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烛光生存狂]-杜车别博文，郑和下西洋的档案资料其实是被乾隆销毁的？

五、对明代其他一些现象的解释1、对郑和下西洋终止问题的解释(2007-01-21 14:46:24)

五、对明代其他一些现象的解释

1、郑和下西洋终止问题

首先关于郑和下西洋以及下西洋的终止。传统对下西洋最终被停止的解释是因为其耗费国力太大，却没有经济上的回报，得不偿失，难以持久支撑下去，停止是必然的，众口一词，几乎已成为定论！但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

但万明在《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一书中对此的分析却表明，这种传统的说法多少是不符合事实的。郑和下西洋所进行的官营海外贸易使得明王朝获得高额利润，并非得不偿失，她以胡椒为例，“将原产地价格、明前期钞、银的比价和胡椒在中国的官方价格及其与输入苏木折赏、折俸用途制成表格”，结果显示，“洪武年间，明廷对海外各国朝贡附进货物胡椒一项的给价，是原产地的20倍，……永乐五年郑和第一下西洋后，每斤胡椒在中国的市价是原产地的10倍。……更有甚者，宣德九年，郑和第七次西洋后，……每斤胡椒100贯的折合比价大量折俸。……统治者获得了令人咋舌的高额利润”[187]p152-153

许多事实都表明郑和下西洋不但没有造成国家的财政困难，相反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对国家财政有巨大的支持效应。以上对胡椒利润的分析仅仅是其中一斑。许多记载也都表明下西洋带来的丰厚利润，如王世贞说“所奉献及互市采取未名之宝，以巨万计。”

尹守衡说“所至国王纳款朝贡，采取未名之宝以巨万计”[187]p153。

郑和七下西洋，并没有使国库空虚，造成国家的财政危机，相反，在下西洋最频繁的永乐时期，记载的情况是“百姓充实，府藏衍溢”。而停止了下西洋之后，国家的财政反倒是捉襟见肘，处处为难。

严从简说“又自永乐改元，谴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矣裕。”[221] 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年），太监上奏：“永乐，宣德年间屡下西洋，收买黄金、珍珠、宝石诸物，今停止三十余年。府藏虚竭”[222] 宣德时工部尚书黄福曾说：“永乐间，虽营建北京，南讨交趾，北征沙漠，资用未尝乏。比国无大费，而岁用仅给。即不幸有水旱，征调将何以济？”[223]

这些人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严从简的意思是，永乐年间下西洋，导致的结果不仅是“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而且贫穷百姓按照命令转卖这些货物，也有许多人因此而致富，国库也充实

黄福曾则用鲜明的事实做了一个对比，永乐时期，用营建北京的大工程，有北征蒙古，南讨云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并没有因此造成国家财政困难，而到了他那个时候，国家没有太大的费用，每年的财政却只能刚好够使用。

从这些也能看出所谓下西洋造成国家财政困难，不过是某些人精心编造的谎言神话而已，经不起推敲，经不住对历史事实的考察。

万明还列举了下西洋所带来其他巨大的好处，比如她说“郑和下西洋不但没有造成明朝的财政危机，还起到了补救国家钞法危机的作用”

“郑和远航使得海外物品大量输入，这些物品由奢侈品向日用品的转化过程加速进行，输入品的价格理所当然是在下降中”。胡椒的大量输入中国，使得其市场价格一再下跌。而直到两个世纪之后，西方才出现了类似的现象。“晚近两个世纪，17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也把来自海外的大量胡椒配给股东，带来市场价格的低落。而英国皇家也曾因积存胡椒太多而感到棘手。这说明伴随海外贸易而来的冲击，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都是同样出现的 ”[187]p155

还有一个重大好处，郑和下西洋，近三十年的远航，“不仅将中国商品远销海外，开拓了海外市场，而且也扩大了海外商品在中国的销售市场，刺激了国内外市场的需求。在海外各国‘必资华物’而‘慕贡犹农望岁’，而中国则‘夷百货皆中国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国必欲得之’”[187]p156

再有一个好处就是，下西洋刺激国内民间手工业的迅速发展。郑和下西洋后期物资筹备中，大量物品都是买自民间。“下西洋船队携往海外数量惊人的物品中采自民间的比例加大，对民间手工业的兴起有着重要意义。而大量国内手工业产品的销往海外，又不可能不刺激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市场的繁荣”[187]p161

明代广东著名的冶铁中心佛山就是在这个过程前后崛起的。“明初那里只是‘孤村铸铁’，永乐以后得到长足发展。‘番舶始集，诸货宝南北巨输，此佛山为枢纽，商务益盛’，……宣德四年炉户已‘多建铸造炉房’，火光冲天”[187]p161

