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烛光生存狂]-《西藏平叛故事》中的战争史实之考证

《西藏平叛故事》中的战争史实之考证

　　不久前笔者在网上看到一篇题为《西藏平叛故事》的文章，这是关于一场被遗忘的战争的的新材料，转述了一些作者从父辈那里听到的“平叛故事”。这篇文章篇幅不长，写的还挺生动。由于作者以老18军军人后代的身份讲故事，他讲述的事情似乎应该是可信的、有根据的，可以补充旧的文字资料的缺漏之处。但是这篇文章存在着一些疑点，有若干处内容与既有史料并不一致，甚至南辕北辙。笔者利用所能找到的有限资料，对《西藏平叛故事》这篇文章中所涉及到的贡嘎伏击战、扎囊伏击战、“伏击医疗队”事件、姜华亭的个人经历等史事进行考证，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事件的原貌，对该文中的一些疑点进行廓清。

　　一、贡嘎伏击战

　　原文中写道：“……58年底，元旦前夕， 155团派30多台车运送过节物资到距拉萨30公里外的三营所在地，由三连负责押送，连长带一个尖兵排坐在第一辆车里，指导员带两个排压后。当车队行驶到一个山嘴时，车队不知为何停了下来，只有连长和尖兵排的车继续前行，刚转过山嘴，早已守候多时的一千多藏军看机会来了，集中火力，朝这辆车猛烈开火，一个排的战士来不及还击，全部牺牲在卡车上，只有连长和通讯员从驾驶室爬出来，躲到河边的枯柳树桩里才逃过一死。”

　　这一段文字描写的是1958年12月18日的贡嘎伏击战。根据国内历史资料记载，1958年12月16日西藏军区步兵第155团命令三营营长杜效模率该团一、三连护送山南分工委干部返泽当和给泽当驻军运送物资，分乘二十七辆汽车从拉萨出发前往泽当。18日155团命一连留守曲水渡口，让杜效模率三连护送车队前往泽当。18日当天车队行至贡嘎宗时遭到藏军伏击。《西藏平叛故事》提到这支车队有30多辆汽车，但国内的公开史料均记载为27辆汽车，然而当年参战的藏人都说汽车比二十七辆更多。藏军的指挥者然楚阿旺也回忆说：“二十九辆车在我们的袭击下停在路上”（姜华亭的自述《汉人罗桑扎西》记载当时有一辆汽车折回逃走）。所以该车队的车辆的确切数目有几种不同的说法，目前只能存疑，不过可以估计其大致的数量在三十辆左右。

　　《西藏平叛故事》中说三连连长“带一个尖兵排坐在第一辆车里”，遭到袭击后“一个排的战士来不及还击，全部牺牲在卡车上，只有连长和通讯员从驾驶室爬出来，躲到河边的枯柳树桩里才逃过一死。”但是这段描写很成问题。据《西藏平叛纪实》一书记载：车队遭伏击时三营营长杜效模（而不是三连连长）正在第一辆汽车里面，战斗发生时车上的驾驶员当即阵亡，汽车借着惯性直冲出公路掉进雅鲁藏布江，车上人员无一生还。该书写到战斗发生前杜效模曾派出尖兵班侦察情况，不久又催促尖兵班快点上车。因此第一辆车中除司机和杜效模外应该还有尖兵班在车上，而不应该有一个排。当时在藏军伏击圈最尽头（东头）的阵地上有然楚阿旺的弟弟丹扎等人埋伏，根据丹扎的回忆，战斗打响后车队的第一辆车立即停了下来，第二辆军车则跳河，车上的人除了淹死的以外，还有两个人抓住车栏杆浮出水面，都被乱枪打死。这样根据丹扎的说法掉进江里的是第二辆车而不是第一辆。丹扎还说敌方在第一辆车旁边留下了十八具尸体，显然他清楚地看到了第一辆车停在路上。所以比较《西藏平叛纪实》的记载和丹扎的回忆，笔者认为丹扎的说法比较可信，掉入雅鲁藏布江的是第二辆车。但这样一来《西藏平叛纪实》中记载的杜效模随第一辆车沉江的事情就有了问题。杜效模到底是怎样阵亡的，他当时是否在第一辆车里，恐怕已经永远成谜，但他确实是在这场战斗中战死了。

