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烛光生存狂]-【翻译】红军坦克搭载兵回忆录节选

战争爆发

得知战争爆发的消息的时候我正在城里，那时我和同班同学弗拉基米尔•格里夫宁（Vladimir Grivnin）在一起，我们正计划前往位于尼基塔门（ Nikitski Gate）的老电影剧院看电影。得知消息时，我们这些年轻人都十分的平静，我们都认为纳粹侵略者被赶回到国境线外是迟早的事情，然后事与愿违的是，这场冲突演变成为了世界上最严酷的战争，这场战争持续了1418天，即3年10个月零17天。

1941年6月25或26日，我和其他共青团员一同受邀前往共青团鲍曼区委，在那里他们建议我们前往布良斯克地区修建防御工事。当天晚上我们便将随身物品和一些食物打理成行装，登上了西去的火车，前往修建防御工事。我们在布良斯克（Bryansk）地区的基洛夫（Kirov）开始了工作，每天工作12个小时，由于之前我们并不经常从事体力劳动，体力很快就耗尽了，每天，我们的头一碰到“床上”的干草和麦穗后，精疲力竭的我们就立即睡着了，这些干草和麦穗大多是从牲口棚里搞到的。我们沿着河堤挖掘反坦克壕，还挖掘战壕，布置带刺的铁丝网，有时候我们还去修理在空袭中被炸毁的铁路轨道，在铁路线上清理被炸坏的货运列车的残骸和碎片，在所有的工作中，我们最主要的工作还是挖掘反坦克壕。这里的食物很差，根本就满足不了我们的需求，村里人对待我们的态度也不太友好，和我们一起从莫斯科过来的工头不得不劝说当地的村民，特别是请求集体合作社或村里的领导人，如果他们没有被征召入伍，希望他们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些食物，至少能提供一些土豆给我们，工头与村民的交流有一些作用，但帮助不大。德国空军多次向我们投下了炸弹，我们吓坏了，向兔子一样朝四面八方逃去。我们年纪轻，身体健康，跑的比较快，于是没有遭受任何损失，特别是当炸弹在离我们很远的地方爆炸的时候，但是因为我们并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战火的洗礼，看到这情形，我们的腿还是会不由自主的颤抖起来。我们在那里工作了45天，直到1941年8月8日，8月9日一早的时候我们便在基辅站被紧急送上了返回莫斯科的火车，在莫斯科的大学生都被立即征召入伍，送往了不同的部队。

当我们这五六个年轻人走进地铁列车的车厢时，乘客们都注意到了我们，我们身上很脏，穿着破烂不堪的修补过的衬衣和裤子，头发又长又脏，发丝都纠缠在一起杂乱无章，在车厢里，一些妇女走向我们，开始询问我们是谁，来自哪里？当她们得知我们来自劳动战线，便开始向我们打听起自己孩子的事情，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也不认识那些她们所描述的人。当我回到家时，已经有一封信先于我之前送到家里了，信上说我已经被应召加入红军，必须在8月11日前往位于托克马科夫小巷的学校的集合地点，这个集合地点是莫斯科鲍曼区军事（兵役）委员部设立的。一些街道上的邻居和同班同学们也接到了类似的征召通知。

