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烛光生存狂]-鲜为人知的“特科”传奇

　　中央特科没有留下大量详实材料的原因也许正在于此：能掌握全局的周恩来、陈赓、潘汉年、康生没有公开任何信息，而普通情报人员当时根本不知道“中央特科”这个名字——他们直属于某位领导，执行某一项任务，对其他情况一无所知。老记者穆欣作为这段历史的最初研究者，早年曾多次采访过陈赓和一些特科工作者，他提供的材料由此成为了解这段历史的基础。

　　早期特科

　　1926年9月，陈赓秘密离开黄埔军校，到上海中共中央报到。陈独秀派遣他和顾顺章一起前往苏联“契卡”受训。半年里，他们先在伯力学习侦探、审讯;又到海参崴学习暴动、劫狱及爆破、射击、秘密通讯等专门技术。1927年秋，周恩来向党中央提议成立中央特务科，直接归党中央领导，并借鉴苏联经验，规定“三项任务——打进敌人内部获取情报，筹款，制裁叛徒;一条原则——侦查手段绝不许在党内进行”。

　　初创的中央特科并没有陈赓领导的情报科（二科），它只有两部分：红队，专门负责镇压叛徒;总务科，为党中央办理杂务，比如采买、布置会场、安置同志。由顾顺章领导的“打狗队”当时在上海已经有了名气，国民党特务、警宪和租界的包探、巡捕都以为，红队只有4条枪，威力却很大。它的前身是五卅时期的“上海工人纠察队”。美国记者罗伯特·帕克曾写道：“红队由一批熟练的枪手组成，为上海全党的高级干部提供警卫，并负责各类会议的安全;紧盯反共的国民党特务;但最主要目标是实施惩罚，处置那些叛变投敌的共产党员——这为它争得了‘打狗队’的名称。”红队具体工作安排，顾顺章在叛变后，为国民党写的《特务工作制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曾有所描述：“如果C.P.（共产党）今天要在某处开重要会议，就要通知红队到开会的地方看看有没有不保险的地方。他们的保护是利用电气及武器等，万一发生危险，他们立刻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抵抗敌人，一部分保护各要人出去，这是在房内。房外保护，有自行车队员的巡查，还有许多做小生意的，皆负有保护使命。如果有人来破坏而发生危险，就用规定的特别记号按门铃，通知戒备。如他们有时为保护党的安全而杀一个人，方法很多，或在路上，或在敌人家里，因事制宜，没有一定。内部同志自首者，他们便要设法活捉回来审讯，看看有其他阴谋和其他小组织否，然后再杀。……此外，如果C.P.经费缺乏，就要用非常手段，或其他方法来供给党。但不是自私自利，而是为他们的党。”

　　在顾顺章领导下，红队的行动能力很强。散发传单之类的活动，几乎可以半公开化。1928年春，25岁的陈赓带着腿伤，奉周恩来之命进入特科，任情报科科长，也是顾顺章的副手。

情报科长陈赓上任

　　陈赓一进入特科，就开办了为期29天的训练班，隔年又为红队专开训练班，训练项目是：熟悉上海各街道里弄的名称、路线和居民住宅情况，熟悉警察、宪兵、特务机关和流氓帮会的情况;学习化装术，以便能切实有效地隐蔽自己和对敌人进行侦察、监视;学习猜破敌人密码，用隐显墨水写密函，被捕后打开自己的镣铐，在汽油里掺糖以破坏汽车等等。除了这些，还有枪法训练，心思缜密的陈赓安排租船到长江口，入海学习枪法。中央特科的几位领导人周恩来、顾顺章等都是化装高手。陈赓会说几种方言，能根据身份变换形象，有时西装革履，像租界的洋行买办;有时长袍马褂，礼帽缎鞋，扮作巨商。陈赓穿什么像什么。国民党将领张克侠第一次见到陈赓，说他“一身青缎子裤褂，裤腿用黑缎带扎紧，样子很像上海的小开。我问他腿伤如何，他一会儿纵情跳跃，一会儿又下蹲屈腿，……我们十分知己”。“王庸先生”个性风趣亲和，交游广阔，与国民党特务机关、警察局、党部，巡捕房的探目、包打听，乃至上海各帮会地痞均有往来。有位同志在公车上丢了文件，不到两天就被流氓寻回。秘密工作的关系网逐渐建立起来。

