

最近有个大学同学携眷来上海游玩。每天晚上，一帮同学轮流请客，酒肉穿肠，觥筹交错，我的减肥大业遂告暂停。

我母亲对这种吃喝一向不以为然，以为在饭店吃饭太浪费。不仅如此，即便居家做饭，她一开始来上海帮我们带孩子时，饭菜也很节俭，比上海打工的农民工兄弟似乎还要差一些。反复劝说，就差出示工资条以证明吃好点不成问题了，结果毫无改进，最近两年她结识一些邻居，方有所“进步”。

我们老家，属四川都江堰自流灌区，乃“天府之国”核心地带，向有“水旱从人，不知饥馑”之称。放在今天的视角看，这地方说不上有多富裕，但从古至今吃饱肚子没有问题，普遍的民风是，生活条件一有改善，首先就是口味刁钻，吃好喝好。实在无法想象，同样出生在这块土地上的我母亲，至今为何还要如此刻薄自己。

其实不独我母亲如此，很多年龄相仿的乡邻，尤其是女性大致也是如此。而我从小到大的观察是，爷爷奶奶这一辈，虽然生活窘迫，但只要条件允许，对自己对客人，包括吃喝，出手一定大方；我们这一辈，虽不至于倾其所有对人对己，但也不至于像父母辈这样，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克勤克俭。

我一直试图找到一些答案。贫穷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但我爷爷奶奶那一辈人，打小也过着贫穷的日子，我们这一辈，小时候的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比较可能的原因是，父母辈在少年时代遇到过更为特殊的贫穷，这种贫穷就像一种价值观一样镌刻到他们的日常行为，难以改变。我想这个猜测是成立的，且在县人何学嘉先生（崇庆县白头镇退休教师）用亲身经历写成的方志性著作《三年大饥荒中的何家坝》中得到印证。（文见《百年崇州》第二卷，中国文史出版社）

关于大饥荒的记述，国内外著作良多，但很多记述读起来似乎与己无关，是“他人的生活”，只有阅读到这种方志性质的著作时，才会有强烈的感同身受。况且何先生与我母亲一样，都是共和国的同龄人，相同的年龄，同一个地方，意味着高度相同的经历。只不过我父亲没什么写作能力，我母亲识字不多，没有何先生的生花妙笔，因此，毋宁说何先生算是我父母的代言人。

“大饥荒的时候吃什么？”弄清这一问题，是搞清一代人饮食习惯不太正常，不能与时俱进的关键因素。那么在几乎断粮的情况下，“天府之国”的人民都吃了些什么东西呢？

在何先生笔下，他是这样寻找肉食的：

首先被看上的是家里可爱的花猫“三张皮”。饥荒一来，半年没闻到过油腥味的何家兄弟看到“三张皮”在眼前晃来晃去时，分明闻到的是它身上的阵阵肉香。何家兄弟想，它要是跑到别人家去，早晚也是性命难保。于是“先下手为强”，趁“三张皮”在人身上撒娇时，两个人用一根细绳勒死了它。

其次是发现家里还有一只牛皮簸箕。何先生的母亲把它放在水里泡了两天，软胀了，拆开来，架上柴禾煮了一天一夜，居然煮软了，用刀切成条状，外观看起来像腊肉片一样透亮，可吃到嘴里啥味道都没有，绵绵的就像嚼纱布一样，喝口水和着吞下去，肚子痛了一晚上，第二天拉出来还是绵绵的一团老样子。

再次是死猪肉。有一次，何先生的父亲不知从哪里弄到一只几斤重的死猪仔，全家为此非常高兴。

此外是捉老鼠吃。何先生觉得老鼠肉好吃，老鼠皮也好吃，他曾经把别人晾着的一张老鼠皮偷偷拿走，烧掉毛后吃个精光。晚上肚子饿得睡不着，就把饭桌翻转，上面压几块石头，用根带细绳的棍子支起半尺高，下面铺点干草，撒上几粒谷麦之类作为诱饵，棍子上的绳子直牵到床头手边。夜深人静，老鼠出来在桌子下面的干草里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等到听见老鼠打架，就猛地拉动绳索，然后快速跳上桌子踩踏，估计全死了，才点灯清理战果。有时候两三只，有时候五六只。

蟑螂也算肉食。由于那时缺乏化学除虫的药物，蟑螂很多。晚睡前，清除干净灶上灶下一切可吃之物，把锅里水舀干，放上鱼骨饭渣之类，再用能盖严实的锅盖盖上，边上用一根筷子支起一条缝隙。夜静后，估计蟑螂全体出动进入锅内，便把筷子一抽，用木盆压住锅盖，然后点灯烧火，但听锅内翻江倒海，啪啪作响，过后一切沉寂，之后又是一阵腥臭，腥臭后便是一阵香气透出。“揭开盖一看，半锅红彤彤油亮亮的美味直令人垂涎欲滴，抓一把塞进嘴里，酥脆油香。”