8月12日晚上，我们登上了大约能够容纳40个人或是8匹马的货车车厢，火车一路向东驶去，由于我们将被送往不同的军事学院，于是在路上有一些车厢同我们的列车分开了，亚历山大•福金（Alexander Fokin）就是在半路上与我们分开的。在靠近车里雅宾斯克（Chelyabinsk）的地方，我们被安排住进了车里雅宾斯克军营的帐篷里，夏天的时候乌拉尔军区的部队就驻扎在这里，但是现在天气越来越冷了，但我们依旧住在这样的帐篷里，进行着枯燥的训练，而此时我们仍旧穿着平民的衣服。冷空气到达的时候我们被转移到了车里雅宾斯克文化公园里的夏季电影院里，在战前，莫斯科也经常有这样的夏季电影院。乌拉尔地区的秋天十分的寒冷：虽然在电影院里，但我们依旧冻得发抖，一些人生病了，一些人的鞋子也裂了开来，加上食物十分的糟糕，于是有些人便开始偷窃东西了。我们至少有500人，人数众多、难以管理而又鱼龙混杂，一些高级军官打算解决我们这群人员，于是一早超过半数的人便被派往城里寻找食物，他们还开始将人员派往不同的服务场所工作，我的朋友图拉诺夫（Turanov）、特福罗戈夫（Tvorogov）、希尔万诺维奇（Silvanovich）都是在这时候和我分开的，直到战争结束后我才在莫斯科再次遇到他们，他们都参了战并且幸存了下来，其中希尔万诺维奇受伤变成了残废。10月，一个陌生的大士挑选了我和另外20个人，我们被安排前往集体农庄种植土豆，而按照当地人的习惯，他们在初霜前是不会去种植土豆的。这个集体农庄坐落于乌拉尔地区，而现在已经是10月中下旬，晚上冷得要死，而我们被安排在了一间没有加热设施的屋子里，但是由于白天的工作实在是太累了，晚上我们都没有感到寒冷。村民们没有提供给我们任何帮助，没有提供给我们食物，也没有给我们木柴，我们甚至连煮土豆的锅子都没有一个。我们继续忍受着饥饿，除此之外，包括我在内，很多人都感冒了；我们的上级也没有给我们很好得关心。后来他们决定把我们送回车里雅宾斯克，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在某种程度上我开始理解在我挖掘反坦克壕的村里的一个妇女的话了，她拒绝向我们提供食物，并且说道：给了你们吃的，当德国人过来的时候，我还有什么东西留给他们？不过这妇女是在靠近德国的布良斯克地区，不是在远离德国的乌拉尔地区。在我得生命里再也没有遇到过类似乌拉尔地区的这群人——他们配的上他们的名字：乔尔冬人—西伯利亚哥萨克（这是对住在西伯利亚地区的俄国人的称呼，这名字没有任何消极的含义——译者注）。我们只有在西乌克兰曾遭受到过这样的态度，不过那些人属于班德拉地区（班德拉是著名的乌克兰反苏维埃抵抗运动的领导人——译者注），西乌克兰于1940年并入苏联版图。

我们再也没有回到过车里雅宾斯克文化公园的夏季电影院,火车载着我们从一个兵营转移到另一个兵营，不过好事情是这些兵营至少都十分的暖和，不过食物真是糟透了，只有泡在水里的煮熟了的甜菜根，而且每日不变，除了盘子外我们还得到了一个干净的洗衣盆，很难描述我们有多么的贫穷，这可只是战争爆发后的第四个月啊。我们看到大量的士兵被应召加入预备役部队，他们是一群表情沮丧、凌乱不堪、难逃一死的人，大多40岁左右，但人看上去远远老过了真实年龄，在前线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颓废的人，最令人吃惊的是他们还是西伯利亚人！在1941年11月初，我们400多个人被送往车里雅宾斯克，来到了卡梅什洛夫步兵军事学院，在前往卡梅什洛夫（Kamyshlov）的路上我们饱受饥饿的折磨。像往常一样，他们指定了一个年长的人担任我们小组的领导，他负责接收全组人员的食物，并定量配给派发给我们，但多下来的其他的食物都消失了——我们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在战争早期，偷窃是十分普遍的事情，小偷很难被抓住，饥饿难耐的孩子们在火车站的食品店里调包走一切他们能找到的东西，在几次相似的偷窃行为之后，他们不再在火车站或村子里活动，而是转向了公共场所，我从几个认识的小伙子身上拿过食物，主要是面包。

最后他们把我们送到了位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 region）地区的卡梅什洛夫（Kamyshlov）小镇，这个小镇距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大约有180公里远（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就是现在的叶卡捷琳堡）。这辆火车上的人分别被分配到了4个连队——第13、14、15和第16连，这四个连队组成了第四营。我被分配到了第15连，而那些倔强的，顽固不化的拒绝学习的人，还有一些过去是罪犯的人都被送到了位于乌拉尔地区的军事单位，在那里他们将被组建成部队送往到前线。