　　到底情报科有多少耳目，多少工作人员？谁也说不清楚。在顾顺章为国民党画出的示意图上，中间的圆圈写着“侦探科长陈赓”，向周围辐射的许多小圆圈，分别写着“某通讯社记者”、“上海警备部某女侦探”、“上海军械局”、“青帮流氓杨安清”、“日本翻译”、“高丽人”等许多联络人，这些人又再辐射更多联系人。除了上海和南京，还有香港、满洲的中共情报团，有些具体姓名连顾顺章也不知道。但是他向国民党供出：“第二科对于全国政治、经济以及国际方面得来的消息非常敏捷而有价值。尤其是如要破坏他们的机关，他们事先已经知道，因为每天编有一种叫《敏捷飞》的情报出来，所以消息灵通。同时又设法破坏敌方，有时制造种种相反消息，以挑拨对方内部，使其互相猜忌，力量分散。”所有特科侦探都是单线联系，只认识自己的直接领导者。陈赓手下的几个得力的情报工作者，分别联系不同的线人。也是在陈赓主持工作以后，中共发展了几个重要的情报关系。

　　间谍

　　陈赓手里的王牌是杨登瀛。1928年1月，国民党中央党部成立调查科（“中统”前身），要在上海筹建调查机构，以反共为首要目的，杨登瀛得到蒋介石手谕，成为“中央驻沪特派员”，独立于军警和侦察机关，直属于陈立夫。他同时又是陈赓手下陈养山的旧相识，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与张道藩有私交。陈养山发现，杨登瀛对共产党很有好感，又不愿意放弃做官的机会，将情况报告给了陈赓。周恩来和陈赓决定借陈养山拉拢杨登瀛。表明身份后，陈赓切断陈养山和杨的关系，自己单线和杨登瀛联系。杨登瀛要求汽车、保镖和活动经费，陈赓请示周恩来，尽力满足他，并要求他和上海党部、市政府、淞沪警备司令部建立关系。上海各种警察机构之间的矛盾复杂，杨却能得到各方信任，他独立的身份又有权参加陪审。在政治上，杨登瀛并不可靠，据当时给他做保镖的党员回忆，杨官架子很大，做事情总是两手准备，心思深，然而秘密工作却需要这样的人。1929年10月，陈赓为杨登瀛在北四川路大德里对面过街楼上成立了一个办事处，挂牌“国民党中央调查科驻沪办事处”。陈赓派女党员安娥去做秘书，杨登瀛一带回情报，安娥就及时抄送陈赓。这里也是杨登瀛和国共两路人马会合的地方，侦探和奸细都会来这里和杨接头，中央特科常会送来一些秘密性不大的文件，配合杨登瀛的工作。随着杨登瀛的地位升高，又得到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重用，陈赓一方面加强对杨登瀛及家人的思想工作，一方面将杨的任务转向协助处理共产党内部的奸细。1928年底到1930年初，向国民党“投诚”的叛徒被杨登瀛“拦截”，再交由红队处理的，记录在案的就有戴冰石、陈尉年、黄第洪等人。陈赓主持特科情报工作的时间里，杨登瀛是陈赓最重要的联络人之一。