　　《西藏平叛故事》中称当时有“一千多藏军”设伏，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西藏平叛纪实》一书中写到有“七百余名叛匪”在贡嘎设伏，这个数字也是错误的。实际上在贡嘎设伏的藏军只有六十多人五十多条枪。贡嘎伏击战中藏军一方的指挥者是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右翼总指挥然楚阿旺。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于1958年6月16日在山南竹古塘正式成军，然楚阿旺担任右翼总指挥。十月十日四水六岗卫教军的机动部队在玛雄山口（《西藏平叛纪实》中称此地为根浪沟）遇到在此设伏的大批西藏军区部队，很多人被打散。然楚阿旺也被冲散，后潜至拉萨，连络了从噶瓦、理塘等地逃来的藏人以及部分四水六岗的散兵六十多人，在澎波成军建立兵营，一共六十二人。不久他们转移来到贡嘎宗设伏。在贡嘎伏击车队的除了这六十多人外，贡嘎宗的宗本和百姓也来助战，其中宗本持一支步枪参战，百姓则从山顶向下滚石头和给藏军送水送吃的。有可能解放军看到了山上的百姓因此觉得藏军人多势众，或者是为了给这次惨败找个台阶而夸大了对方的人数。其实藏军的数量不多，远远没有七百多人甚至一千余人之众。

　　二、扎囊伏击战

　　《西藏平叛故事》一文又写道：“155团团长乔XX（后来的成都军区政治部主任）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他最信任、最得力的猛将，一位留守三营的副团长速去接应。副团长带着八连坐上三辆卡车火速赶往出事地点，在路经一小村庄时，藏军向副团长所在的第一辆车发射了一枚榴弹炮，轰的一声，副团长和一个排的战士无一幸免。这一下子，155团就损失了两个排，从此155团就与藏军结下了血海深仇，全团战士发誓要为三八连讨回血债。”

　　这一段文字描写的是1958年12月19日紧接着贡嘎伏击战之后发生的扎囊伏击战。18日杜效模在贡嘎遭伏击后，155团副团长殷春和率领七连、八连分乘四辆运输车于19日从泽当出发前往贡嘎增援杜效模，行至扎囊时遭到藏军伏击，官方资料称此战副团长殷春和以下五十六人阵亡，十三人受伤。

　　原文中提到的“155团团长乔XX”指的是155团团长兼政委乔学亭，至于“一位留守三营的副团长”当然是指155团副团长殷春和。文中称“副团长带着八连坐上三辆卡车火速赶往出事地点”，实际上殷春和当时带领着七连、八连两个连前往贡嘎。至于卡车数量也不是三辆，国内资料和藏人的回忆均称有四辆汽车。至于所谓“藏军向副团长所在的第一辆车发射了一枚榴弹炮”之事应该是并无此事。根据参战的藏军回忆，战斗发生时前面两辆汽车和后面两辆汽车相隔几百米，藏军无法同时伏击所有车辆，只好向前面两辆车开火，后面两辆车里的解放军则占领了附近的一个小山头。《西藏平叛纪实》一书记载道：“十四点三十分，殷春和所带的部队进入叛乱武装的伏击圈。叛匪立即以猛烈的火力从四边向殷春和部队射击，有两台车的驾驶员同时中弹牺牲，汽车斜滑到路沟中，其余两台车也停止前进，车上人员纷纷下车隐蔽还击。”除此之外该书并未提到藏军用火炮向车辆轰击，显然战斗刚打响时藏军是以轻武器向车辆射击并造成驾驶员中弹阵亡。“轰的一声，副团长和一个排的战士无一幸免”更是不可能的。因为据《西藏平叛纪实》记载，前面两辆车遭到射击后殷春和并没有当即阵亡，而是组织部队向贡嘎方向冲击，当他正在组织第三次进攻的时候中弹阵亡，殷春和阵亡后两台车被打中油箱而燃烧起来，因此汽车并不是被榴弹炮击毁的，而是因为油箱中枪弹而使车辆被烧毁（据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士兵降央丹增回忆，解放军最后从山头上向自己一方的已被击毁的军车炮击，将其全部摧毁）。前面两辆车里的解放军也没有在战斗一开始的时候全部死光，而是慌忙下车抵抗，当然他们的损失是非常惨重的。根据参战的藏人回忆，一些藏军因遭到躲在车底下的解放军射击而阵亡。因此藏军向第一辆车发射榴弹炮造成副团长和一个排的士兵全部阵亡一事是不存在的。那么在扎囊伏击解放军的藏军是否拥有榴弹炮呢？答案是否定的。《西藏平叛纪实》和藏军的回忆都未提到藏军有榴弹炮。参战藏人的回忆中倒是提到藏军使用了一门美国空投的火炮，炮手用它来轰击占据了小山头、从山头上往下冲的解放军，这门炮“发射时后面会喷出火焰”，因此该炮显然是无后座力炮，而不是榴弹炮（美国曾向四水六岗卫教军空投过少量武器，到1958年底美国已经向四水六岗卫教军空投了两门无后座力炮，从来没有向卫教军空投过榴弹炮）。