1941年11 月16日，在学院里宣誓后我们便正式成为了中等军事学校学员，首先我们收到了带绑腿的军鞋，这鞋子不像马靴，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艰难的穿上这些新鞋子——你不得不把鞋子套在小腿上绑布条，而一不小心突然间布条就会从你得手中逃走，于是你不得不重新再来一次。在那段时间里，几乎所有的红军战士的军鞋都是带绑腿的，特别是步兵。学院还分发给了我们冬季制服（那时候绑腿军鞋已经替换成了马靴）：棉质裹脚布、羊毛外套、棉裤、一件羊毛夹克，外面是厚重的大衣和手套。我们没有冬帽，于是我们只得带着船形帽在室外行动，当气温降至零下20-25度的时候，一些人会把毛巾放进船形帽里御寒。冬天，乌拉尔地区的霜冻天气十分的可怕，我们亲眼曾看到正在飞行的麻雀突然被冻死——这并不是我编造的故事。直到1942年1月我们才拿到冬帽。我们的住所是一个巨大的两层楼高的军营，我睡在一楼，我们的床是用两层金属材料搭建起来的，床垫和枕头里填满了干草，这些床垫和枕头是我们用学院军需排里的干草亲自填塞制作的。除此之外，我们还分配到了两床被单和一条棉花毯。在军营的两端分别放置着两个巨大的乌拉尔式样的木质火炉，军营里每层能够容纳120个人，不同的连队之间由一条宽阔的走廊隔断，所有人都要接受晨间检查（每20人一组，接受虱子检查）和晚间检查。在军营的尾端建有库房、军官办公室，一个武器库（更精确的说是步枪堆），还有浴室和厕所。

每天6:00或6：30拉响起床号，具体时间我记不住了，23:00拉响熄灯号，包括自习时间在内我们每天要上10到12个小时的课程。由于都在室外上课，整个白天我们都过得十分劳累，经常感到饥饿和困倦。学校里的食物很不错，每天有750克的面包，早上和晚上都提供带糖的茶水。通常，早饭能吃到麦片粥、一块黄油（20克）、茶和面包，午饭能吃到羹或者用肉汤做底料的圆白菜汤，土豆泥或是肉粥，糖水和面包，晚饭稍微糟糕些，只有甜菜根色拉或是土豆炖鱼（通常是鲱鱼），茶和面包，还有糖。学员们的食物甚至还比指挥员的要好一点（1941年-1942年苏联红军的军官仍然被称为指挥员），那时指挥员们都在自己的食堂里吃饭。此外，每天白天我们都在室外的霜冻天气中进行学习，身体的能量消耗很大，因此我们那年轻的身体需要更多的食物和睡眠，尽管午饭后我们有午休的时间，但总体来说，睡眠时间是不足的。一些学员忍受不了这样的压力，身体明显变得虚弱，还有一些，适应不了这样的霜冻天气，脚都被冻伤了。

我们的连长苏莱曼诺夫（Suleimenov）上尉是一名出色的教官，他是哈萨克人，身体十分的强壮。我们的连队由四个排组成，每个排有30名学员，整个学院一共有20个连（5个营）。1排的排长是克拉波维茨基中尉，2排的排长是伊利因中尉，我已经记不住其他两个排的排长的名字了，1排和2排的学员大多是莫斯科人，3排和4排得学员大多是来自乌拉尔和附近地区的当地人。

学院的院长是名旅长（早期红军的军衔-相当于少将——译者注），他的领章上有一个菱形块，尽管当时红军已经有了将军的军衔了。除了接受检阅的时候，其他时间我们几乎见不到他，在学院里我们最多见过他两三次而已，据说他因为曾是前沙皇军队的军官而被捕，另外，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和戈尔巴托夫将军，也有着类似的经历。

