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烛光生存狂]-专家呼吁调整计生政策有条件放开二胎生育

15年后每两人养一名老人 700余万家庭仅有一个孩专家呼吁调整计生政策

　　晨报讯（记者贺岩）北京老年人数量进入急速增加阶段，按目前趋势，预计到2025年，平均每两个劳动力就要赡养一位老人。中国人口学人口政策委员会委员、我国著名人口专家陆杰华昨天表示，希望国家调整计生政策，建议夫妻双方有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第二胎。

　　昨天，丰台区召开人口与发展论坛。市政协委员、北大教授、中国人口学人口政策委员会委员、著名人口专家陆杰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目前北京市约有700余万居民家庭每家仅有一个孩子。按照目前情况来看，大约是每三到四个劳动力供养一个老人。按照当前的趋势发展，预计到2025年，北京市将出现每两名劳动力赡养照顾一位老人的状况。养老问题对一般家庭而言都将是一个大问题，负担比现在要大得多，同时还会对北京市的各方面都产生重大影响。

　　陆杰华告诉记者，北京目前测算的数据是以户籍人口为基准的，没有计算常住外来人口，而多数外来人口都是青壮年劳动力，这对北京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北京应尽早着手采取措施应对人口迅速老龄化问题。首先应当适当调整针对外来流动人口的政策，对北京社会发展较为重要的工作领域，加大引进力度；其次，适时调整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

　　“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第二胎，这个政策可以考虑在未来三到五年逐渐进行完善调整。”他建议说，可以调整为夫妻双方有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家庭就可以生第二胎。适时调整现行的生育政策，有利于改变未来北京市的人口年龄结构。

新闻延伸：80后夫妻生二胎意愿不高男比女更想生二个孩子

　　据都市女报报道，零点研究咨询集团最新发布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在中国城市地区，41.6%的人愿意生两个孩子，男性较女性而言更想生育第二个孩子。

　　近两年，随着双独生子女夫妻的生育期到来，生育第二个孩子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到底有多少家庭想要第二个孩子，零点集团调查了北京、上海、山东等地的20多个城市，其中只有41.6%的人愿意生两个孩子，学历、收入双低的大龄男性群体、中西部城市居民更愿意生两个孩子。47.3%的人依然愿意只生一个孩子，愿意生三个及以上孩子的家庭比例极少(1.4%)；还有6.5%的受访家庭表示不愿意要孩子。南京人口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主任周长洪认为，国内外都是这个规律，收入越高、文化程度越高选择生育二胎的几率就越低，反之就越高。

　　年龄较大的群体更想生二胎。对于20岁-29岁的80后独生子女一代，按照政策，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可以合法生育二胎，事实上这部分人群生两个孩子的意愿最低。相反，年龄较大的群体(50岁-65岁)，生育两个孩子的意愿最强。研究人员认为，这可能与不同年龄群体所处的社会生活环境、生存压力、家庭观念和生育观念以及对未来的预期等各方面的差异有关。

　　男性较女性更想生育第二个孩子。男性中有44.9%的受访者希望生两个孩子，这一比例比女性中的38.6%高出6.3%。这也与女性直接承担生育过程和对养育儿女投入更多有关。女性需要面临与男性相似的工作和生活压力，这些问题也都影响到女性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意愿。

　　此外，在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中，有37.9%的受访者认为生两个孩子更好；而在有两个孩子的家庭中，仅有7%的受访者认为生一个孩子比较好。生一个孩子家庭的遗憾主要是家长感到孩子太孤单，没有同龄的玩伴，这不但减少了他们童年的快乐，而且对儿童心理健康发展也不利。此外，独生子女体会不到手足之情，成长中得不到来自兄弟姐妹的照顾和帮助，也成为父母的一大遗憾。

　　在调查所及的20个城市中，不同城市受访者关于“生几个孩子”的观念差异较大，总体而言，中西部及南方城市受访者更希望生第二个孩子。

评论：鼓励二胎不利于经济增长

　　在当前中国经济的相关参数下，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增长不利的作用是主要的。随着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越来越高，放松计划生育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将越来越大。

　　最近有种议论，说中国的“人口红利”大约在2015年前后就将结束，因此，应该通过放松计划生育政策，来“未雨绸缪”地增加劳动力供给，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

　　对于经济增长和民众福利来说，更重要的是人均意义上的增长，而不是总量意义上的增长，因此，简单地通过增加劳动力供给的数量来推动总量意义上的增长，就可能走向思维的误区。当然，也不能说总量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没有意义，毕竟有很多事情是由“总体实力”来决定的，但是，如果人均意义上的增长快，却能够在提高民众福利的同时，提高“总体实力”，这无疑是更好的强国路径。

