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烛光生存狂]-希特勒暗堡（转载）

(二)

然而1945年7月4日这一天,在我的心目中最主要的就是暗堡本身了。仅在三天前,即7月1日,《新闻周刊》杂志为我办妥了提前退役的手续,使我立即从一名陆军上尉转为一名文职记者,甚至来不及换下军装。我的口袋里装着纽约《新闻周节》外事编辑亨利·凯恩拍来的一份电报："计划采访即将举行的波茨坦会议。同时需要更详尽地了解希特勒暗堡中发生的事情的细节。描述最后一天的情况,爱娃·勃劳恩是谁?"就这样,我于7月4日(星期三)清晨兴冲冲地登上美国空军C-47军用飞机朝柏林的滕佩尔霍夫机场飞去。我们的飞行员驾驶着飞机精确地穿过了一条狭窄的空中走廊,我们都得到指示,要对此事保密。如果我当时表现得更好奇些,或者至少表现得更固执些,我就可能在着陆前抢到了我的第一条独家新闻：什么空中走廊,什么走廊高度,什么封锁、什么空中补给线、什么地面公路检查站--所有这些词汇不久就成了相互对抗中的陈词滥调。柏林已经孕育着未来的惊人的头条新闻。

但是过去的情况无所不在,压倒一切。当我们的飞行员着陆前在被夷平的城市上空盘旋时,我们俯瞰全景,可以看到过去的一切,从中得到启示。我们低低地飞过一片碎瓦乱石堆的海洋,一片到处是钟乳石似的废墟。我们当时模糊地认为,这种情景大概同月球上的景色差不多。这个劫后余生而匐伏在地的首都再也不会流露难以抑制的积愤了,它到处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黄色尘埃,象有害的晨雾一样。从空中我可以辨认出一些明显标记--勃兰登堡门、帝国国会大厦的残骸以及用大理石做门厅的新的帝国总理府。它们象被遗弃的船只漂浮着,不甘心被废墟的海洋所吞没。使我感到失望的是,在空中看不到希特勒的暗堡。在这座已被夷为平地的城市里,杂乱地分布着许许多多象褐色蘑菇一样酶矮蹲式的暗堡。要想从这许多暗堡中辨认出希特勒的暗堡,是根本不可能的。

为了从机场尽快地到达总理府的所在地,我拦截了一辆过路的吉普车。加文将军的第八十二空降师的两名伞兵志愿把我带到勃兰登堡门,条件是"如果我能告诉他们这座门在什么地方"。那一天,我们如果坐一辆谢尔曼坦克或者坐一辆堆土机,可能早就走完了这三英里的路程。但不多久我们就在瓦砾丛中迷了路,只好绕道沿着唯一的一条经过清理可以通车的大街才到达目的地。这时已是十点钟左右；太阳已经高高升起了。

使我感到惊异的是,在被炸毁的勃兰登堡门前竟是一片生气勃勃的、甚至是丰富多彩的壮观景象。出售货币和香烟的黑市贩子混在一群贫困,饥馑的柏林家庭主妇之中。盟军的各种不同的杂色制服在这里展现,说明四大国共管的实验,至少在基层是极为成功的。美国兵正在用米老鼠牌手表交换各种纪念品。一个俄国步兵已经换了十二只这样的手表,从手腕一直带到胳膊肘上。他说回去把这些表卖了,足够买一条奶牛,这是战前他的集体农庄答应过他的。

我离开吉普车,朝附近的国会大厦走去。一群一群的俄国军官,每群大约有一、二十人,正络绎不绝地到这里来参观国会大厦残留的废墟。这座大厦1933年纵火案时内部全部被毁,1945年4月30日又遭到俄国人的袭击。这些身材魁梧的老兵都是从德国的各省市来到被征服的柏林的。现在,他们象杂技演员叠罗汉一样,脱掉鞋,相互踩着肩膀,正在用西里尔字母①往高大的、残缺不全的古希腊科林斯式圆柱上刻着他们的名字、军衔和部队番号。并且胡乱刻划些别的东西。在此之前,圆柱上已经刻上了几千个他们的同志的名字。在俄国人的心目中,国会大厦已经成为他们从军事上征服柏林的政治象征。