1941年12月中旬，我们的连队被送往了城外的冬令营基地，住在防空洞里，睡在双层木板床上。那里没有活水，操练之后，我们只能在室外的霜冻天气下，用雪清洗身体，早上的时候，室外的温度通常会降至零下30-35度。我们一个月有3次机会滑雪前往18公里外的澡堂洗澡（澡堂是传统的俄罗斯蒸气浴——译者注）。我们练习向左转，向右转，原地转和敬礼（那时候敬礼代表互相间的问候和对领导的问候）。我们学习如何使用武器、学习勤务与野战手册，我们还学习战术——演练如何攻击敌人，演练以排和连队为单位进行防卫等。有些时候我们还进行实弹射击的练习，一个月或一个半月后，我们回到了城里的军营里。

未经允许而擅自离开部队前往城里是被严格禁止的，但是呆在学院里实在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可做，学院里有一个邮局，还有一个商店，出售士兵日常所需的小卖部，譬如针、线等，学院里还有一个俱乐部，里面有电影院和图书馆，每当周日（我们学员也有休息日）的时候，我会前往图书馆读报，通常读得是《真理报》，我也会从图书馆里借上几本小说，并把书带回到营房里，平时有空的时候就拿出来读读。学院通常会在吃午饭前的上午组织我们前往电影院看电影，那时我们会排着整齐的队伍走进影院，不过我只记得一部电影——《在莫斯科城下剿灭德军的故事》，尽管大厅的加热设备十分的差，但看其他的电影的时候，电影的情节只会让我昏昏欲睡，我想其他的学员也和我一样。当我们在连队里执勤的时候——一个学员负责执勤，其他三个被安排待命——当来自莫斯科的火车抵达的时候，我们便跑到火车站的小餐厅去取小麦粥——不是小米粥，是小麦粥，除此之外，小餐厅里没有其他任何东西，我们通常把小麦粥放在消防水桶里装回去，还随手附带上几片面包。我们必须在晚上把小麦粥装运回去，要是还有多余的小麦粥，我们便会把几个要好的朋友叫起来一起帮忙，一到早上，消防水桶便都被清理干净，又高高的挂在了救火站上。学院里的学员各种各样，有诚实、负有责任感、彼此之间互相帮助的人，他们和好朋友之间都是根据感觉互相分配食物。也有一些不诚实的人，他们连最基本的纪律也不遵守。学员要自己对付小偷。不管怎样，年长的学员是不会虐待年轻的学员的，如果他们这样做，我们对此也是无可奈何的。克服兵役期间的困难对我来说并不难，就像克服霜冻的天气一样。我在连队中的身高排名第三，排名第一的的是安纳托利•帕夫洛维奇•兹洛宾，战后他成为了一名出色的作家，死于2000年，我和他是一起从莫斯科应召入伍的，在前线期间他还担任了迫击炮连连长的职务。我和连队中得所有人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排里，我和战友之间都是好朋友——我们都是来自莫斯科的同一个地区，都毕业于同一所学校，我们之间都十分的熟悉，没有什么可以争斗的。体力上，我也并不比排里和连里的其他人来的差，我觉得自己是挺棒的一个人，在部队里是完全能够站住脚跟的。我从来不奉承任何人，也不搬弄是非。我们并不是每天都能见到连队里的指挥员，指挥员对我们也表现不太热情。晚上的时候，排长助理会给我们上课，一般来说，排长助理都是些年长的学员，不像从前在学校里当学生的时候，他们只是比我们先到学院里的学员而已。一些人学习起来十分的糟糕，其中有两个学员坚持不下去了，一个是当地人,名叫利西岑。他所在连队负责警戒值勤的时候，他在防空洞里自杀了，后来有谣言说从Vishnevsky寄来一封信，信中写道他是在前线牺牲的，不要把他当做叛徒，然而这信并没有通过官方渠道得到证实——也许他们并不想以后有其他学院的学员学习他的做法。