　　三、“伏击医疗队”之谜

　　《西藏平叛故事》接着写道：“还有一次袭击发生在拉萨郊区，一辆坐了十几个西藏军区总医院医生护士的救护车遭到藏军的袭击，因为是女性，她们受到更惨无人道的折磨，去收尸的战士见到这些女兵的死状，无不动容。”

　　这段文字对照国内资料特别是《西藏平叛纪实》的记载，可知其描述的是1958年9月17日西藏军区的一支医疗队乘坐的汽车在麻江宗附近的马拉山南麓公路（拉萨到日喀则的公路）上遭到藏军伏击（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解放西藏史》一书记载这次遭伏击的地点是在乌郁宗（现南木林县乌郁乡）以东马所拉），车上16人全部死亡（其中有2名女军医）一事。据《西藏平叛纪实》记载：9月12日西藏军区从49医院（后来称总医院）抽调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军区后勤防疫所抽调助理员王能勤和朱连喜，军区门诊部抽调军医张桂兰、军医王宝能、助理军医田松茂、女助理军医陈焕华、司药赵鼎、张勇亮等人组成一个医疗队共十四人（包括司机在内共十六人），由曾担任74医院院长的王能勤大尉负责，准备到日喀则为160团的干部检查身体。9月17日西藏军区情报部副部长蒋文奇在公路上拦下医疗队的汽车，对王能勤说“我告诉你，山上有叛匪活动，你们要小心点”，王能勤却轻蔑地说：“毬，几个土匪怕屌，老子还担心碰不上他，碰上他还算我运气好，正好可以抓狗日的立功。”（无独有偶，杜效模在贡嘎遭伏击前，乔学亭曾经警告过他要多加小心，他却对乔学亭说：“嘿，几个破叛匪就把人吓成那样，如果要叫打，我杜效模带一个连保证把西藏打平。”）九点钟左右汽车缓慢爬行在马拉山最陡的地段时遭到藏军的伏击，在不到半个小时的战斗中16人全部阵亡。“叛匪最后冲下来，见有几个重伤未死的医务人员，他们就用砍刀全部杀死……”增援部队赶到时战斗早已结束，蒋文奇带部队向山上跑，到了出事地点后发现16个人都躺在汽车周围几十米内，死在车上的四人的手指上还套着手榴弹的拉环，身边有几颗空弹壳，有三个人身上除枪伤外还有长长的刀口，蒋文奇据此判定他们“是被叛匪用刀杀死的伤员。”除此之外该书并未提到女军人“受到更惨无人道的折磨”。

　　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首批进军西藏的女兵们》一书中收入了一名女兵对陈焕华的回忆（作者：孙卫芹）：“1959年，从西藏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不幸消息，西藏部队卫生处组织部分医务人员到部队给官兵体检，从昌都卫生处乘车出发，并派出一排武装人员护送，路经某大山脚下，时已近深夜，遭遇大批匪徒袭击，同志们被匪徒杀害，碎尸于路旁，翌日接到藏民报信，部队立即派人去现场，被杀害的同志面目全非，惨不忍睹，焕华同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杀害的。这批匪徒在当年西藏平息叛乱时被彻底消灭。”这里讲述的显然正是这次伏击医疗队的事件。但是第一，《西藏平叛纪实》中并未提到阵亡者有被碎尸，只是战斗结束后蒋文奇看到车上有三个人身上除枪伤外还有长长的刀口，因此判定他们是被敌人用刀杀死的伤员；第二，国内资料包括《西藏平叛纪实》在内一般都只提到医护人员乘坐的一辆汽车遭到伏击，并未记载还有一排武装人员护送；第三，《西藏平叛纪实》所记载的战斗发生时间是上午九点钟左右，而不是接近深夜的时候；第四，另外根据《西藏平叛纪实》的记载增援部队并不是“翌日接到藏民报信”后才到达现场的，战斗发生时蒋文奇正在山下，听到山上的枪声时蒋文奇看表知道是九点钟左右，立即向军区汇报，后来他和增援部队赶到现场；第五，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官方资料和《西藏平叛纪实》一书中都说这件事情是发生在1958年9月17日，而这篇回忆文章却说是在1959年发生的，还提到“这批匪徒在当年西藏平息叛乱时被彻底消灭”，这个“当年”当然只能是全面战争爆发及解放军占领山南的那一年即1959年，为何会出现这种年份上的矛盾不得而知，反正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第六，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这篇回忆文章中所写的“这批匪徒在当年西藏平息叛乱时被彻底消灭”这件事情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事实上1959年4月的山南之战中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比较顺利地撤退到了印度，其主要力量并未被消灭。解放军在山南战役中战果甚少，五十四军军长丁盛因此气得暴跳如雷。