① 系现代俄语等字母的本源。--译者

我很快就走开了,穿过威廉大街,经过被炸毁的使馆区,大概走过五条横马路就到总理府了。我原以为还会遇见大群的人,但这个地区却是一片荒凉。我遇到的几个德国流浪汉和一些俄国人都是到勃兰登堡门去的；有个俄国人正在帮助柏林的青年人从死马身上割肉。我看到一具豹猫的尸体,肯定是在上次大轰炸时从阳近的动物园里逃出来的。无疑,可怜的、受惊的动物也在怀念亚马逊河畔热带雨林中的和平与宁静。

我感到惊奇的是,新总理府用帕罗斯岛大理石砌成的长廊大部分傲然挺立着。我遇见十几个穿着制服的土兵,他们中有俄国人,英国人、美国人,还有一个法国人,他是联络官②。似乎任何人都不知道这个半传奇性的元首暗堡究竟在哪里。也许我们大家都凭着想象在寻找有着模糊印象的某种东西,就象去开罗的旅游者趋向金字塔一样。

② 法国人正式进入柏林的日期几乎晚了一个月。

我走进总理府花园。这个地方仿佛被巨大的鼹鼠翻腾过一样。过去栽树的地方现在已被炸平,树桩已被连根拔起。一枚未爆炸的弹头直插在弹坑里,弹尾已开始生锈。我小心翼翼地绕道而行。走到花园远处的一个角落,便见一幢长方形的褐色水泥屋,约有二十英尺高,并有一个狭窄的椭圆形入口,接着是凹进去的门厅。这是通向暗堡的一个偏僻入口处,但它根本不象久经日晒雨琳的马其诺防线上的碉堡,也不象齐格菲防线上的碉堡。只有一个俄国士兵在那里站岗。他虽全副武装,但很和气。起初我担心他可能得到上级的命令叫参观者走开。结果并非如此。他只是想让我看看他的娜塔莎的一张快照,娜塔莎远在俄国后方。这个土兵仅是个一等兵,但他自豪地佩戴着他荣获的斯大林格勒勋章。我为我们的共同胜利向他致敬,并递给他一包骆驼牌香烟。他欣然接受,并给我一盏黄色的煤油灯以示答谢。

然而,我知道,俄国士兵是很少单独站岗的。果然,当我走到楼梯底层时,遇到他的同伴,一名下士。他已在一间屋里安顿了住处。这个房间的墙壁和天花板已被熏黑,地板上烟尘狼藉,墙上镶嵌着荷兰弗里斯兰岛产的蓝色瓷砖也全是油烟。(当时他可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个地方竟是希特勒的书房。)他的冲锋枪放在桌上,但身上插着一支口径22毫米的德国长把手枪。他并不象第一个站岗的哨兵那样友好,但是,当我把仅剩的一包香烟递绐他之后,他便敞开让我参观这幢房屋了。

起初,我想我是单枪匹马；在我点着煤油灯之前这里漆黑一团,令人毛骨悚然。不久我遇见三个俄国军官,他们用袖珍手电筒照着亮,默默地走来走去。过了几分钟,突然传来一声枪响,我们都大吃一惊。那位下士扔过一只老、鼠,其他几只象地鼠一样肥大的老鼠在一问作为主要过道的长房间里窜来窜去,它们把被水浸透了的红地毯咬得破烂不堪。

臭气比黑暗和潮湿更加令人难忍。通风设备已关闭很久了,这股恶臭气味是从令人作呕的甜食中散发出来的。我猜想,准是一只老鼠掉在捕鼠器里死了。茅厕还在使用,但没人打扫,下水道已堵住了。有几具自杀者的尸体横在这里,但是这种气味已不是人体腐烂时散发出来的腐臭味了；它是战时的瓦砾堆所特有的一种恶臭。我感到很奇怪,楼下的俄国士兵是怎样在这种围绕地狱的冥河一般的阴森气氛中忍受下来的。但是不多久我就发现他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原来这两个哨兵每十五分钟就换一次岗了。