我们必须在六个月的时间里学习战前本该在陆军军官学校学习两年的课程。前线非常需要排-连这一层级的官员，这些层级的官员在前线牺牲的速度很快。我们要学习野战条令，这些条令将教会我们从一个独立的战士成长为一个在防守和进攻中能够负起责任的连长，而根据他们的说法，1936年颁布的陆军步兵野战条令中明确规定，这些条令是应该在实战中学习的，而不是简单的在学院里学习一下就可以掌握的，此外，根据在第一年的战斗中所获得的经验，这本手册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版本代替了原来的手册，原来的手册在1942年被废止了。我们还被期望把部队条令、内务条例、卫戍条例、还有作训条例全都牢记在心。除了这些条例，我们还要学习技术手册，我们必须了解武器，学会组装和拆卸武器，操作、关闭和修复武器，还必须了解武器的工作原理。我们学习莫辛步枪、西蒙诺夫自动步枪、DP机关枪、马克沁重型机枪——最困难的是组装和拆卸枪械的枪栓，更精确的说是枪栓的闭锁，这项工作操作起来十分的错综复杂。机关枪，譬如莫辛步枪，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内战期间，这种机枪一直使用到了卫国战争结束。除了这些武器，我们还学习迫击炮：37毫米口径的连属迫击炮（后来这种武器退役了），50毫米和82毫米口径的迫击炮——我们需要学习它们的详细技术资料、操作方式、开火的条件和开火前的准备。必须说的是我们的训练成效很糟糕，就连老师们自己对一些细节都不是很清楚。总的来说，在战争期间我们那些操纵迫击炮的士兵们干的十分的糟糕，当然，炮兵部队——迫击炮营，甚至是迫击炮团——他们接受了很好的训练，但是步兵部队的迫击炮小组就没有那么成功了，事实上，他们曾经有一次几乎就差点把我都给杀了！德国人的迫击炮小队十分精干，他们接受过很好的训练，然而他们的炮兵部队就比较普通了。

除了这些事情外，我们还学习指挥学（相比较其他的学科，这门课程是我在军事领域里学的最好的一门课程），还有思想政治课。思想政治课主要是听老师讲报告，这些报告都十分的冗长，精疲力竭的学员们几乎都无心听课，一些人在课堂上睡着了。我能记住我自己的学习经历——我经常在听这些讲座的时候打瞌睡，在这些课程中，我基本上没有学到任何东西。但是，总的来说，在学院里的大多数时间我们都在学习军事科目，训练安排的十分紧凑，我们都精疲力竭。我们没有完成82毫米口径迫击炮开火前的准备等相关课程，这些知识只能留到前线里学习了。但是我呆在了步兵部队，包括我在内，至少还有30个人没有被派到迫击炮部队去，我们从来没有实弹操纵过迫击炮，这很明智，因为连我们的排长和连长自己都不知道如何去操作这些迫击炮。除了连队指挥员，其他领导都毕业于卡梅什洛夫步兵军事学院，在学院期间他们都没有学习过本该在学院里学习的迫击炮或是和炮兵有关的相关课程，于是有关迫击炮的课程他们都是和我们一起学习的，因此在这方面他们给不了我们进一步的帮助，我们这些学员也都没把迫击炮课程当回事。

1942年5月初，在我们的学习结束之后，学员们都被一一授予军衔，一些人成为了中尉，一些人则成为了少尉，令我惊愕的是，我只被授予了少尉军衔。一开始我还有些心烦意乱，但是渐渐的就冷静下来——这又有什么区别？我们都将前往前线担任排长的职务。480名军官（4个连）毕业了，毕业典礼简简单单的就结束了，和平时的日子没有什么区别——这是战争期间。兵营里空空荡荡的，新学员还在到达这里的路上。我们互相告别，祝大家好运。那时我还没满19岁，然后现在我们即将踏上战场去领导那些比我们年长的战士。战争压在我们这些年轻人的肩膀上的担子和责任尤其的沉重，我们还只是一群年轻人，还都只是孩子，然而现在却必须领导至少100个成熟和有经验的男人，我们对他们的生存负有责任，对维护部队的正常秩序也负有责任，我们必须解决道德品行的问题，但是我们这些年轻人，绝不会低头，也绝不会被打败，这就是我们要走的路。