　　除去和国民党的执法机关打交道，共产党的工作需要更高层的政治情报信息。上层的内线更隐蔽，情报工作维系全党安危。1975年，周恩来逝世前几个月，才要秘书到《辞海》编辑部，说明袁世凯的谋士“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李大钊被捕后，他变卖居所，换得4500元营救，后来成为杜月笙的挂名“秘书”，多次用雪茄烟盒给中央特科送情报，晚年入党。周恩来要求：如果《辞海》编入杨度，应加入党员一条。上海律师界和新闻界也遍布中共眼线。周恩来和陈赓掌握了多个秘密上层联系人。斯诺的《西行漫记》里，第一次提到了“红色牧师”董健吾的故事。他主持的圣彼得教堂，是陈赓常常活动的地点。董健吾当过冯玉祥家人的英文教师，又对青帮了如指掌。1929年下半年参加特科工作，代号是“周二胖子”。他每星期去宋子文家里，陪宋氏的母亲倪桂珍做祷告。陈赓把这个关系交给了情报科副科长刘鼎，刘鼎后来回忆说：“当时有好几个牧师，陈赓自己联系几个，把董交给了我，那段时间主要让他以牧师面目，和宋子文的母亲接近，了解蒋、宋情况。”董健吾的“大同幼稚园”也是培育共产党子女和烈士遗孤的秘密场所，毛泽东的两个孩子——毛岸英、毛岸青都曾得到他的抚养。

　　营救与复仇

　　中央特科并不担负营救所有党员的任务。一般同志被捕由郭沫若、沈雁冰领导的“中国济难总会”营救，只有中央负责同志由特科负责。一般做法是买通国民党警宪机关，掩护被捕同志的身份，也会聘请律师。中央军委书记彭湃的被捕，却没有具备任何营救的因素。叛徒白鑫曾在彭湃领导的海陆丰政权工作，后调入上海中央军委，做彭湃的秘书，他家常被作为军委会场。1929年8月24日下午16点，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负责人范争波派遣警察驾红皮钢甲车来到白鑫家，一个一个按照姓名和照片拘捕了正在开会的5名中共党员，但对白鑫夫妇置之不问。周恩来因故未能出席会议。陈赓得知消息，立刻让杨登瀛调查，当天晚上查明白鑫早在一个月前就和范争波取得了联系，准备将中共军委一网打尽。8月25日，周恩来部署特科人员住在侦缉队附近，8月26日，陈赓指示杨登瀛参加对彭湃的审讯，并暗示彭湃，特科将全力营救他们。

　　彭湃等被捕后受到严刑折磨，将自己奋斗的历史一再向人宣传，对党的秘密却无半点透露。周恩来接到密报，下令中央特科所有会打枪的人全部出动。8月28日凌晨，陈赓得到消息，彭湃等将被押往龙华警备司令部，特科迅速买来各种器具，枪支则由“三民照相馆”的老板范梦菊运送。当范梦菊骑着脚踏车，将装有驳壳枪的小皮箱运到同孚路集合处，却发现所有枪支上都涂着一层保养用的黄油。特科人员用了约有一小时将黄油清洗干净，20人的救援小队这才来到囚车的必经之路枫林桥，在卡车上放了一个三脚架，摆上摄影器材，分别扮作导演等剧组人员。陈赓当时其实没有去现场，而是在附近的法国公园里接应，等了半天没有听到枪声，才知道耽误了时间，囚车早已经过去了。8月30日，彭湃等4位同志英勇就义。

　　白鑫被国民党迅速保护起来，陈赓要杨登瀛严密监视白鑫，得知白鑫身患疟疾。陈赓通知柯达文做好准备，果然，白鑫带着保镖找到了“达生诊所”，请多年的老相识柯达文为他看病。白鑫并不知道，他的广东老乡柯达文，早年就加入了共产党，是陈赓手下的特科人员，更不知道，“达生诊所”是党中央的会议场所，传染病房是高层领导的会议室。尽管白鑫更加警惕，更换了住所，直接住进了范争波在霞飞路和合坊

新用户注册返回首页
首页上一页下一页尾页页次1/1 转到第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