有一条管子,或者是花园里临时浇水用的红橡皮管不知什么时候被炸裂了,因为在中央走廊的最顶头浅浅地汪了一滩死水,积攒着三、四英寸厚的垃圾和烂泥。我不得不踩着泥浆水继续朝暗堡的远处走去。我走到一扇象银行金库一样的铁门前,这座门由一个螺旋形的铁楼梯通到所谓的上暗堡的地方,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我很警惕,依然保持着当年作为一个战士的本能。尽管到处都扔着小摆设或者看上去是无害的纪念品,但我一个也没有捡,免得中了别人的机关。须知德国人在这类事情上是很狡猾的,这个地方不久以前还是一个军事司令部。然而,我趟着水往回走的时候,偶然地踢到了什么东西,好象是一张大地图。我确实把它捡起来了,擦掉面上湿漉漉的绿苔,发现是一张褪了紫色的老羊皮纸,上面画着一个城市市政规划的蓝图。借着煤油灯的灯光,我发现实际上这不是一张柏林地图,因为多瑙河流经这个城市。我从边角上的说明中看到写的是大林茨。这是设计师为在战后改造和扩大奥地利的城市"大林茨"而设计的一张略图。我扔掉了地图,没把它当回事。当时在我脑海中想的是其他事情。

我在地下也许已经呆了约有二十分钟。在前来参观的红军军官中,我发现有一个军官警惕性比我差,他带了一个旧的德国防毒面具,因此闻不到臭气。他离开时,把面具递给我。我正想赶快脱离这个地方,爬上那座陡直的水泥楼梯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现在我有了防毒面具,可以一个一个房间慢慢走过去。我数了三十多个小房间,对这些房间如此之小感到吃惊--大部分只有十二平米,许多房间甚至更小。

老实说,在下面呆的时间越久,就越使我感到迷惑不解。这个地牢中的有些事情还没有细说哩。显然,原来的德国占领者逃跑时极其仓促,留下了大批军用物资。同样明显的是,胜利的俄国士兵已经将这个地方洗劫一空。留下的没有任何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没有整瓶的白酒、没有可用的武器、没有毛毯和衣料、没有短佩剑、没有收音机和照相机。地板上、走廊里和狭长的板道中,到处撒落着碎玻璃碴,酒瓶、陈旧的镜框、德国军队里流传的女人大腿照片、变了形的留声机唱片、散落一地的乐谱、空袭时民防队员的被砸扁的钢盔、,空空的急救药箱、染了鲜血的绷带、陈旧的背包、洋铁罐、盘形弹匣、空子弹夹、扔得到处都是的扑克牌、电影画报、雪茄和烟头以及粘糊糊的避孕套。

但是,最引我注意的却是大量的印刷品和书写材料--军用电话簿、活页笔记本、业务办公室的卷宗和档案、日记、军事手册,便笺簿以及书信等。这种情况为什么如此奇怪呢?很简单,这个暗堡不仅是个防空洞,而且还曾是一个军事司令部。以前有几次我们虽曾进到过德国的哪个司令部或通讯中心,但我们往往发现德国人极为细心,连极小的迹象都不会留下,特别是印刷材料,绝不会留下片纸只字。令人讨厌的士兵在纸上胡乱画着和写着什么,这种习惯很可能暴露通讯密码、无线电频率和呼喊信号。德国通讯官只要有时间,他们总要在撤走前把通讯中心炸毁。

然而,暗堡中这么多的书面材料却从未有人收集和整理,而这是情报工作的最起码的标准。也许已有人照过相,但我表示怀疑。我暗自思忖,红军的情报机构甚至是俄国的政治情报组织究竟到, 哪里去了呢?情报工作的第二项最基本的标准是永不低估其他目家情报组织

(三)

1970年初,《纽约时报》杂志编辑研究了我采访阿尔贝特。斯佩尔后所写的传略。他们问我,是否还有其他重要的目击者现在愿意重新谈谈他们在暗堡中的经历。我接受了这一任务并开始行动起来,不久就找到了恩斯特一根室·欣克教授。他现在是亚琛的一个开业医生,已经两鬓霜白。他举止雅静,使人感到可信。他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生动地描述了总理府地下室伤员急救站的喧闹情况。他曾经在那里给三百多个因保卫暗堡而受伤的士兵做过大手术。在同欣克教授谈话的过程中我很快发现,他叙述的事情很难容纳在杂志上的一篇文章里。我们继续谈下去的时候,

他开始提到其他人：孟克少将、魏纳·哈斯教授、瓦尔特·赫维尔大使、盖世太保头子海因里希·缪勒,他认为所有这些人在暗堡的最后时刻都起过关键作用。在此前的报道中,如果提到那些人名时,都是在场人的脚注。哈斯、赫维尔和缪勒都已去世了。那么孟克少将呢?就我所知他还活着。关于总理府驻军司令的故事从未听说过,在军事问题上孟克显然是负责看管暗堡的军官。