一些指挥员——我们已经不再是学员了，都是些25到30岁左右的男人，包括我在内，被安排留在了学院里。我们被告知将被派去接受担任反坦克枪排中的坦克歼击排排长的训练，没有人知道这些训练会包含什么内容。后来我们收到了手册形式的说明，声称在每一个步枪营里，首先会派出一个排的兵力及反坦克步枪连来吸引敌人的坦克。学院收到了两把反坦克步枪——一把是捷格加廖夫型，第二把西蒙诺夫半自动型，还有一些反坦克手榴弹。出于节省弹药的考虑，我们很少进行实弹射击，我们通常都是投掷手榴弹模型代替真实的弹药。随后，在1942年6月初，我们被送到了陆军部队。

我们没有直接被送到前线参战，而是被送到了驻扎在马里斯卡雅（Mariiskaya）地区的苏洛克车站的第46 步兵预备役旅中得第364步兵预备役团，在这些团里训练后备人员。红军战士接受最基本的军事训练，大多是射击训练和战术训练——通常是以一个班和排里的士兵为单位进行训练的。我和来自我们学院的朱可夫中尉被送到了狙击手连，他也是莫斯科人。丘达科夫少尉，一个40岁的连长从预备役人员中召集了我们。后来我成为了排长，有30个下属。他们年龄各异，来自不同的民族，很多人年纪都很大，一开始给那些年长的人下命令时我还有些不自在，有些没底气，但后来一切都变得很平常了。排长的薪水是600卢布，其中50卢布作为战争债券被扣除，我们能拿到550卢布的现金，但是有钱也没有地方去花，在团里没有商店，军团之外实行的是配给制，市场价格十分的高：一条面包要200-250卢布，半升伏特加或是摩闪酒要250-300卢布——这些是我们能用薪水购买的所有物品了。

在狙击手连里除了教授射击训练和有关武器的知识外，我们还教他们如何使用小工具挖掘壕沟，利用地形进行隐蔽，急速前进，投掷手榴弹，特别是RGD-33型手榴弹,拼刺刀等内容。他们把那些对枪法和射击术充满兴趣的年轻人送到了狙击手连，试图让他们达到我的水准，但在团里很少有人能够干的比我好。虽然我们没有实战经验，但我们把自己从军事院校里学到的并且能够用到实处的东西全都教授给了这些下属。和来自步兵连的士兵的训练周期相比，狙击手的训练周期更长，经过了两到三个月的训练，有时候甚至更少的时间，这些人都被送往战斗部队作为补充兵员，而团里的军官，更准确的说是那些指挥员，很少会被送到前线去。举个例子，我在团里呆了至少一年（从1942年6月到1943年4月或是5月）。在1942年的夏秋之际，我两次作为行军连的护送官送战士前往作战部队，第一次是去莫扎伊斯克地区，第二次是去沃罗涅日地区，护送军官的职责是负责将人员安全送达，确保人员没有丢失（有很多逃跑的事情）。有些时候连队指导员和指挥员一起护送部队，通常这些连队会被送往师或团部，在那里人员被分配到各个单位。军官也陆续离开第365预备役团前往前线；而来到团部的军官大多来自医院，他们都曾受伤并且已经恢复了，有些人还伤的很严重。是我离开团部的时候，我已经在团部呆了很长时间，在此期间我也成长为了一名出色的射手。在团里我没有什么好朋友——很多好朋友都先与我离开团部了。对我来说，能够离开预备役团是一件高兴的事情。

1943年5月末期，我被送往莫斯科军区干部处，在那里我和其他一些军官被送往了位于莫斯科附近的库奇诺的军官预备役营，在那里我们呆得时间不长大概只有一个月左右，其间我们无所事事，都想能尽快被派往前线参战。1943年6月末期，大约100名军官被派往了布良斯克的前线，我们在莫斯科坐上火车开始了旅途，后来通过搭便车或是徒步的方式前往前线，那段时间正值库尔斯克战役——战时最大的一次战役。我们的反击取得了成功，但是由于在防卫和进攻过程中战斗十分的惨烈，部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战士和军官都损失很大。这就是布良斯克方面军急需后备人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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