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烛光生存狂]-【卫国战争老兵回忆】对T-34坦克车长阿瑟尼·洛得金的采访

我1924年在萨马拉地区的小镇佩洛夫卡出生。

战争爆发时，我刚读完初级中学7年级并在波斯科耶镇的技校开始学习机械装配。

1941年秋，所有的学生都被送到伏尔加地区的德国人驻地（可能是战俘营）去收庄稼。没多久，德国人被转移到了西伯利亚去，我们则留在镇子里。一个半月之后，来了许多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疏散过来的难民，他们把德国人住的房子都占了，于是我们回到了波斯科耶。

我在技校所完成了短暂的机械装配课程（专修农机），然后和另外两个毕业生在一个农村服务站（农机站——译注）找了份工作。工资低，食物稀缺，每天只有600克面包。有钱的时候，我们经常到当地的市场上去买土豆和牛奶，直到工资花光为止。我对同伴说：哥几个，在这么下去咱们就完蛋了，咱们走吧。于是我们三个离开了农村服务站径直往镇里走。当我们经过那些还没有被战争光顾也没有难民的偏僻乡村时，我们就会去敲门。

“你们从哪儿来？是前线么还是……”

“前线”

“可怜的人啊！”

我们穿的又脏又破，我们经过树林时吃了些苦头，那时候可是零下20~25摄氏度。

“快到炉子那儿去暖和暖和”

我们通常会得到些吃的，然后早上继续出发。当我们到家的时候，我在当地的服务站得到了一份机械装配的工作，春天的时候我还被提升为拖拉机驾驶员。

1942年秋，我被征召了。

“你的职业？”

“拖拉机手”

“那去坦克学校吧”

说实在的，我不想去打仗，只要有别的出路我一定不会去打仗，我不想对苏维埃做出什么贡献。惊讶吧？你以为那个时侯所有人都喊“乌拉乌拉”么？1941年，我的叔叔抓去当兵。我在学校的时候听说他在北部的什么地方死于什么行动。我一点也不喜欢技校，我一直在考虑弃学。我想克里姆林宫里面混蛋换了一波又一波，但是祖国是不会灭亡的。但后来，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德国人已经打到伏尔加河了，这让我很悲伤。这帮逼，得去踢他们的屁股。也就是说，我要保卫我的祖国而不是苏维埃。

彼时，我先是被送到西斯兰坦克学校，后来又调到乌里杨诺夫斯克坦克学校。在那儿我们学习那些齿轮的运作原理，坦克单车战术和作为坦克排之一员的战术。我们学习轻重武器的使用——我们的敌人的都学。我们还有几节课是讲战场通讯和初级密码系统。所谓密码，不过是诸如：箱子—坦克，铅笔—步兵，果子-炮弹之类。当然，我们会掌握一些驾驶和设计的技巧。我们学所有战场上用到的东西，当然也有政治课。我们学党史（《联共（布）简明教程》——译注）。

我们特别注重最高统帅部的命令，这些我们都用笔记下来，但是它们太多了，我们记不完。当然，我们还得训练。我们只花了一个月时间鼓捣T-34坦克，然后全班就被调去学KV坦克。我们学校在1943年得到了“近卫军”的光荣称号。有关这个称号有个有意思的故事。我们学校二把手，诺瓦莫夫上校，以前打过仗，一个看起来很凶的家伙，靴子永远都是亮的。经常说：

“你帽子上的星星呢？编号？禁闭五天”，然后还会加上，“真是蠢货”。

我们得到近卫军称号之后，他有一次拦住一个学生问：

“又整这么糟你这瘟鸡”

“不，近卫军上校同志，不是瘟鸡”

“什么意思？”

“是近卫军瘟鸡，上校同志”

“你这狗娘养的，逗死我了，滚！”

1943年，我们完成了8个月的军事训练课程，去车里亚宾斯克克洛夫工厂收坦克。我们在工厂待到1944年春天。

这个工厂已经停止生产KV坦克了，正在调整设备以生产IS坦克。几个月内，一大堆军官——从少尉到上尉——到后备队来了。他们都是从医院或是前线过来的。一开始，我们享受三等伙食标准，但是人越来越多，我们就吃后备军伙食了。那些以前开T-34的头一天来，睡一觉，第二天就开着坦克走了。但我们就只能在那儿坐着等。我们车组——年轻而无经验——坐在一边不吱声，但是那些从前线来的，岁数大还去过几个地方的，就四处游荡：