　　而在《血祭雪域》一书（作者：跋热•达瓦才仁）中也记录了1958年9月17日的伏击战，但是其详细情形更为复杂。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于1958年6月16日在山南竹古塘正式成军后，为获取武器，大约八月左右（《解放西藏史》一书中记载为8月12日，《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中所记则为8月15日）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总指挥恩珠仓•贡布扎西率领七百多名精锐骑兵从竹古塘出发前去劫夺位于日喀则地区南木林宗甘登青柯寺的一个西藏政府的军械库，那里储存有以前西藏政府购买来的一部分英国武器军火，委托给甘登青柯寺看管。途中经过与解放军的激烈交战后，9月初贡布扎西率部到达甘登青柯寺夺取了武器，在当地整训了一段时间后于九月中旬离开南木林宗起程回山南。卫教军向东进至乌玉藏堂，那里有中共从羊八井到日喀则的公路通过。9月17日，卫教军主力刚到达乌玉藏堂就接到前卫的报告，称从日喀则方向和从羊八井方向分别有车队前来，恩珠仓•贡布扎西当即下令：现在有枪弹了，打！卫教军兵分三路：一路守总部，其他两路分别伏击从公路两头开来的车队。右翼总指挥然楚阿旺率队迎击从东（羊八井）往西开来的车队，一共有七辆车（远处还可看到有一些车）。汽车进入伏击圈后突然遭到攻击，有一辆车内载有几十名女兵和许多电影胶卷等，另一辆车载一台庞大的机器，上有各种钟表等，据姜华亭介绍这是监测电报发射用的，西藏军区也只有两台，其他车内载有许多骡马，全部被乱枪击伤、击死而无法使用。这次战斗击毁了五辆中共车辆并俘虏了中国人司机。据参加过这场战斗的芒康人塔幸回忆，他们在达玛拉伏击时击毁了几辆车，其中一辆车里有一名中国女军官，塔幸取走了这名女军官尸体上的手枪。而在公路另一头的卫教军也击毁了七、八辆从日喀则方面向东开来的车辆，但似乎不是军队所属的汽车，其中有一辆甚至是卓木寺拉让的车，车上还有拉让的管家和四、五个随从，开车的是中国人（看来卓木寺拉让已经成为统战对象），战斗中拉让管家被误伤，不久伤重而亡。卫教军这次在公路上伏击车辆一共俘获了七、八个中国人司机，后来将他们困在一块岩石上一走了之，未予加害。

　　将这份资料中对9月17日的公路伏击战的记载与国内资料对照起来看，医疗队所乘汽车应该就在当时从东向西开的车队当中（因为医疗队是从昌都出发前往日喀则），塔幸回忆中所说的“达玛拉”一地应该就是中共资料中的“马拉山”，很可能塔幸提到的那名中国女军官就是两名女军医中的一个（军医张桂兰或助理军医陈焕华）。孙卫芹的回忆中提到的护送医务人员的“一排武装人员”如果确实存在那就应当是在这几辆汽车中的一辆汽车上并且遭到歼灭。不过国内资料都没有提到有人在9月17日的战斗中被藏军俘虏，当然存在这种矛盾也不足为奇，国内资料对战损有所隐瞒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如1956年芒康的普巴本袭击桑巴竹卡时俘虏了17名解放军，国内资料却根本没有解放军被俘虏的记载，而且阵亡人数也缩了水。

　　姜华亭的自述中也记载了卫教军在拉萨和日喀则公路（羊巴井）的一次伏击战中打死了一些医护人员，不过这次战斗发生在九月下旬卫教军第二次通过拉萨和日喀则公路的时候。《血祭雪域》记载：四水六岗卫教军在1959年9月20日的尼木大战和9月21日的嘎岗战斗中击破解放军的围追堵截后，卫教军于天黑时赶到羊八井草地一带，当时卫教军所处的位置是前（南）有拉萨到日喀则的公路，后（北）有拉萨通过羊八井到日喀则的公路，为摆脱解放军的围堵只能向东北方向越过羊八井公路，因此贡布扎西决定向北进发通过羊八井公路。卫教军前卫行至公路边，分兵把守两头，掩护总部通过。两头的卫教军均遇到中共汽车。公路一头是一辆吉普车，卫教军向其射击，对方没有还击，车内人员伤亡情况不明。另一路由嘉戎西然等部警戒，他们用缴获的七六二机枪向车辆射击，之后从车上下来一人，他因为听到七六二机枪射击声以为是遭到自己人误击而下车喝问，西然用汉语答话而伺机靠近将其射杀，藏军攻击并焚毁了那辆汽车和另两辆汽车后在火光中退出战斗。对这一次的战斗姜华亭在自述中回忆道：“呢木宗大捷后，回师藏北，在拉日公路上，又打了一次小型胜仗。……我们决定二次通过拉萨和日喀则公路（羊巴井），与敌人打一次埋伏战。…… 不久，日喀则方面来了三辆卡车，第一辆车蓬敞开，装载的约两班士兵，我们判断其后续汽车中，一定有重要东西，待车辆进入埋伏线，一声信号枪，五十支步枪火力射击截住，前一辆护送兵听到枪声，并未折回营救。我们在两辆汽车上打死了一六零团驻防后藏，送内地休假的军官八人，夺获八支手枪。敌人尸体上的手表等贵重东西，因藏民风俗，不能取有血迹东西，所以没有拣拾。军区陆军医院少校尹副院长，在汽车打坏之际，乘夜色苍茫视线不清而逃跑了，只遗留下军帽一顶，在其帽内检查得其身份。又打死两名高级女护士，两名上尉医师，同时夺获由亚东进口的印度客什米尔出产的多箱苹果，大家就分而食之，都说代表拉萨的张经武、张国华、谭冠三等而享受。”