从上面的介绍来看，郑和七下西洋，于公于私，对国家中央政府，还是对下层手工业者和贫民在经济上都有莫大好处，那为什么最后却一片反对声中，不得不终止呢？

这就牵涉明代文官集团的性质，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文官集团，所代表的恰恰是中层的那部分大商人大资本家集团的利益。可以说海外贸易是一快巨大的肥肉，明代资本家商人集团对这块肥肉说是垂涎欲滴。但从永乐开始实行郑和下西洋的政策开始，海外贸易所产生的巨大超额利润，完全垄断在国家中央政府手中，商人资本家们心里如火烧爪挠一般，看的眼热，却是可望而不可及，因为凭借他们的实力，在当时自然无法和国家组织的郑和这样超级大船队进行商业竞争。作为商人资本家集团的利益代言人，文官集团自然也就拼命想要终止这种国家垄断的海外贸易，更何况下西洋活动的后果还最直接的触犯了他们的经济利益本身。明成祖生前，他们自己也知道无法欺骗蒙蔽皇帝去终止郑和航海，但到了明成祖死后，他们就群起发动舆论攻势，竭尽全力的丑化贬低郑和航海下西洋的活动，几乎把下西洋说的一无是处。事实上这些文官炮制的舆论，即便到现在还发挥效力，还有些人将其当作贬低郑和航海的论据，当成是明朝大规模下西洋活动终止的真实原因。作为当时后继的明朝皇帝，他实际上就是生活在文官集团的包围中，几乎所接受的所有信息都是文官集团所提供的，在文官集团日积月累，长年不断的信息轰炸之下，就真的认为下西洋航海活动，劳民伤财，有害无益。只有少数文官和太监以及后代的一些文人才在无意中泄露了真相。

关于明代下西洋，有这么一则故事耳熟能详，就是明宪宗的时候,希望重现当年郑和下西洋壮举，于是下诏索要当时的档案资料。但刘大夏等文官摆出一副义正词严,道貌岸然的姿态,竭力把下西洋丑化为大弊政，说是有害无益，刘大夏还把郑和下西洋的相关档案资料藏匿起来（当然，在这则故事的许多版本中，都说刘大夏销毁了郑和航海的档案资料，这是不对的，真正销毁郑和档案的是满清的乾隆。），还自诩是为民请命的壮举.再次下西洋一事于是作罢。

但这个故事中，耐人寻味的一点是刘大夏为什么要把郑和航海的档案藏起来，不让皇帝看到。按照通常的理解，似乎是把这些档案藏起来，在技术上，就无法再组织大规模的航海活动，皇帝也只好罢休。但这是解释不通的。如果真的下定决心进行类似郑和下西洋这样的航海活动，技术根本就不是问题。在郑和进行航海的时候，也并没有之前的一个郑和的航海档案可以依赖，不照样进行下去了吗？这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技术，而是其他原因。什么原因呢？很简单！刘大夏等文官是害怕皇帝阅读了郑和航海档案之后，获知下西洋的真相，不但不是如他们所丑化渲染贬低的那样，耗费国力，劳民伤财，而是恰恰相反，能够为国家政府增加大量的财政收入，同时为民间贫民提供大量谋生就业的机会，那样他们的谎言就被戳穿，他们已经从国家手里抢夺来的海外贸易巨额利润，又必然重新被国家收回，对这些贪得无厌的利益集团而言，这样的事情是绝对不容许发生的，这也是为什么刘大夏之类冒着触犯国家法律的危险，也不让皇帝看到郑和航海档案的真相。

事实上，从郑和下西洋的活动被终止以后，私人的海外贸易活动就急剧增加，而且这种活动因为明朝政府有所谓海禁法令，表面上是不许私人海外贸易，从而也就根本不征收税收。这样原先归国家所有的贸易利润，完全流入到私人腰包当中，政府从中半点好处都得不到。明宣宗的时候，皇帝虽然几次下令要严海禁，但下面的那些文官集团哪里会认真执行，不过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应付搪塞皇帝而已。所以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结束前后，“福建沿海的海商已开始发展起来，……到明中叶成化、弘治年间，东南沿海地区民间私人海外贸易已经冲破朝贡贸易与海禁的藩篱，极其迅速的发展起来”

这种情况，在前面已经提到，这里再重复一下。嘉靖时期，唐枢说“若其私相商贩，又自来不绝，守臣不敢问，戍哨不能阻，盖因浩荡之区，势难力抑。一向蒙蔽公法，相沿数十百年。然人情安于睹记之便，内外传袭，以为生理之常”

“天顺以后，市舶权重，市者私行，虽公法荡然，而海上偃然百年，此乃通商明验”

王抒说“国初立法，……不许下海，百八十年以来，……每遇捕黄鱼之月，巨艘数千，俱属于犯禁，议者每欲绝之，而势有难行，情亦不忍也。与其绝之为难，孰若资之为用”

其他的记载“成弘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到了正德年间，“豪民私造巨舶，扬帆外国交易射利”更多。嘉靖年间(1522～1566年)，“漳州月港家造过洋大船往来退逻、佛郎机诸国通易货物”者有增无减。

私人海上贸易如此发达，国家又放纵不管，几乎所有的海商都进行走私活动，在巨大利润的诱惑下，加入海上贸易活动的人越来越多，其中不乏为了暴利铤而走险之徒，这种情况下，大量海盗的产生几乎是必然，他们在海上陆地抢劫杀人无所不为，并且有雄厚的资金做后盾来组织武装。可笑的是，有许多所谓的历史学家，学者居然把明代中期海盗的大量存在说成是反海禁的产物，这完全是一派胡言。按他们的逻辑，如果没有海禁也就没有这些勾结倭寇的海盗。但事实上，在朱纨为打击海盗倭寇而严海禁之前，所谓的海禁不过是一纸空文，私人海上贸易完全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这才是真正产生海盗的温床。若按照所谓学者的逻辑，西方总没有海禁了，那西方当时同样有大量的海盗，又如何解释？

明代的海盗倭寇不是什么反抗海禁的产物，而恰恰是海禁没有得到执行的产物。这是个原则性问题，绝不能在这个问题上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在当时的情况，明政府内充斥了各中私人工商业集团的利益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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