战争结束时欣克教授和孟克少将都在柏林被俄国人俘获, 1955年获释后,欣克完全失去了和孟克的联系。尽管如此,欣克还是告诉我暗堡中其他三名老人的名字和地址。奥托·根舍少校、赫尔姆特·皮尔曼上尉和罗胡斯·米施中士。米施中士是第一个使我真正得到意外收获的人。他不仅同大约二十个老人保持着联系；而且他记忆力准确,从不胡说。他既是暗堡的电话接线员,也是希特勒的侍从,而且是得过很高奖赏的军人。他最后一个离开暗堡,是黎明时只身逃跑的。此外,米施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柏林人。如今他经营一家油漆铺,离原来的暗堡仅约两英里之遥,从我在西柏林的办公室到那里也只隔五、六条街。这对我帮助极大。米施为希特勒接了五年电话,现在成为我寻访暗堡幸存者的联络站, 时间也是五年之久。他是个乐天派,爱交际,也是个典型的老军人,每年都同其他人聚会一次。但也从来没有得知孟克少将的下落,1939年时盂克曾是他的第一任连长。

由于一个纯属偶然的机会,我终于找到了孟克少将。我的一位朋友闲着没事,胡乱翻翻新出版的城区电话簿,在其中郊区部分偶然发现有个叫威廉·孟克的。我按电话簿上的号码打电话寻问,试试是否我要寻找的人。一位妇女接的电话。我喜出望外,她就是孟克少将的妻子。少将不在家,等他回来后我们就安排了见面。孟克少将虽然由于战后初期的不幸遭遇,对新闻界很有些戒备,但从那时以后,事实证明他对我是有极大帮助的。发现这样一个关键的目击者依然活着犹如找到了七巧板中遗漏的那一块一样。

1972年夏天,我开始编纂暗堡里老人的卡片索引,统称为我的黑匣子。它最初的基础是米施手头原有的二十人名单。这些人几乎都在西德,而且我发现其中大部分人不但愿意而且能够为我提供两三个、甚至四个新的线索。这次执行任务的时机是最有利于搞清问题的。从我这次追寻往事的长途旅程起步时起,我就认识到我是在时间和人类记忆所及的边缘工作的,包括我自己的记忆情况也是如此。三十年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是很漫长的一段。再过十年,许多目击者将进入计算机记载为终端的状况；至少他们的记忆力已经模糊得难以令人相信了。(尽管如此,我遇到的最老的目击者是克鲁肯贝格将军,他虽已九十多岁,但他的思想仍很敏锐。)

既然希特勒和暗堡都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德国人称之为民族历史上"忍辱负重"的往事,因而许多目击者比三十年,二十年或者甚至十年前更愿意谈这段历史了。当然,记忆所及难免会有歪曲之处,但是使我深为感动的是,这些目击者在描述这种或那种情况时,不仅用语言叙述,而且还站起来学着希特勒当时的神态说, "希特勒就是这样走路的……。"他们似乎认识到他们再也不会有别的机会充分地叙述他们的往事了。这样,他们所说的情况就成丁贝尔托特·布莱希特①有一次称之为史诗的东西。

① 贝尔托特·布莱希特(1898-1956),德国戏剧家,诗人。著有《伽利略传》。《巴黎公社的日子》等。--译者

我在慕尼黑与希特勒的高级秘书约翰娜·沃尔夫打过交道, 她是1925年在慕尼黑开始为希特勒工作的。直到希特勒在暗堡里自杀前八天,她一直在希特勒身边。我从小道消息得知,有两个出版商愿给她一百万西德马克(约合二十五万多美元),要求她谈有关情况。她坚决拒绝了。此事曾被说成她对元首极端忠诚的一个例子。但她直截了当地对我说,"哦,天哪,不是的,的确不是这样。那是因为我所受的教育使我确信,作为一个私人秘书,其首要的和最终的职责就是保守秘密。"·

在我进行枋步调查的第一年,主要进行登门拜访、翻阅各省区的电话簿、反复核对参考资料,当时我想至多只能找到四、五十条线索。可是到年底,使我惊讶的是,我已经需要第二个黑匣子了。第一盒有二百五十多张人名卡片,他们全都是柏林决战期间在暗堡里呆过一段时间的真正目击者。当然,我之所以感到惊讶是由于我亲自看到并且记得暗堡本身狭窄和有限的地形。我已记不清通向新老总理府及其附近政府大厦的迷宫式的地道了。尽管暗堡本身仅仅是一个小小的舞台,但是在1945年4月垂死挣扎的最后日子里,人群熙熙攘攘的样子不亚于维多利亚车站上下班时匆忙拥挤的景象。