　　《血祭雪域》和姜华亭的自述对这场战斗细节的描述并不完全一致，但都讲明战斗是发生在晚上。姜华亭回忆这次伏击战打死了几名医护人员，似乎与9月17日“伏击医疗队”的那场战斗比较相似。在西塞罗的《西藏平叛中的“四水六岗卫教军”》一文中，作者将9月17日的战斗与姜华亭回忆的这次拉日公路伏击战当作同一场战斗，在“伏击医疗队”一节中将两场战斗的情节糅合在了一起进行叙述。但是这两场战斗有明显的区别，不应混为一谈，因为：第一，战斗发生的时间不同，前者发生在9月17日尼木大战之前，而后者发生在9月下旬尼木大战之后；第二，汽车行进方向不同，9月17日的战斗中医疗队乘坐的汽车是从东向西开前往日喀则，而后一场战斗中姜华亭提到的三辆卡车是从日喀则开来前往内地，其行驶方向当然应该是从西向东。所以从这两点来看应该将这两次战斗区分开来。

　　尽管如此，考虑到两场战斗中都有医护人员死亡，尤其是两次伏击战中都有两名女性医护人员死亡，这样巧合的事情很难想像。由于卫教军多次在公路上伏击中共车辆，一再造成损失，有关的文字记录会不会因此出现混乱，将战斗时间和情节张冠李戴？注意《首批进军西藏的女兵们》一书中孙卫芹的回忆文章将这次战斗的时间写成1959年，这是否暗示着伏击医疗队之战实际发生在另一个时间，而不是1958年9月17日？或者根据姜华亭的回忆录，是发生在1959年9月下旬？但是国内资料对于9月下旬的公路伏击战并无记载，这就给核实这两场战斗的情况造成了极大困难。所以笔者只能将这个谜团保留下来，希望以后能发现新的材料来解开“伏击医疗队”之谜。

　　四、姜华亭其人

　　《西藏平叛故事》在后面继续写道：“几次偷袭干得干净利落，绝对不是藏军的风格，损失如此惨重主要是因为115团（应为155团）出了个叛徒。这个叛徒是155团当时少有的文化程度很高的炮兵主任，河北人，长的一表人才，聪明能干，是乔团长眼中的红人，原本是个很有前途的连级军官。可是他与西藏的上流社会来往频繁，经常与西藏贵族相约吃饭喝酒，很快就和一贵族小姐勾搭上了，夜不归宿，造成极坏的影响，乔团长正准备处理他，他得到消息后，骑着匹快马出了营房，跑到昭觉寺（藏军老巢）就一去不回了（换个角度看，也许还是个凄美爱情故事的素材）。这几次袭击都是叛徒一手策划的，……”

　　该文提到的这个炮兵主任就是1958年投奔了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的155团炮兵主任兼炮兵营长姜华亭。文章中将姜华亭投奔藏军的原因说成是由于男女关系问题。无独有偶，国内资料中也已经有类似说法，如《解放西藏史》一书这样写道：“一五五团司令部炮兵主任（股长）姜华亭因与藏族妇女乱搞两性关系触犯军纪，在敌人诱逼下逃离部队，投入叛乱武装，背叛祖国。”姜华亭在西藏确实有一段风流韵事，但是姜华亭投奔卫教军的真正原因并不是由于“与藏族妇女乱搞两性关系”。姜脱离解放军的想法由来已久，与“乱搞两性关系”没有直接关系。关于姜华亭的心路历程记载最详细可靠的的资料是他的回忆录《汉人罗桑扎西》，要解释他离开“革命阵营”的原因必须从这本书着手。