“为什么让我们在这儿饿着肚子？把我们送到前线去！”

后备团团长和他的副官来了

“小伙子们怎么了？吵吵什么呢？”

“你怎么想的让我们在这挨饿？把我们送到前线去！我们已经腻歪了在这坐着啃手指头！”

“这个我们说了不算啊。我们跟上边联系一下吧。”

很快，他们就把我们编入一些25人的小组然后送到莫斯科去了，做统帅部预备队。那儿，费得年科刷了个花招，他把我们这些后备团编到训练班去。训练班意味着只享受九等伙食标准。

在这个训练团里，他们给我们装备了T-34坦克，转移到了高尔基城去。

在高尔基，我去了一个坦克营，给我一个车组。营长介绍其中的一个给我说：

“这位是你的驾驶员兼机械师，亚列山大·瓦图林。他有点儿纪律问题，如果他犯事儿的话，那就教训他一下。

他则笑着说：

“大尉同志，我们会有共同点的，我不会揍他。”

一会儿，我们去索莫沃收坦克。在可斯诺火车站旁的训练场上，他们把整个营集合，进行射击战术作业。这样，我成了坦克车长。

他们把我们装上火车送往前线。有些捣蛋鬼在站台上往我们的坦克上装伏特加（两大桶，一桶500升）。然后，有一天早上，我注意到我的炮手加布德林无论如何也爬不上火车。我让他向我解释。他跟我打马虎眼，然后承认：

“少尉同志，我喝了差不多满满一罐子伏特加”

“你从哪儿弄得？你他妈傻啊？”

“火车车尾那儿有很多。要是你有瓶子，工人会给你倒点儿。”

原来是他们给他伏特加。我回车的时候，跑到车管员那儿：

“你们在那儿装什么了？”

“水，中尉同志”

“那就都倒了”

“不是水，是伏特加”

“那你能拿多少就拿多少，把剩下的都倒了”

他盛满满一瓶子，然后喝了很多，然后在众人面前把酒全倒了。

上帝啊

“到坦克里头去，躺在炮弹上老实待着，否则我就该有麻烦了。”

同时，我拎着一个12升装着酒的桶往火车上走。我用这桶把几个3升桶装满了，然后剩了半桶酒留着用。

倒了拉耶夫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的火车旁边是个运步兵的火车。我们有个排长叫伊万·出古诺夫的，他弟弟在那列火车上。你干什么？带着个小弟弟跟我们一起走！我们找到步兵的指挥官，做了几张鸡巴文件然后又给他三升伏特加，又给监督人员三升。这样，伊万·出古诺夫找到了自己的弟弟瓦西里一起战斗。

出古诺夫少尉后来提升为连长，1944年秋天从包围圈里突了出来，因为表现优异被授予英雄称号。战后，他总是提醒瓦西里：“还记得我们是怎么用3升伏特加把你换出来的？”

我们在1944年5月20号左右到维特别斯克外围，别齐纳火车站，编入了第一坦克集团军的第89坦克旅。这个集团军下辖第89、117和159坦克旅及第44机械化旅。这个集团军还有一个炮团，一个喀秋莎团和一个自行火炮团，自行火炮团装备了SU-76——我们叫它“帆布斐迪南”。

彼时，巴格拉季昂行动正在计划中。我们执行侦察任务，经常让我们化装成步兵，那样德国人就不会起疑心了。

6月21号，我们在森林中集结，距离前线15到20公里的样子。晚上下起了大暴雨。早上，我们的炮兵开始轰击了，一会儿，惩戒营开始进攻。这里的阵线已经寂静了很久，德国人都没有构筑纵身防御，惩戒营很快就突破了防线。早上，我们没有进攻，而是沿着道路列队行军。路上全是厚厚的泥巴，经过大雨几乎不能行进。我们的坦克用肚子爬行，很难找到坚硬的路面，在后面留下了厚厚的泥巴车辙。

德国人没有太强抵抗，我们吃的苦头都是自己的战役计划造成的。我们班有个协同攻击机的协同员，但是等他向飞机传达坐标的时候，那些混蛋飞机已经起飞了，而我们已经开到了可能有敌人出没的地方。于是飞机就把我们给炸了。我们可是在他妈坦克里！步兵好歹是在外面。我们只能停车躲起来。但到时都是烂沼泽，没地方躲。简言之，我对进攻第一天的印象是：坦克连队行进，飞机进行攻击，德国人跑了，我们跑德国人前边去了。