水田和河里的鱼蟹是当年唯一没有被管制起来的自然资源了。1961年的春天，何家兄弟发现了一条更好的求生之路，晚上点着火把，去捉水田那些从来不被看上眼、此前我们当地人并不吃的黄鳝泥鳅，有时候在水田里转悠半夜，可以用黄鳝夹子捉半笆笼黄鳝泥鳅鲤鱼鲶鱼。一时大大改善了全家的生活。

何先生吃过的植物和土壤包括：

谷糠、麦麸这些平常年份是喂猪的，饥荒年间，就是人的寻常食品。此外四川还有一种叫住“厚皮菜”的蔬菜，产量大，但碱性重，吃了刮油，但为了饱肚子，不得不吃，此外还有一些地方野菜也可以吃。

吃树皮是少不了的。何先生称，比较好的树皮是枇杷树皮。先用石头在枇杷树上砸一番，厚厚的树皮就掉下来了。将树皮砸烂磨细，和上点米糠麦麸米面之类，就可以做成硬梆梆口味不错的馍馍了。

有人还从山沟里挖回白蟮泥（又叫观音土，烧制陶器用的土壤），放在锅里，架火烘烤成焦黄色，弄成粉状后和上野菜米糠，做成结实美观的馍馍。这种食品吃下去很容易管饱，只是不容易拉出来，吃多了会被活活胀死。

何先生的母亲办法多，家中厨房原是1958年用稻草盖的，她忽然想起1958年大跃进时做不到颗粒归仓，于是动员一家大小，把房子稻草全部扒下来，一根根搓揉，居然有几斤秕谷的收获。

此外，何先生发现本村水碾的砖缝、木板缝里藏着一些细糠灰尘，于是放学后和一个同学用竹签将那些细糠灰尘掏出来舔食。后被路过的公社书记遇见，为安全起见，禁止了。

严峻的食品匮必定乏影响到亲情伦理，动摇社会的基本道德秩序。何先生沉痛地写道：

有一次他主动要求到三里外的食堂打饭，一碗半斤，一碗三两，回家的路上，实在饿极了，就在半斤的那只碗里挖饭吃，快到家门，已吃出一个大洞，于是他把饭翻过来倒扣在盆里，好像原封不动的样子，但还是被母亲发现，她生气地说道：“你下得心哟！”何先生一时羞愧难当，低头说：“我提前吃了，就不分我的吧！”但分饭时，母亲还是给他盛了一份。

由于每个人配额定量，何先生每天的定量是6两（十六进制，16两为一斤），而其妹妹是5两，他觉得平均分饭自己吃了亏，提出分开单过，母亲见状悲哀无奈，其妹妹惊恐无比，一个哥哥义愤填膺，大骂他不忠不孝。但最终还是分开了。

何先生的邻居家有个亲戚是个唱戏的武生，人称何大花脸，何大花脸对这户邻居照顾有加，因此每次登门，合家欢喜，将他奉为上宾。1961年冬天，何大花脸的剧团垮了，他拖着肿胀的双腿再次登门，打算讨要一些债务，但邻居家怎敢接待？何大花脸被关在大门外，哀嚎了两天两夜，就是无人开门。三天后，邻居叫来两个村中小伙子，哄骗何大花脸说用鸡公车推着他到街上去找那户邻居要饭吃。何大花脸信以为真，上了车，半路上，车一翻，何大花脸摔在地上，两个小伙子推着空车，扬长而去。何大花脸当晚冻死在路上。

食品的极度匮乏，使偷盗成为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被偷的食物包括刚刚下了种的玉米、大麦、小麦、胡豆、洋芋、红苕。后来为了防止偷吃，这些种子被拌上人屎、石灰以及硫磺、农药，但人们照吃不误，有人因此中毒。1962年麦收前夕，一到晚上，麦田里到处都是人在搓揉麦穗，甚至听到人相互打招呼，互相提醒。盗窃已经不是一个让人羞愧的行为，而成为天经地义的活命本事。

斯文人干抢劫也不为过。学校一名体育老师有一天在街上看到一个妇女买了一块“高级点心”正要吃，这名体育老师猛地冲上去夺了下来，背过身往嘴里猛塞，任那妇女在背上猛捶猛打，直到吃完，才转过身来说：“对不起了。”那妇女无可奈何。

极度的食品匮乏，使礼义廉耻之类传统价值荡然无存。这就是一代农村少年在其成长阶段的社会环境。如果说城市民间社会的传统价值败坏于“文革”，那么农村社会肯定要早一些，那就是三年大饥荒。

饥荒过后，我父亲回忆说已经忘记猪肉是啥味道。他们后来教育子女有一句口头禅是“你没有过过公共食堂……”云云，他们也会断断续续提到大饥荒中的一些事情，但真正详细记录了我们当地怎样渡过大饥荒的，目力所及，惟何先生而已。今天可以理解的是，何先生和我父母这一代人，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这场饥荒的阴影。

我查阅1991年版的《崇庆县志》，这一时期全县人口40余万，而1962年比1957年减少了5079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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