　　1、“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根据姜华亭的自述，他是山东省莱阳县人（不是河北人），家在中国山东省莱阳县九区孟格庄村。他早年在家乡参加了抗日儿童团，后来加入了中共领导的地方游击队，1946年7月20日成为党员。姜华亭从战士做起，逐级晋升，被提拔为司务长、副排长、排长、副连长，1951年已经当到炮兵营副营长。姜的父亲曾在三教饷粮食站任职，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10月国军第一次进驻莱阳，姜华亭的父亲当时担任村粮食站副站长工作，因怕瞒不住国军特务，将四万斤麦供给国民党军队。1948年解放军回到莱阳后召集大会批斗姜华亭之父。红太阳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姜华亭父亲的下场可想而知。他在批斗中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极度痛苦中死去。姜华亭直到1951年才得知此事，大为震惊，“从此埋下我反共复仇的因素。”

　　姜华亭的父亲只是内战中千千万万的牺牲者之一，这场悲剧是残酷的阶级斗争的一个缩影。那个年代死于非命者不计其数，各种悲惨事件层出不穷。既然“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那“宽大为怀”就是不能指望的。其父即使能躲过内战结束，恐怕也跑不了“镇反”。

　　前中共记者卢弘的回忆文章《人血不是水——记我们家乡的牺牲者们》中记述了卢弘的家乡江苏省泰兴县在国共内战中血流成河的悲惨景象：“我查了手头有的资料，见其中记载：我们一个县牺牲的本地出生的人，共有五千余名，外地来的有三千多名，总共为八千多人，那就有八千多件惨事，并且还只是在册的革命烈士，不算那些被误打冤死的普通老百姓，……”“我又记得，自己从小就在江边上，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从上游漂下一个又一个浮尸，不知道他们是从哪儿漂下来的，……只是已经感觉到，就在这条江上及其两岸，到处都在死人，每天都在死人！……”“当然江上的浮尸并不都是“我方”的人，也未必都是好人，其中会有敌人和坏蛋，但是不论怎么说，他们原来也都是大活人。所以，如果将当年死去的人，包括敌方和其他各方，来个综合统计，其数字必将更为惊人。……除此以外，在本县当地进行的“打击汉奸恶霸斗争”中，曾经分批或个别地“镇压”了一千二百多人，平时袭击偶尔遭遇和临时的相互骚扰、侦察、摸哨和锄奸、惩恶等等，也曾多次“毙伤”过敌人和坏蛋。统计数字虽是冷漠的，但如作为个体，也都是一条条活鲜鲜的生命和一腔热乎乎的鲜血啊！按说我们家乡在战争年代算不上斗争最为尖锐激烈之地，各方人员的伤亡数字也不会最高，但如以此类推，算算全省各县以至全国各地的死伤人数，不就是个天文数字甚至不计其数了吗？这场人间劫难的幸存者，凡是从那个年头过来的人，尤其是我们的党员干部革命同志们，几乎都有着九死一生的经历，并且在他们身上特别是心上留下了累累伤痕和深深创伤。”（《人血不是水——记我们家乡的牺牲者们》，收入卢弘自选集《人血不是水》2001，此书由卢弘自选自编自印又自费出版）由此可见，这场“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是何等惨烈！

　　父亲的死显然也在姜华亭的“心上留下了累累伤痕和深深创伤”。五十年代姜华亭进入沈阳高级炮兵总校学习，毕业时他主动响应组织号召，志愿到西藏工作，以寻机脱离解放军。

　　（注：本文中的“西藏”一般指的是西藏自治区范围内，不是“Tibet”所指的卫藏、康、安多三区的全部）

　　2、自愿进藏

　　1956年姜华亭随援藏部队到达扎木，被任命为155团副团长兼炮兵营长。到达扎木不久，西藏军区以交通不便，把各团炮兵编制缩小，把炮兵副团长改成炮兵主任兼炮兵营长，姜华亭遂成为155团炮兵主任兼炮兵营长。留驻扎木期间，姜华亭未能找到机会出走，却在珞巴人居住地不远处遭到冷箭袭击，幸好没被击中。

　　1957年解放军与西藏政府军在拉萨大桥险些发生流血冲突。155团奉命紧急赶到拉萨，虽然事件最终得以和平解决，155团却从此留在拉萨，担任保卫西藏工委及西藏军区司令部的任务，驻防林卡萨巴。林卡萨巴是西藏政府军第一代本（团长）朋措扎西的花园。林卡附近住著林卡的老管家强巴甘登一家，他与19岁的女儿次仁卓玛相依为命，家中并不是很富裕。姜华亭认识强巴甘登一家后向老管家吐露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他还通过老管家认识了藏军第二代本（团长）扎西斐拉和一营营长旺德。这段时间里姜华亭爱上了老管家的美丽女儿次仁卓玛，两个人的感情与日俱增，没过多长时间“就钻到一个被窝里去了”。当时中共禁止干部和西藏贵族姑娘通婚（这让我想起国共内战期间禁止中共军人和军队中的日本技术人员谈恋爱，以及后来在大陆的马共基地里禁止中国人和马来西亚人谈恋爱，因此造成情侣自杀殉情的事件，大陆的马共基地后来对个人问题有所变通），但这段感情却使姜华亭 “在心灵上感到无限的安慰”。这段风流韵事大概就是所谓的“乱搞两性关系”，但这并非姜投奔四水六岗的直接原因。直接的导火索是后来的西藏整风。