开始我们连没有伤亡。但是，第二还是第三天的时候，一个机枪手死了。是这样，车上的一节履带开烂了，我们用钢缆把他连到另一辆坦克上面，然后往林子里拽。突然，德国飞机飞过来开始轰炸我们。在这紧张的时刻那个机枪手正好在前面那辆坦克的炮塔后面，于是他被后面那辆坦克的炮顶碎了骨盆。一个半小时后死了。

我们在进入维特里诺之前，排长的坦克坏了，摩擦机构（friction mechanism）被脱掉了。排长换到了我的车上，给我留下了他的破坦克。我们整晚都在修，但是没修好，就是安不上。早上的时候，修理单位来了，然后我们终于把他弄好了。

机械化旅的副旅长向我解释我们的旅在哪里作战，然后给我看了地图，指出了路线。但是他指对了地点却指错了路线。我们迷路了，决定返回原地。我的驾驶员在开车。路延伸到山下，然后往右拐。我们则高速地把坦克开沼泽里去了，坦克就陷进去了。我们费了好大劲用木头把坦克弄出来。你怎么想这种自救？把木头放在两条履带下面，用细钢丝绳把它们绑起来。往后倒车，木头不动，坦克则开动一个身长的距离。然后把木头卸下来重复此方法，直到开到硬地面上。要是周围有什么可以系绳子的地方，譬如树或是其他什么，那我们就把履带和它绑起来，不过我们没有足够运气找到这样的东西。

我们把坦克拉出来，不小心把油管弄断了，油就流出来。真不幸啊！

无论如何，最终我们回到了昨天待得地方。我们去睡觉。副旅长走过来问：

“那是谁的坦克？”

“我的”

“怎么了？为什么没开到目的地？”

“您指了一条错路。”

“好吧好吧，走吧，这是正确的路。”

正当我们和敌人玩儿捉迷藏的时候，维琴诺被击中了，而我的坦克，就是排长那辆被炮弹或是地雷炸了一下，装填手潜望镜被炸坏了，装填手死了，坦克舱盖也被炸坏了。瞄准镜的后支架坏了，就剩前支架支着呢。

西多夫营长告诉我：

“你原来那车彻底坏了，骑上那辆缴获的自行车去找指挥车，拿些地图来，地图用没了。”我都好几天没睡觉了，但是也没的办法，只好执行命令。我的炮手在车里待着，其他人被调到别的车去了。我找到指挥车，拿了地图回来。

他们在我出去的时候把坦克拆了，拿走了所有的工具，把电池放掉电，把燃料也放了，把炮塔的电机也拆了，我只能用手转动炮塔。全车几乎就剩下了骨架和发动机。

我问炮手：

“你怎么不守着咱们的坦克呢？”

“营长命令”

“这是地图，搭便车去营部，把地图全给他们，然后吃点东西再回来。”

他离开之后，一个维修工和我在坦克上待着。我在车里躺着，要累死了。差点睡着的时候，听维修工喊：

“中尉，德国人！”

“什么德国人，哪儿来的？”

“沿着铁路线朝着而来，来得很快，我们得做点什么！”

我们四处张望，不知道德国人到底来没来。我们怎么办？没燃料，什么都没有。找到几个装汽油的桶，平时我们用这些油洗炮弹上的油脂，还找到一瓶战利品——香槟。我把瓶底打掉做了个漏斗。没有过滤器，只能直接倒了。电池几乎没有电了，不过还好剩了点，把引擎就发动了。

我们开到村子里停下。过了会儿，过了辆加油车。

“听着老弟，给我们拉100升油。从营部拉来，一定要拉来”

“不行，你不是我们部队的。”

“你以为这是集体农庄还是什么？我们都一样，同样的任务！坦克没油了，你还跟我扯这个。我会记住你的编号并且报告上去，你就等着在惩戒营待着吧。”

“好吧，给你弄点”

我们有差不多100升油了，不过人很饿我们走进一个农民家里，问一个妇女：

“亲爱的，给我们弄点吃的好么？”

“这附近有兔子，去抓吧。”

拿什么抓？我拿出手枪打了一只，那女人给我们做了。然后我们继续前进，在沼泽附近的转弯处车陷了进去，履带也坏了，我们只有两个人，弄不好。维修工说：

“待这儿没用的，我要回营部去。”

“你怎么能把我自己留在这儿？好吧你走吧。”

一会儿，我看到了营部的加油车，是科斯丁的车。科斯丁是个老手，在斯大林格勒待过，那时候是在一个KV坦克团里。在集结地的时候，科斯丁把没打仗的年轻人叫到一起然后讲他的斯大林格勒经验：

