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烛光生存狂]-[史海钩沉]苏联元帅回忆录—

巴黎通向巴塞罗那。马德里的现实。在利斯特尔那里作客。结识卡瓦列罗。坦

克开到了！别尔津在工作。一些旅的组建。无政府状态的代价。特鲁埃尔与纪律。米亚哈的两个人。亚历山大·罗季姆采夫。

1936年秋……西班牙共和国正在进行反对法西斯叛军的殊死斗争。二十七个欧洲国家关于不干涉西班牙事务的协议成了一纸空文。德国和意大利公开为佛朗哥分子提供武器、装具和人员，准备进行干涉，以便把比利牛斯半岛变成又一个法西斯基地和他们的桥头堡。而英法两国政府阻挠西班牙共和国从国外获得武器，实际上是参加了对西班牙人民合法政权实行秘而不宣的军事、经济封锁。在共和国处境艰难的岁月里，开展了一场国际上支持共和国的运动。苏联人在这场运动中是极其重要的一员。我国载有粮食、装具和武器的船只从黑海港口驶往西班牙海岸。我国志愿人员和军事专家也乘轮船、飞机、火车来到西班牙。他们竭力帮助几乎没有正规部队的共和国建立正规军，击退反动派的联合部队，在法西斯的进攻下保卫首都马德里。

10月初，叛军开始从四面进攻马德里，而法西斯的地下组织——“第五纵队”则加强了它在城区内的活动。10月12日，西班牙人一年一度地庆祝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就在这一天，在托莱多的叛军头目佛朗哥将军准备带领自己的部队以分列式通过马德里的广场和街道。西欧各国报纸充斥着来自法西斯方面的种种报道，如说共和国政府不可避免地即将倒台，马德里与阿尔巴塞特和巴伦西亚之间最后的通道即将被切断。西班牙首都大概已处于敌军的包围之中，等等。

当我们苏联志愿军的两个指挥员——我和Б·M ·西蒙诺夫上校坐在沿莫斯科—柏林—巴黎这条铁路线去西班牙共和国的火车上浏览新近出版的报纸的时候，心中充满了焦虑不安的情绪。马德里真的已陷入包围了吗？或者这不过是资产阶级新闻记者的又一个谎言呢？

窗外的景色在变换着。我们驶过了波兰贵族、地主的贫瘠土地，消失在后面的是波德边境线，这时在眼前闪过几块德文标牌，上面标有：某某月台，售票处位于某处，军代表办事处位于某处，离某某地方的饭店若干公里，车站的方向，旅客散步时间为多少分钟，等等，柏林到了！

在去巴黎途中，使我们特别感到不快的是隔壁包间的一位太太，我们每次从旁边走过时，她都要瞧上一眼，莫非她是监视我们的？这一猜测是对的，但全然不是我们所设想的那样，抵达西班牙时，我们同另一批苏联指挥员又一次遇见了她，在那里才搞清楚，她是护送我们的，是保护我们平安到达的。

在巴黎，我们住在苏联大使馆，而首先要了解的是关于西班牙局势的新闻。同志们向我们传达了他们当时掌握的全部情况，但提醒说，这些情况是极不充分的，应该看成是初步的。的确，后来我们在西班牙查明，许多情报只是大致可靠，另一些则已过时。同资产阶级报载的新闻相比，大使馆的情报看来是非常乐观的。而真相则似乎是介于两者之间。

我们对巴黎感兴趣的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我们想借此机会观赏一下城市的名胜古迹。但由于时间有限，每次游览只能抽空进行。第二，我们手头缺少很多东西，据大使馆一位工作人员解释，这些东西在西班牙是必备的。因此不得不到商店走走。我们对法语懂得很少，况且在行动上要尽量做到不引起店员的怀疑，使店员难以从我们所买的东西上猜出我们是干什么的，向何处去。所有这一切给我们带来了不少麻烦。第三，因为不能往家写信，所以希望买一些“有意义”的纪念品，让自己的妻子猜到，这是丈夫寄回来的，他们身体健康，大使馆答应立即把这些礼物寄走。

我们很快地从巴黎抵达图卢兹。与肥沃的法国中部平原接壤的是地形平淡无奇的中央高原丘陵，随后便出现了绿色的加龙低地。从图卢兹开始，当地火车以慢得多的速度驶向西班牙边境。丘陵越来越高，土壤越来越干燥，植物也越来越少。后来，整个地平线被山脊遮住了。这是比利牛斯山脉，它的那一面便是西班牙。到了一个新车站，休息了片刻。

大概有人在等我们。有个人来到我们跟前用法语问：“你们是干什么的？”后来他又一次用带乡音的俄语问道：“你们是俄国人吗？”他向山脉方向指了指并朝前走去，我们跟在他后面。虽然走了不多一会，但路比较难走。最后，这个人终于停了下来，向后指了指说，“那是法国”，然后又指了指脚下说，“这是西班牙”我们就这样越过了边境。

我们去巴塞罗那乘坐的已是西班牙火车。铁路无人维护。在起初一段路上列车空着一半。几乎没有遇到携带武器的人员。车轮悠然地咚咚作响，车厢的刹车装置不时地发出吱吱的声音。像是在别墅里漫步，没有感到战争的存在。但是，当列车离开加泰罗尼亚山脉，沿海岸奔驰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车厢里坐满了穿卷袖冬上衣的吵吵嚷嚷的青年人，提着奇形怪状篮子的农民，穿着无可挑剔的小姐。圆形软帽、圆而高的制帽，无政府主义者的绦带和小旗、手榴弹和手枪开始在眼前闪现。

