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烛光生存狂]-[ZT]人人都是当事者

　　作者：刘长锋

　　前几天，在某网站看到一个帖子，题目是《如果叫你做官，你能做到不腐败吗？》这实在是一个令人伤脑筋的问题。事实上，这个其实不过只是一个假设而已，但尽管是个假设，却颇让我头疼了一番。我一向有些自恋地自认为很正直，而且我也从来没当过什么官（最大的官也不过是大学时当过几年班长而已）。但对这个问题，我却不能给出一个令我自己满意的答卷。最简单的例子：我为了保证老师不从儿子的身上挪开视线，我必须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屈膝卑躬”地拎上几袋水果或者一盒月饼，到老师的家里去坐坐套套近乎。为了在单位不给人家穿小鞋，为了不干了活还不被认可，我见了领导必须做到至少是点头示好，尽管我心里是十分地不愿意。但是没办法，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是一个被熟人社会左右的俗人。从这一点来讲，我甚至有时候深深感到来自内心的压力和自责，我感到自己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帮凶。

　　 9月12日媒体爆出三鹿奶粉含有三聚氰胺，引发了国内乳制品市场上的大地、震，这无疑是一场比天、灾更为卑劣的人祸。质检和卫生部门没有把好关，乳制品商家为了利益罔顾消费者权益，是的，这些是问题的主要原因。但到底是谁纵容了这些渎职的官员和不良企业呢？前几年市场上很畅销的一本书叫《中国可以说不》，这的确是一个民族渴望强大的呼声。但在我看来，似乎并不是什么难题。敢于对外来力量说不，靠的是实力，但是要做到对自己说不，那则显然不是实力的问题了，这需要勇气。但往往更为重要的，并不是对敌人说不，而是对自己说不。齐、二、药事件，安、徽劣质奶粉事件，不是没有给我们敲过警钟。但很可惜的是，在政府招抚与企业贿赂的双重包围下，我们选择了集体举手投降，没有人把责任追究下去。更没有因此而敲响食品药品安全的警钟，并没有促成食品药品质量问题相关立法的的发展，并没有对不良企业形成心理上的威慑、震撼，并没有让有关部门猛回头。对于明星代言，尤其是食品药品代言，至今没有一部可以进行约束和制裁的法律法规。没办法，我们确实是一个容易轻信别人的民族。官员说产品免检了，我们就都放心高枕无忧了；明星们笑眯眯地给你说这个好那个好，我们就一窝蜂地去疯抢了。

　　网友小小虾儿也指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现在不怎么重视母乳喂养。母乳喂养，节约了高昂的奶粉开支，也对婴儿的抵抗力有帮助。一部分人因为工作而给孩子早早断奶，其实经济账算起来是不划算的。而另一部分因为塑身和减少麻烦而早早给孩子吃奶粉的，那实在是太不划算了。放着好好的母乳不给孩子吃，偏偏要去吃奶粉，从这一点来讲，一些为父母者也实在是难辞其咎。就目前看来，出问题最多的是发往农村市场的低端产品。农村的维权意识和维权力量相对更为薄弱，出于经济实惠的淳朴要求，农民更愿意买便宜一点的奶粉，这也恰恰给劣质和低端产品的泛滥，提供了机会与可能。

　　有网友提到民族品牌的问题，对于这个我以为问题的提出实在荒唐。有毒的食品是致命的，民族都没有了，哪里来得什么劳什子民族品牌？民族品牌之所以为民族品牌，至少是应该值得本民族骄傲的东西。缺乏对本民族基本的温暖关照，为了经济利益置社会公众的生命安慰于不顾，缺乏基本的社会道义与良知，这样的品牌算哪门子民族品牌？这样的民族品牌，我看不要也罢。至于什么民族品牌威信扫地等等，更是离谱。威信从何而来？威信是社会公众给予的荣耀，而绝不是自封的东西。三鹿奶粉在安徽劣、质奶、粉事件中，赫然已在黑名单里。但几年过去，三鹿却越做越大。其所谓的影响力，不过是在政府监督与社会监、控失之过软的情况下，自己花了大把的银子，靠明星们的不实代言自己吹起来的肥皂泡而已。

　　出问题了，讽刺不是办法，挖苦不是办法，自责不是办法，刑责也不是办法。即使处理一批有关责任人，说严重点枪毙几个人，那又能如何？法制的不完善，整个社会正义的缺失，难免开出畸形经济的恶之花。我们需要做的是冷静思考，分析问题，找出每一个人在事件中的角色定位，找出每个人该承担的责任。大家都行动起来，都能正视自己，敢于对自己说不，使一切都能在社会公众的有效监、督下阳光进行，是一切都在法制的轨道上自主行动，也许才能避免悲剧的再一次发生。

　　矿难这个问题，说到这个话题似乎都有点麻木了。一个犹如悬在头顶的定时炸弹的尾矿库，十几年之久，当地政府无人监、管，而我们，也无一人站出来去捍卫自己的权益。现实的语境确实有些问题，看客问题千百年来始终解决不了。而近年来，鲜有的见义勇为者，也常常遭遇倒打一耙的尴尬。所以事不关己成了我们基本的处世哲学。如果政、府是一头推磨的驴的话，那么社会公众就是手拿皮鞭的主人，只有你不停地用鞭子抽他监督它，它才能清醒地继续劳作，你一旦停下手中的鞭子，它就会懒惰甚至罢工。曾有个德国人说过，起初纳、粹、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纳粹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纳粹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纳粹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纳粹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面对现实，我们都需要有承担责任的勇气，我们无法置身事外，因为我们都不希望成为那个倒霉的德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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