“你知道，KV坦克棒极了。有一次德国人用炮轰我们，我看到炮弹穿进装甲。我用大锤一打，炮弹就弹了回去！”

年轻人听得很仔细，他们不知道前线是什么。我走过去，笑着说：

“科斯丁，别扯了，给我加油。”

“好吧，给谁加都一样。”

我们用手泵加油。完事儿我让他告诉营部我的处境。

科斯丁走了，我又剩下自己了。夜晚来临。坦克大敞四开，没有舱门也没有炮塔。我该做什么？任何人都可以过来趁我睡觉的时候掐死我。但是夜晚过去，早上起来看到一个老妇女经过。说实话她也许一点都不老：可能40岁左右，但是对于像我这种年轻人，她够老的。他在我坦克边上停下来，跟我聊起天来：

“您去哪儿？”

“找我儿子，因为是党员，被德国人杀了。我在找他的坟墓。我家也让人洗劫了，连耕地的马都没有了。”

“老妈妈，明天再回来，我给您找一匹马来。”

是这样的，在我们进攻的时候，不光德国人撤退，俄国人也一样。进攻速度很快，他们不会跑太远就会回来。很快，我看到一辆马车过来，后面还拴着一匹马。

我拦住他们

“给我匹马”

他们什么都没问就照做了，我让马在附近吃草。

那个妇女第二天过来了。

“这是马，您可以用它啦”

她出于感激给我带来些吃的，满满一罐子鸡蛋，两瓶喝的，还有面包。

我跟她说：

“这算什么？您自己都生活得很糟了，我不是为了吃的给您弄那匹马。”

“不要客气，吃吧，上边有条小河，一辆坦克把河上的桥轰断了，那就是你们的部队，正在忙活着什么。”

她走了，我骑上自行车往哪儿跑。确实是，伊万·贝德列夫在尝试过河的时候把坦克弄沉了。他们已经被拽出来，在岸边呆在一块儿。我跟他们商量好，把我的坦克拖到岸边来。把坦克从烂泥里拖出来很费劲。我们用钢缆一边系上坦克，另一边系上履带。拉到岸边，我们把履带修好了。我说：

“为了感谢你们，我要好好犒劳一下。”

“拿什么犒劳？你自己看着都像饿肚子。”

“我可不饿，给你来点我这儿自产自销的东西。”

“你怎么会有这玩意儿？”

“好人遍天下啊。”

我们坐下来，喝了点东西。我们已经赶上了坦克旅。我把坦克交给维修组，然后得到了另外一辆。我把自己的机械师瓦图林给找了回来，剩下的都是新人。

进攻仍在继续。今年七月出乎意料地热，路面干燥。这里需要说明一下，T-34坦克行驶在这种乡村公路上会掀起多的不可想象的尘土。我们先前忍受了烂泥，现在又在尘土中看不清半点儿东西。差不多在1944年7月12号到15号之间的的某个时候，我们沿着道路一动，准备与虎式坦克遭遇——先前得到有关情报。我跟着出古诺夫（还记得吧，排长）的坦克走。我对驾驶员说：

“这啥鸡巴也看不着，到路下边开去。”

我们开到路基下边，跟着营里面走。结果炮弹打过来，从我们坦克上面飞了过去。不必担心，路基下面的凹地延伸到一个敞开的谷地，谷地前面是个小农场。农场那些房子的前面是一大堆从四处收集来的大石头，右边则是一个山丘。我们的坦克沿着道路左边前进，我径直开到农场里面去。突然，石头后面一个机枪开火了。我们打了几发破片弹让它闭上了嘴。我们开上了谷地的坡，那上面种的都是黑麦。接近了岩石，看到差不多15个德国人从乱石中四散奔逃。

稍微左边一点是个木头农舍，盖在石头地基上。鬼知道这些德国佬跑哪儿去了。对我们而言德国火炮和坦克才是首要目标，但是这儿没有坦克和火炮。

我先前说过，前方50米左右有个小山丘。那边儿挂着两个钢盔。我们朝那边打了几炮。一切回归寂静，什么也没有发现。但是，路上有什么东西在烧。我想：

“该死，一定是我们的坦克。看起来是虎式干了他们。”

我对瓦图林说：

“快开到山上去，得拉我们兄弟一把。”

“少尉（他一般叫我少尉），要是他们看到我们了，会把我们也打掉的。”