我对掌握的名单作了精选。我把黑匣子里没有实质意义的卡片全部丢弃,并且不免有些忍痛割爱,排除了总理府的一半成员,其中有的人,如约翰娜·沃尔夫和海军上将冯·普特卡曼尔,他们曾在希特勒身边工作多年,但他们在一次称为"宫殿行动"的撤退中, 于1945年4月22日飞往伯希特斯加登了。"宫殿行动"的第二天。凯特尔陆军元帅和约德尔将军也带领大批军官匆匆撤离了。军队的传令兵们伺机偷偷逃跑。党卫队有个将级军官,叫赫尔曼·菲格莱因,是爱娃·勃劳恩的妹夫,甚至开了小差。在负隅顽抗的最后时刻开始时,确有一大批目击者在场,但到最后,有关人员只有十三个人。

大批撤离和逃离的现象虽然不时地被后来引入注目地迁居暗堡的人(戈培尔,斯佩尔、罗伯特·里特·冯·格雷姆将军、女飞行员汉娜·莱契)所中断,但这种现象却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我们发表的有关希特勒负隅顽抗阶段的开头情况的报道是如此之多,而他最后几天和几小时的情况报道却寥寥无几,至于希特勒死后到戏剧性的突围之间三十多个小时的惨状实际上根本没有报道。诚然,我就那次突围写了整整三章,因为至少有四部俄国人拍摄的历史片内容与实际情况相反(还有官方发表的克里缅科中校的假报道,他被人认作是找到希特勒尸体的俄国军官),其实红军却从未袭取暗堡。

我虽然当时找到了二百五十多名暗堡幸存者的名字和地址, 并且与其中一百多人有过通信联系,但我实际上进行深入采访的只有五十人左右,主要是总理府成员。他们全都阅读过我写的德文原稿,名为《墓穴》。从技术上讲,当然不可能做到让每个目击者都读到本书增补修订版的每一章定稿。然而,他们全都看过与他们有关或引用了他们谈话的有关章节的德文译本。许多人提供了宝贵的修正意见。此外,有四、五个过于健谈的目击者,我知道或认为他们是在扯谎或编造,因此把他们的材料删节了。

大多数目击者尽力做到恢复历史真相。有的人对暗堡里的某些事件表现了卓越的记忆力,而对其他事情则忘得一千二净。这种情况并不表明他们要有所掩饰,因为他们多数人是非常愿意坦率地谈出他们多年来一直保持缄默的事情。事实上,暗堡的幸存者中有二十多人是第一次为本书的出版而谈情况的。然而,我知道,1945年第一批审讯中所提供的某些情况不仅是非常不足的,而且与本书所叙述的许多情况是很不相同的。譬如,盖尔达·克里斯蒂安夫人是随同希特勒直到最后的两个金发女秘书中年纪较大的一个,她坦率地说,她在1945年的证词是"有所保留的"。我了解她的意思。1945年盟国的审讯员对客观事实很少感兴趣,而那些较为客观的审讯员又往往不能提出切中要害的问题。受审的德国人当时也没有那种心情去自觉自愿地回答那些可能使自己为难的问题。当时他们大部分人被逮捕,所有的人都处于胁迫之下。这如同要求炮弹休克症患者确切地描述大炮发射的情况一样。因此,只有在经过多少年以后,暗堡的幸存者才会有时间去整理他们自己的思想。①

① 根据我的卡片记载,从暗堡里逃出来的人至少有90％幸存。其中又有90％的人先后在苏联监狱里忍受了十年以上的煎熬。而在这些人中又有90％以上的人现在仍然活着。真是能耐艰难困苦的人们。

在1972-1976年期间,我一直在柏林以外的地区活动,包括寻找幸存者、沿着希特勒曾经行走过的路线巡游,行程达六万多英里。从我第一次采访欣克教授到我最后一次采访希特勒的女秘书盖尔达·克里斯蒂安,其间相隔六十多个月的时间。克里斯蒂安只是在阅读了我写的几章草稿之后,才同意在第三者的家中与我会见。有人警告我,她可能依然怀有敌意,或者至少是目中无人,很难对付。但实际上,她很坦率、机智、聪敏--颇使我出乎意料。她虽然已是六旬老妪,但仍不失当年的风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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