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烛光生存狂]-[转贴]不是法国人的法国人

据说自步入近世以来，法国人向这个世界输出的，大多是些包含着危险基因的思想(这方面最新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青年时代在巴黎靠读《人道报》培训出来的波尔布特)。曾几何时，这种意识形态的泛滥，正像有人说过的那样，甚至到了某个非洲部落酋长也可炮制出一个思想体系的地步.而“阿隆属于那种同火热的历史运动似乎总保持着一段历史的距离的人”（萨特语）。

韦伯的知识立场影响着他的一生：一个学者首要的职责，是讲明事实，传授知识，而不是编织和灌输信仰。因此他为自己提出的两项任务是：“尽可能诚实地理解我的时代，时刻不忘我的知识的局限性。” 在法国这个知识分子凡事必须表明“立场”的国度里，阿隆为自己选定的角色是“介入的旁观者”，在他看来，二十世纪产生的种种罪恶，要害尚不在于大规模的杀戮(历史上这样的事情从未间断)，而是在于集体暴行有了各种历史“正义”的神话为它撑腰。阿隆自称最令他满意的著作《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九五五年)，目的便在于对那些心智健全的人为何一遇到苏联或共产主义问题便产生盲目或克制的原因做出解释(阿隆的传记作者巴维雷兹略带夸张地称这本书“擦亮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眼睛”)。因为他看到，在一个泛意识形态化的环境里，人们会像被施了催眠术一样，莫名其妙地放弃对集体行为独立的价值评判权。他们的常识，他们对日常善恶的判断力，只要一遇到历史的必然性和代表这种必然性的集体意志，就可以心甘情愿地宣告失效。

阿隆不惜被指责为信仰摧毁者，而肯定怀疑主义的价值。他“衷心召唤怀疑论者的到来，如果必须由他们来扑灭狂热的崇拜之火的话”，因为“怀疑主义并不意味着失掉一切信仰，或者说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他相信，韦伯所说的现代社会的合理性，只能是来自从价值理性(Wertrationalitat)向工具理性(Zweckrationalitat)的转移，这或许不无遗憾，却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过程，甚至是一种可取的变化。因为在他看来，“人们拒绝神化一个阶级、一种斗争技术、一种意识形态体系”，并不妨碍他们去追求一个比较公正的社会和一个不那么令人痛苦的共同命运。这种“比较公正的社会”和“不那么令人痛苦的共同命运”，看起来自然是起点甚低。不过阿隆像他的伟大同胞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一样，断定现代民主制度只能建立在人类的私利之上，不是道德，而是每个人“开明的私利”，才是自由主义者所说的“法治社会”的组织原则。

《历史的见证：雷蒙•阿隆传》（法）尼古拉•巴维雷兹著王文融译北京大学出版社97年11月一版一次 24。00元

雷蒙·阿隆(Raymond Aron，1905—1983)，1905年3月14日出生于巴黎一个中层犹太裔家庭。1924年到1928年间，阿隆在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Ecole Normale Superieure）攻读哲学。该校是巴黎的一所精英学府，他和萨特是同学。学习期间，他对康德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他的毕业论文《历史哲学概论》就是以康德哲学作为研究重心。1930年，阿隆来到德国，在科隆大学教书和学习，1931-1933年间进入柏林大学学习，同时在法语系从事教学。在德国期间，阿隆潜心研究德国哲学和社会学，阅读了马克斯·韦伯、斯梅尔、曼海姆、胡塞尔和舒茨等人的大量著作，对马克思的《资本论》也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他承认马克思是社会学的奠基者之一，但他无法接受其观点。对于阿隆来说，韦伯才是最重要的社会学思想家。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阿隆在这一年离开柏林回到法国。阿隆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1935年，阿隆撰写了《德国当代社会学家》一书，将德国社会学介绍给法国人。在这一部著作中，有近一半的篇幅是论述韦伯的理论。1934年-1939年间，曾经为《社会研究杂志》写过一些文章，为其撰写法国书籍的评论。1938年，阿隆在索邦大学获得教授资格。

1967年，阿隆的《社会学思想的主要流派》一书出版，汇集了1955年到1958年之间他在索邦大学的讲义。这本书后来在法国和德国成为社会学史的经典著作。

1938年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法国向德国宣战，阿隆决定入伍，与纳粹抗争到底。战争初期，阿隆在法国空军服役，1940年随同戴高乐流亡英国，1940年到1944年间参加“自由法国抗战运动”，并主编“自由法国”杂志。1955年，阿隆撰写了《知识分子的鸦片》，直接批判法国的左派知识分子，他认为法国的知识分子思想僵化，对共产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心态。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阿隆是反对“学生造反”的中心人物，也是法国“沉默的大多数”的发言人。在六十年代的学生运动中，学生间流行着一句话：“宁愿跟随萨特做错路，也不愿意顺从阿隆行正道”。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阿隆开始对极权主义进行批判，他认为苏联是一个“极权的国家”，并将“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等同起来，认为他是自由民主的障碍。

20世纪70年代末，法国知识节的气氛开始趋于缓和，阿隆的重要性开始在法国上升。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促使苏联神化的解体，西方知识分子对苏联感到失望。1980年4月，萨特去世。1981年夏，密特朗领导的法国社会党赢得大选，证实了阿隆在大选前的预测。这些因素，促成了阿隆在晚年成为法国学术和政治思想的理论权威。