他说得对，但是我们得做点什么。这只有我们自己。

“好吧，听你的。”

我抓起几个手榴弹从坦克里扔出去，然后跳进黑麦地里趴下。鬼知道为什么我要这么做

瓦图林喊：

“少尉，你干什么！”

我当时想爬到山上去看看。我拿出手枪往上爬。突然，我前面出现个德国人他趴在地上手里还抱着机关枪。

他好像没听到我怕过来，或者是吓得尿裤子了都。总之我立马把他打死了，拿着他的枪继续爬。爬到房子角儿那儿，看到浅战壕里有几个德国人！我往那儿打了几枪马上又躲到了房角后面。他们吼叫着。我又往外看，发现他们很沮丧。我没有时间做什么了。我扔了几枚手榴弹过去，炸死炸伤了几个人。有个德国佬冲出乱石往屋子前面200米左右的林子里跑。我本想用手里的枪把他撂倒，但是已经没子弹了。我把枪扔了掏出手枪打了两下，没打中。

“见鬼，去死吧！”

那山上有个坑，可能是以前当菜窖用的，有几个德国人困在里面。鬼知道他们怎么了。他们本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我打死，那个时侯我的乘员过来了，还有两三辆坦克。他们开始搜查这个地方，谷仓上有个门，我一开始想往里面打上几炮，但是后来忘了。小伙子们捡起几根杆子把门捅开。门开了，又慢慢关上，他们找了些草，把门捅开然后点着了扔了进去。于是里面的德国人，差不多十个，嚎叫着跑了出去。

我后来知道，农舍里有个由一些没有经验的通讯兵操纵的反坦克炮。我那时候幸运的很，要是他们碰巧是经验丰富的老手，我的处境就糟糕了。我们政委戛纳波斯基，顺便说一句是马特威·戛纳波斯基他爸，开玩笑说，以后让洛得金自己一个人带着手枪就能拿下一个连。

我们改向德文斯克前进。我们没有进攻。我们采用的是经典的前进队形。德国人经常打伏击，用他们的ArtStorms（这是什么德式装备？——译注）——一种装备了75mm火炮的自行火炮。他们移动的没有声音车身很低容易伪装，极其难以发现。我们以行军队形前进，作为一个观察哨，几辆坦克在前面，与后面的保持一定距离。如果德国人准备了伏击，这就意味着观察哨必然会被敲掉。那些活下来的就跑出去，大部队就会开火。但是打哪儿呢？鬼知道。德国人早就消失啦。打几炮之后，我们再次改为行军队形追赶他们。一旦发现，彻底歼之。

有一次我们遭到伏击了。我们前面的两辆坦克被打着了，第三辆则一边还击一边后撤。但是他们一发炮弹正好达到炮塔下面把车打着了。他从路上开下来，但是引擎却熄火了——油没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听到乘员在燃烧的坦克里哭号。

我下到炮那儿向敌人射击，我看不到他们，但是试着吓唬一下他们。我的乘员则带着灭火器跑下去帮助那个车里的乘员。他们打开舱盖。车长跳了出来——受伤了 ——跌到坦克旁边。我们把驾驶员和腿受伤的炮手从车里拖出来。机电员和装填手死了。驾驶员一直昏迷，没挺到医院，在路上牺牲了。

伏击之后，我们停下来睡了一觉。我们半夜把自己锁在车里然后再睡。一般步兵会守在坦克旁边。早上起来，坐下来吃早饭。

瓦图林，尽管俄罗斯化了，是个鞑靼人。他特别虎，没什么能吓倒他。他是个细心的愿意拿战利品的人，总是抓住俘获一辆卡车或者坦克什么的。他身上总是背着一支德国步枪，用它打德国飞机。这一回，他打了一只小猪。小伙子们用平时装衣服的桶把它炖了。距我们100米远处的地方有一只死马，他的尸体死仰八叉地躺着。炮手日丹诺夫——后来死了——对他说：

“听着萨沙，你不能吃猪肉。”

“为什么？”

“你呀，应该算是穆斯林，你的阿拉已经给你做了马肉了。就在那儿，看到阿拉给你送的那大肥马没？放下猪肉，去吃新鲜的马肉吧。”

萨沙拿出他的帕拉贝鲁姆手枪，一枪过去，尸体被打的血肉横飞。

“不，谢了，这马皮太厚。”