在巴塞罗那，我们遇见了苏联领事B ·A ·安东诺夫- 奥夫谢延科。最初我与他相识是在1924年，当时他是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而现在我马上就认出了他：稍带微笑的大咀，尖长的“鸭咀式”鼻子，眼镜后面是一双近视眼。此人的经历既丰富，又复杂。作为十月武装起义时期的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他在冬宫逮捕了临时政府成员。内战时期，安东诺夫- 奥夫谢延科指挥过乌克兰方面军，并担任乌克兰军事人民委员，尔后在小人民委员会和内务人民委员部任要职。他在有苏联驻外全权代表的外国度过了多年。

安东诺夫- 奥夫谢延科显得疲惫不堪。他向我们叙述西班牙局势时虽然沉着冷静，但在交谈中他的咀唇产生神经性的抽动。他的言词形象鲜明，语气尖锐。

根据他的介绍，局势不怎么好，比资产阶级新闻记者报道的要好，但比我们在巴黎听到的要坏。叛军盘据在马德里附近。共和国几乎丧失了西班牙的整个西南部分。法西斯的航空兵掌握了制空权。德国与意大利打着与佛朗哥分子合作的旗号，其侵略行动不断升级。在叛军营垒中，各竞争集团之间正在闹内讧。但遗憾的是，在共和国阵营内，共产党人、社会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和左翼共和政体拥护者之间的分歧闹得更厉害。右翼社会党人拉尔戈·卡瓦列罗首相的政策是模棱两可的和不一贯的。从完整的意义上说，正规军是不存在的。摩洛哥没有获得独立。这一点被法西斯分子所利用，他们在那里进行蛊惑人心的的宣传，并收集穆斯林队伍编入自己的部队。巴斯科尼亚和加泰罗尼亚要求自治，而政府对此极不乐意，这就给反法西斯队伍带来意见分歧。人民群众满怀革命热情，作好了自我牺牲的准备。对他们妨害最大的是无政府主义者，这些人缺乏起码的纪律：他们今天打仗，明天就休息不干。他们有时不经请示上级指挥官就采取冒险行动，有时则把正面暴露给敌人。他们从国家仓库夺取武器并将其隐藏起来。他们对谁也不承认，对谁都不在乎。他们不大喜欢共产党人，瞧不起社会党人，仇视政府人员，他们不是自逞英雄，就是惊慌失措。后勤工作暂时还未步入正轨。前线局势不妙。必须与西班牙共产党人建立密切联系，而且要首先依靠他们，但同时对整个个共和国要采取尊重的态度，对各种共和政体的拥护者不能有厚此薄彼的正式表示。领事在结束谈话时说，一句话，事情愈早着手办愈好。

在巴塞罗那未出现飞机，沿公路去马德里只能绕道而行。因此，我们坐的汽车开始向南行驶，开往巴伦西亚，到这里后再向西转弯驶向首都。这辆车是属于巴伦西亚省省长的。他曾微笑着提醒我们说，司机是可靠的，我们可以不用担心。随着担心这个问题的提出，我们推测马德里已近在咫尺，这时司机从衣袋里掏出一支手枪，把它放在自己座位旁边，并用手向左边，即向南指了指说：“法西斯！”我们抵达马德里时天已黄昏，不见灯火。炸弹在城区爆炸。德国的“容克”式飞机又进行了一次未受惩罚的空袭。在暂时平静的时刻，人们在大街上奔跑，一个行人指给我们去苏联大使馆的路，并从Б·M ·西蒙诺夫手中抢走了香烟。后来才弄清，民兵可能认为，我们是给法西斯飞机发信号的。

行人称之为大使馆的那所建筑物，原来是一座旅馆。但里面确实住着苏联公民。接待我们的是《真理报》的著名记者米哈伊尔·科利佐夫。我们冲到他跟前提出一些问题，但听到的回答是：“局势用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它相当复杂。你们不想吃点东西吗？“

几天来我们第一次吃了一顿像样的晚饭，这时我们自己倒向科利佐夫讲起祖国的新闻来了。随后，科利佐夫也谈起来：“说实在的，关于这里发生的情况你们知道吗？“原来我们所知道的已经过时。“那么我就不想讲了，讲了只会把你们弄糊涂。你们自己会逐渐搞清楚的，而现在要尽快地像军人那样行动。这里有我们的军事顾问别尔津、沃罗诺夫和伊万诺夫。伊万诺夫到共和国参谋部去了。同他在一起工作的大部分人员不久前都投奔了佛郎哥。别尔津和沃罗诺夫马上就要到这里来。“我们就这样开始体验西班牙的现实生活。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与布柳赫尔在一起共事的日子，折磨了我半年的严重咽炎，莫斯科的会议，被派往国外，波兰，德国，法国—所有一切都被蒙上了一层薄雾，已成为过去。吱吱作响的桌子上的褐色小面包和橙子，科利佐夫的讪笑，昏暗的街道和远处的爆作声—这就是我们周围的现实。那么，我们将从何着手呢？

军事顾问、炮兵专家H ·H ·沃罗诺夫和我们这些顾问的领导者я·K ·别尔津走了进来。我们互相拥抱后，立即开始拟定下一步的工作程序。我向别尔津报告了自己被委任的情况，而他却扯到共和国军队指挥官的问题，并把一批新的苏联军事顾问到达的情况通知了他们。随后，扬·卡尔洛维奇说，下一昼夜和一星期的主要任务是把马德里变成一个堡垒。可以把完成任务的希望坚定地寄托在共产党员。内务部的人员和该市公民的身上。别尔津在桌子上铺开一张地图，开始指出今后防御工事的配置点。后来，他派我们和沃罗诺夫下到部队。别尔津建议我到E ·利斯特尔那里，即到第1旅去。

我同利斯特尔同志曾在莫斯科见过面，他作为一个西班牙共产党员曾侨居在那里，从事建设地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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