　　3、风云诡谲话“阳谋”

　　1956年底，驻藏十八军内部的三个将级军官，包括十八军参谋长李觉、后勤部长秦志植、政治部主任洪流等少将级以上军官，背著十八军党委，联名上书毛泽东，对中央在西藏的做法提出异议，实际上是指出了社会主义改造“引起全体藏民反感”从而造成动乱，当然提出的建议也无非是暂行缓兵之计，待到将藏民稳住了之后再进行改革也不迟。可是气量狭小的毛泽东却咽不下这口气，等到内地反右派运动结束后，于1957年底开始在西藏进行整风运动，先是在党内开展大鸣大放运动以引蛇出洞，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保证下诱使人们畅所欲言，对党和政府提意见。按照“阳谋”的计划，整风运动接下来就顺理成章地发展为反右派斗争。到1958年3月17日谭冠三宣布停止整风，进行反右派运动。这时候大家才发觉上了当，一时间人心惶惶，各机关部门充满着不安。西藏反右的特点是：内地反右针对的是党外的民主人士，西藏反右则针对的是党政部门的人员，换句话说：这次整的都是自己人！

　　前面提到的李、洪、秦三人在反右派中首先遭到斗争，其他有过不满意中央政策的发言的，都被打成反党、反人民小集团，共牵连了四百多人。

　　反右派运动中揪出的“反党集团”当然不止一个李洪秦反党小集团。《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记载：“从四月四日起，工委召开干部会议，会议开了七个多月，到十一月十日结束。这是一场反右派斗争的会议，会议错误地集中批判并且错划了工委副书记范明为“极右分子”和“以范明为首的反党集团”。会议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用了五个月的时间，批判了“以范明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反党路线”，经中央批准，错误地给范明戴上极右分子帽子，把范明、白云峰、梁枫、曾实四人划为“反党集团成员”，并开除了党籍。会议第二阶段，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错误地批判了陈竞波、夏仲远二人，并错误地称白云峰、陈竞波、夏仲远为反党集团的“三关口”，认为陈、夏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分别给予党内和行政处分。一九七九年对这一案件进行了复查，一九八O年五月，中央对这一案件作出结论，复查结论对上述同志所受处分分别进行了改正，或给予平反。”这一段资料只写到了西藏工委内部的整肃，还没有提到军队内部的清洗。

　　从姜华亭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到，当时有许多驻藏军人心怀不满，有对统购统销造成人民生活艰难有意见的，有对大跃进导致百姓吃不上饭感到愤怒的，有的军人父亲被枪毙，母亲和弟弟也受到迫害，认为如此对待革命军人家属还不如不革命。当然这些大胆地表达了不满的军人都遭了殃。

　　姜华亭当时也在会上提了意见，大意是讲这几年老百姓没有粮食吃很可怜，以及机关里忙着整人使得同志间的关系比过去差远了。不久有朋友告诉姜华亭：上次你在会议上的发言，听说有人给你作了不好的记录、还有你和林卡老头的姑娘之间有不正当的关系，你可要当心啊！姜华亭感到情况不妙，自己说不定哪一天就会被清洗，终于下定决心离开解放军，前去投奔西藏反抗军。

　　就在西藏军区和西藏工委反右派反的不亦乐乎的时候，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已经是成军在即，磨刀霍霍了！