二战后，德国分裂为东西两个德国，欧洲也分裂为北约与华约两个阵营。阿隆试图说服法国的政治家，不要为了法国的特殊利益和强权政治，把德国作为一种政治筹码，阻碍和拖延德国的统一，应从欧洲全局考虑德国的统一问题。

阿隆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对一些政治家发生了较大的影响，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称呼阿隆伟：我的老师！

1983年，阿隆的《回忆录》出版，10月17日，阿隆因心脏病突发而猝然去世。

评价阿隆

亨利·基辛格说：“没有雷蒙·阿隆，世界将感到更孤独，而且更空虚。”

密特朗总统向“主张对话、信念坚定、学养深厚的人”致敬。

科尔：“阿隆对欧盟的目标作了正确的描述。”

《解放报》上的大字标题则是：“法国失去了自己的教师”。

著述

阿隆：

《知识分子的鸦片》

《社会学主要思潮》

《国际和平与战争》

《找不到的革命》

《回忆录--政治沉思五十年》

《阶级斗争--工业社会新讲》

箴言：

"永志勿忘自己知识的局限性；从现实中超脱出来，但又不能满足于当旁观者！"

"暴力一旦自认为服务于历史的真理和绝对的真理，它就会成为更加惨无人道的东西。"

拉尔夫·达仁道夫：雷蒙·阿隆的世界

　　当第二次三十年战争逐渐给“trentes glorieuses”，即战后30年光辉的岁月留下空间之际，幸存下来的人们似乎感到，他们仿佛经历过冬日里顶着狂风暴雨穿越北大西洋的噩梦，现在正在扬帆驶入加勒比海之春。起初，场景上还雾气茫茫，终究谁也不知道，新的气候能持续多久。但是，太阳很快就照射在碧波粼粼的大海上。在人们的生活中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经年累月，历时数载之久，时代的种种湍流把它们的节奏强加给大多数人；骤然，他们发现，更为可靠的环境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命运的主人。回忆所及，求生的要求决定着日常的生活；现在，消费和社会地位的提高日益显得重要。生活的供应方面受到重视。　　

　　一段个人的回忆尤其印证了这种经历。1918年晚秋，我父亲在汉堡议会前，站在一个桔子箱上，赞扬民主社会主义的美德。他当时17岁，因此当他的党随后不久把他派到上西里西亚的一个矿上组织工会时，他很容易激动不安。无论如何，他似乎卓有成效地完成了这项任务，因而能在党报《汉堡回声报》得到一个位置，得以进入工人培训班，随后开始成为汉堡议会议员候选人，继而成为德国帝国议会议员的候选人。1933年春，他投票反对希特勒的授权法之后，他同大多数其他的社会民主党国会议员一起被新的国家警察逮捕。释放之后，他决定与他的家庭一起，迁居到他比较默默无闻的柏林。不过，正常的生活没有持续多久。他遭到监视和经常不断的刁难，之后，他终于在1944年7月20日有人企图暗杀希特勒的第二天被捕，在臭名昭著的人民法院受控告，并且判处7年监禁。他幸存了下来，目睹了战争的结束，被俄国军队解放，随即，他起初被委任负责柏林的燃料供应，后来负责整个苏占区的燃料供应。同时，他成为东占区的社会民主党的副主席。这是在1945年5月。9个月之后，他拒绝赞同强迫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联合为所谓的统一社会党（SED）之后，英国占领区的军官用飞机送他由柏林返回汉堡，在那里再次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他只亲身经历过那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的开端，他的孩子们就是在那个世界里长大的，因为他在1954年就去世了。他的一生的历史也是他的时代的历史。

　　雷蒙·阿隆比家父年轻4岁。他出生于一个不同的国家，一个不同的阶级和一个不同的“种族”（借用容易引起误解的当时的语言）。虽然只有30年代的环境才使他意识到这样的事实：他不仅仅是法国人，而且也是犹太人。他与让·保尔·萨特、保尔·尼赞和其他的人一起上过师范学校。不管怎么说，阿隆一生成功地抗拒了极权主义的诱惑。1924年他19岁时，短时间加入了社会党。这是他惟一的一次参加一个政党。在随后的6年里，他上完大学的各个阶段和服兵役。阿隆相信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和解，因此，他作为教授法国文化的讲师1930年先到科隆，一年之后去柏林。就在那个时候，他找到第二个职业，成为新闻记者；他开始撰写比如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的“反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章。1933年5月10日，他与托马斯·曼的儿子戈洛一起，亲眼目睹了纳粹在（柏林）菩提树下大街焚书情景。“火焰是权力野蛮的象征。”那年8月，阿隆返回巴黎。他写了《马克斯·韦伯和德国的社会学》这本很有影响的小书，它表明阿隆是很多想追随马克斯·韦伯的人当中的第一位，然而，韦伯的理论和实践的爆炸性混合体对他和他的接班人们并不特别合适。战争开始之后不久，阿隆逃往英国。有一段时间，他是《自由法兰西报》（LaFrance Libre）的出版人。然而，他从来未能与戴高乐将军和睦相处，戴高乐成为法国战后政治的统治人物。阿隆自己的政治生涯仅仅限于在安德烈·马尔罗（Andre Malraux）的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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