早饭后我们继续走，尽管改了方向。队伍延展开来。突然我们的观察哨没了。我们不知道坦克或者人出了什么事儿。营长在两棵小树间停下来，而我们连则前进了1.5公里。我们的位置可不好，在灌木和小树覆盖的沼泽般泥泞的低地正中央。前边1公里处有个居民点，右边则有一条路通向那里。我正在观察居民点的时候发现在房子和树木中间有一辆“虎式”坦克，但是却无法准确地瞄准它，弹道被灌木挡住了。然后我去找我们排长维科夫中尉，想把德国坦克赶出去。排长的坦克的位置对那个村庄的视野非常开阔。维列科夫正在坦克里面睡觉，我爬上炮塔，驾驶员莫辛科上士在那儿。我们把维列科夫弄醒，我说：

“我看过那些房子了，那儿有一辆虎式”

“不，不可能，我看着像谷仓啊”

“不，你看，那有一个广场，中间有个黑色的东西。”

我们又一起用双目望远镜看了一遍，比较像坦克。决定打一炮轰他一下。

正当维科夫调转炮塔的时候，我看到一个闪光然后对莫辛科上士喊道：

“快跳出来！”

我跳到坦克后边去，莫辛科从坦克向敌的那一面跳了下来。一发炮弹打过来，把莫辛科的脑袋轰掉了。第二发炮弹打到了坦克的球形机枪塔，第三法炮弹打到了炮塔上，但是没把坦克打掉。维列科夫跳出来：

“得赶紧撤退！驾驶员呢？”

“那儿躺着呢！”

更倒霉的是，德国飞机来了。他们没带炸弹，但是在天上盘旋，扫射我们。我回到坦克上。瓦图林在坦克旁边，拿着步枪教训飞机。子弹在我们身边呼啸而过。得赶紧离开这儿。我对炮手说：

“去看看灌木丛后边有什么。”

他是个新兵：

“中尉，现在去就是送死啊”

“好吧，瓦图林，别玩儿了，咱们得过去看看。”

他把坦克调转过来以便让坦克得到一点灌木的掩护。我们四下张望，发现自己落单了，别的坦克都跑了。

有一辆坦克要跨过并离开道路，开到路堤下面。理论上这是个好主意，因为在森林前面 ——我们的前进方向——有回旋的余地。但是没有时间这么做，于是他被虎式打了。我只看到一些黑烟飘出来，我想他们挂了。后来知道炮弹打到了第二油箱上面。喷出来的油着起火来，但是油很快烧光了，小伙子们并没受伤。他们快速地穿过道路然后就把自己隐没在沼泽草地的灌木之中。他们一直在那儿坐着直到被拉上来。

与此同时，往回开。瓦图林加速，认为这样我可以跳到坦克上，但这样做是很危险的，机关枪手会打死我。我本应该从驾驶员舱门进坦克里面去，但是坦克开出了沼泽很快地加速了。我恰好在他的边上，把它作为掩护。我跑啊跑，但是坦克越来越快，等他开到路上的时候都挂到3档了，一路冲了出去。我在沟渠里被落下了。

当我喘匀气，我跑道路的另一边。那边有辆坦克，里面的车长完全不知所措，我说：

“我们撤退了，到林子里去。”

一会儿看到了我们的指挥官，格拉德科夫：

“为什么你造成了这么大的恐慌和混乱？”

“什么恐慌？”

原来瓦图林一路冲过营里，跑到后面去了。

“我的坦克是最后一个撤下来的。我没能亲自撤下自己的坦克，没时间当时。”

“好吧”

我找到我的坦克，好好地批评了瓦图林这种丢下自己的车长然后开到鬼知道什么地方的行为。

一会儿，排长维列科夫来了。

“收到旅指挥员的无线电命令，他需要几辆坦克。你带上刘博采夫会后面去。”

好吧。我们启程，我坐在坦克边上，就在驾驶员舱门的旁边——像所有人那样。维列科夫说：

“你最好还是做炮塔里面去，以防万一。”

也许他已经知道当时的情况了，只不过没有告诉我。我们走了几公里，翻过一座小山，突然我看见前方路上500米处有一辆坦克，向树林里我们的方向开火。这他妈是什么玩意儿？我停下。路的右边有几幢房子，后边躲着两三两坦克。那辆在路上开火的，正在我看着他的时候却着火了。我走到房子后面的坦克旁边：

“弟兄们怎么了？”

他们有几个人受伤了，正在相互包扎。

“有几辆虎式和自行火炮。”

“在路上烧的那个坦克是怎么回事？”

“操，不知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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