　　关于姜华亭离开解放军投奔四水六岗的过程这里不作详细介绍。

　　4、姜华亭与四水六岗

　　《西藏平叛故事》称“这几次袭击都是叛徒一手策划的”。但是历史资料中缺乏证据证明这一点。如前所述，贡嘎伏击战是然楚阿旺指挥的，并无姜华亭参与。至于扎囊伏击战，则是然楚阿旺从贡嘎派人向山南藏军求援后，藏军援军遇到解放军援军而发生的。姜华亭的回忆录里也没提到他跟贡嘎、扎囊伏击战有什么联系。至于“伏击医疗队”事件，其确切时间和经过如前所述仍然扑朔迷离，很难评判姜华亭在这次战斗中究竟起了多少作用、有没有参与策划。姜华亭的确对四水六岗的作战起了很大作用，但不能说四水六岗能打败解放军全是由于他起的作用，离了他四水六岗就打不好仗了。毕竟战争中藏军经常打伏击，伏击车辆和运输队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并非自姜华亭参战时开始。就以西藏自治区为例，早在1956年昌都地区的藏军就开始伏击车辆，连苏联专家都险些变成枪下鬼。还有1958年6月4日囊谦二十五族的三个部落在今青海省玉树州称多县的厐智沟伏击了一个武装工作团，歼灭了四十多辆汽车共六百多人，等等。藏军有时甚至一个人单枪匹马也敢袭击车辆。极左作家萨苏的文章《老兵——从西藏平叛归来》中就披露了一场这样的战斗：1961年春天“俞师傅”开车通过川藏线运送一批物资去拉萨，途中突然冒出一个藏军，拉开车门用霰弹枪向驾驶室里面放了一枪，“俞师傅”背部和腿上中弹，汽车滑入山涧，两名押车的士兵阵亡，“俞师傅”和副驾驶受伤但侥幸未死。那名藏军后来在解放军围剿之下投水自杀了。尽管萨苏在文中表现的极度蔑视和仇视藏军，好像他们杀了自己祖宗八辈一样，可是他却不小心透露出直到1961年战争已经基本结束、藏军几乎已经全部覆灭的时候还有宁死不屈者冒死出击并造成解放军伤亡，这种事情不能不令人感到惊讶。

　　再回到正题上来，既然没有确切证据证明那几场战斗是姜华亭策划的，那为什么《西藏平叛故事》的作者说“这几次袭击都是叛徒一手策划的”呢？无独有偶。在一篇题为《目标喜马拉雅山——赴藏祭灵散记》（作者：张维祯）的文章中，作者提到：西藏军区边防E团（对照其他资料该部队应为步兵第五团）通信参谋李怀春和副团长盛永胜于1961年10月24日“遭叛徒姜华亭在牛库设伏阵亡。”这里提到了姜华亭，但实际上姜华亭早在1959年就已随四水六岗撤退到印度，之后一直过着平民生活，再未参战。牛库伏击战应是木斯塘游击队发动的，而姜华亭与木斯塘游击队也没有什么联系。总之牛库伏击战与姜华亭毫无关系。作者硬将这场战斗与姜华亭扯到一块儿，这又是为什么呢？

　　最合理的解释是：1、姜华亭当时在“平叛部队”中名气很大，本来出身就不一般，投奔四水六岗后又确实表现不俗，西藏军区曾对其开出四万大洋的赏格，可见对他的重视，所以有些事情有意无意的就往他身上靠；2、解放军轻视藏民，不愿意承认自己被藏人打败，吃了败仗之后就说成是姜华亭出的主意，给自己找个台阶下，因为姜华亭原来是解放军的资深军官，非常了解解放军的战术，被他算计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西藏平叛故事》除了牵强附会将几次战斗硬与姜华亭扯到一起之外，其他一些说法也不准确。如后面说姜华亭后来“带领两千多藏军从拉萨逃出来”，这是明显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拉萨战役发生时姜华亭正在山南协助四水六岗围攻泽当，四水六岗也没有参加拉萨战役，姜华亭当然不可能“带领两千多藏军从拉萨逃出来”。在拉萨虽有一些人逃出，但基本上是七零八落、不成建制的，没有一个人就能带出两千人逃出来的，更不要说人根本就不在拉萨的姜华亭了。文章在后面又说“据边境情报站的准确消息”，姜华亭先是去了印度，后来又逃到了台湾。但实际上姜华亭自1959年随四水六岗撤退到印度后就一直在印度生活，连台湾的影子也没看见。姜华亭去了台湾的说法不知道是怎么冒出来的，如果这就是“边境情报站的准确消息”，那情报人员应该上吊自杀。

　　总之《西藏平叛故事》中关于姜华亭有一些很离奇的说法，这反映了即使是当年参加“平叛”的军人对战争也充满了错误的印象。有时老兵的回忆也并不比新华社可靠多少，除了一些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

　　以上即是笔者对《西藏平叛故事》的若干分析与考证。由于某些原因，文中还有另外一些有问题的说法笔者就略去不写了。总的来说这篇文章内容生动，但准确性很有问题。文章内容表明其中所提到的事件和人物确实是作者从父辈那里听来的，因为这些事件和人物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纯属闻所未闻、就像火星一样遥远，除了专门的研究者之外极少有人知晓。然而从军人口中听来的事情与真实的历史相比却已经走了样，除了原有的偏见之外，口口相传时也难免会添油加醋，越说越玄，而文字记载（指大陆公开史料）的匮乏又加剧了这一倾向。

　　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这篇文章仍然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因为谁也不能保证其他的文字资料就百分之百的可靠。至少在那些千篇一律、破绽百出的“正史”之外，存在这样一篇“野史”也无伤大雅，起码可以让人了解这出历史活剧原来是这样的跌宕起伏、扣人心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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