　　“人口红利”即将结束，真正威胁的是养老。如果孩子的数量相对于老人来说越来越少，自然会出现蛋糕不够分的问题，年轻一代的负担过重，也不行。问题是，养老问题的解决是不是只能通过增加孩子的数量来解决呢？主张放松计划生育管制的人基本上采取的就是这样的观点。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缓解养老压力有很多办法。

需要数量还是质量

　　养老的问题根本上还是需要在经济增长中通过做大蛋糕来解决。这又回到了老问题，经济增长是通过增加孩子的数量来做到，还是通过提高孩子的质量来实现？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以目前中国的状态，如果放松生育管制，大多数家庭都会多生孩子。国家计生委的一次生殖健康调查表明，对于目前的一胎计划生育政策，35%的被调查妇女认同一个孩子的安排，但有57%的妇女偏好于两个孩子的政策，另外还有5.8%左右的被调查妇女偏好于更多的孩子。即使在上海这样发达的城市，生养孩子的成本非常高，人们的生育意愿也不低，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一项调查(受访者为该市4800名20至30岁的成年独生子女)显示，成年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正在提高。如果不考虑计划生育政策，他们希望生育的孩子数平均为1.46个，50.1%的受访者表示“想生二胎”。

　　如果孩子的数量从一个变成两个，家庭用于孩子的教育投资不会是简单地加倍。也就是说，在大量人口仍然受到生育管制政策制约的情况下，如果放松生育管制，那么，人们将多生孩子，而平均对每个孩子的教育投资将下降，人口数量的增长将带来人口质量的下降。这就是经济学里著名的“数量-质量”权衡理论，也已经被经验研究所证实。

　　同时需要注意一个普遍的规律是，在那些没有生育管制的国家，较高收入和高教育水平的人群面临的生育和扶养孩子的机会成本比较高，倾向于少生孩子。相比之下，低收入和低教育水平的家庭生育率更高，同时，这些家庭给予孩子的教育支出也相对较少。以此类比的话，在中国，如果放松生育管制，那么，原来就不愿生二胎的较高收入和高教育水平人群还是不会愿意生二胎。当然，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都有一小部分高收入人群，在现在的制度约束下，宁愿接受罚款也要超生，这部分人的行为也不会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放松而改变多少。而低收入和低教育水平家庭则将增加生育，这对于提高人口的平均素质也是不利的。

　　最近，笔者在安徽调研，有一次在枞阳县陈瑶湖镇与几位干部座谈，当问他们是否也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可以放松时，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不同意”，然后他们说了很多理由，其中，就讲到越是低收入家庭越会多生孩子，并且不利于提高人口素质的道理。

　　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都证明，孩子的数量和质量之间的替代关系的确是存在的，而这一点恰恰被主张放松计划生育政策的人们忽视了。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后，孩子的数量上升有利于经济增长，但孩子的质量相对下降不利于经济增长，这正、负两方面作用谁更大，关键要看人力资本的相对重要性。

　　这里需要再次强调，经济增长的目标主要是指人均意义上的增长，而不是总量意义上的增长。从劳动者数量的增长来看，它主要有利于总量意义上的增长，而人口素质，或者更具体地来说，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才是决定经济在人均意义上增长的关键因素。笔者与刘永平博士的合作研究发现，在当前中国经济的相关参数下，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增长不利的作用是主要的。随着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越来越高，放松计划生育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将越来越大。

　　一个更需要注意的现实问题是，即使现在就放松计划生育政策，等目前出生的孩子成长为劳动力，至少需要16年时间，到那时，人力资本的重要性要远远高过现在，而劳动力数量的重要性将大大下降。这就给通过放松计划生育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政策提出了新的疑问。

　　总的来说，在中国这样一个快速发展，劳动生产率快速提高的国家，提高生育率并不是缓解养老压力的良策。即使提高生育率可以增加劳动供给，但由此造成的人口素质和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也相应下降，对于缓解养老压力来说，可能得不偿失。

　　城市的养老压力得靠城市化和移民

　　对于城市的养老压力，主要应该靠城市化和移民。目前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突出，养老金压力比较大的实际上就是城市，特别是预期寿命较高、人口自然增长率低(甚至为负)、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的大城市。不要忘记，恰恰是那些养老压力大的大城市，同时也是控制外来人口拥有本地城镇户籍最严的地方，由于大量城市的移民没有像户籍劳动力那样交纳养老保险，养老金“入不敷出”的问题当然就很严重了。

　　如果解决养老问题的方式是增加这些城市中年轻人口的比重，那么，是应该放松计划生育政策，还是放松户籍管制？当然是放松户籍管制。中国的城市毕竟不是欧洲的小国，如果一个小国家出现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试图通过移民来缓解养老压力，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特别是移民与本国居民之间的社会分割问题，以及本国居民担心外来移民分享本国资源的政治问题。因此，很多欧洲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鼓励本国居民多生育。

　　而在中国，一个城市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完全没有必要通过鼓励本市居民生育的政策来解决。首先，简单地通过提高生育率来缓解城市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还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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