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烛光——文章列表

注：本文是老白发表在《兵器》2007年7月号上的文章，刊登的文章分为两篇，略有改动。

抗日战争中的白刃作战

随着自动武器的广泛出现及战场火力的不断增强，在二战中的大多数战场，刺刀已经没有什么发言权了；但是中国战场却是一个例外，这是由交战双方的装备水平、战术思想和军队传统等决定的。到“七七事变”爆发前，尽管日本陆军常备军只有17个师团共45万人，但他们大多是经过长期训练的精兵，在拼刺技术和士气方面占据优势。拼刺训练是日军新兵的基本训练之一，通常每个中队都会配备拼刺训练教官，而陆军部队的联队长则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白刃战训练计划。据说在抗战爆发初期，在白刃战中我方需要三到五名战士才能对付一名日军士兵，日军拼刺技术之强可见一斑。

说到日军拼刺技术的渊源，尽管有中古时期开始发展的被称为“剑道”的独具特色的器械搏击术，但它与刺枪术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与中国不同的是，战国时期“足轻”们所使用的竹枪是被武士阶级所不齿的，因此枪术的发展也无从谈起。实际上，对于日本而言，大规模的刺刀技战术训练仍然始于19世纪末期。在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陆军中，受法国陆军重视白刃战传统的影响（1873年颁布的第一版《步兵操典》就是译自法文），刺刀训练被提到了很高的地位。特别是在1877年的西南战争期间，精于近战格斗、以中下级武士为主体的西乡军在白刃战中曾给予政府军以重大杀伤，战后，日本陆军开始进一步加强对普通士兵的白刃战训练，同时，针对日军士兵特点的“銃剣術”技战术动作的研究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1904年在上海，日本军事剑术队与英国皇家海军刺枪团的对抗性表演中，日本方面经过精心设计的无懈可击的单兵刺枪术曾给予在场的各国观察员以深刻的印象。

一战初期法军正在发起密集的白刃冲锋

苏军白刃战训练

与西方列强相比，日军将所谓的“精神力”和意志的作用被提高到了一个不切实际的高度：强调进攻精神，把精神力作为战斗力的主体；认为以刺刀突击才能取得最后的决胜，因此“以肉搏战制胜”的观点在当时的日军高层中大行其道。这固然是因为日本与当时的西方列强相比，工业和经济实力仍然相对落后；但军部高层对陆军火力的进步对作战的影响没有足够的认识，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1905年日俄战争的惨胜，使日军片面的依靠所谓的“白兵突击”，对于速射火力可以改变战场形态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此外，一战中欧洲战场残酷的堑壕攻防战，对于日军来说并没有直观的认识；欧洲人眼中的“大战”，对于日本人来说只不过是在亚太地区几场“轻松的胜利”而已。因此在昭和7年（1932年）的步兵操典中，仍然强调“充溢的攻击精神可以凌驾与物质的威力之上”。

八路军冀东军区正在举行刺杀比武，他们所使用的护具很可能来自缴获的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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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酷的白刃战

白刃战的残酷性，主要表现在战斗中，阵亡者的比例通常要远大于伤者的比例。早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就有人曾以军医在临床时，“很少看到刺刀伤，除了偶然的情形以外”为理由，论证“在未来战争中刺刀的地位会完全被推翻”；我认为上述论据有失片面。与一般的火力战不同的是，白刃格斗阶段时，敌我双方的交战距离极近。在面对面的交锋中，刺刀等冷兵器所造成的伤害，更多的集中于胸腹部和喉咙等人体要害部位。在这种情况下，被刺中的战士即使未当场死亡，也会由于流血过多而性命堪忧，很多伤者实际上在撤到后方之前就已死亡；此外，在近距离作战中，只有控制战场的一方，才能有效的收治和救助伤员；这些可能就是为什么军队的医疗部门很少有刺刀伤案例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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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国民党军队来说，国民党高层军政人员的日本军校教育的背景，似乎并未对部队拼刺训练产生什么积极的影响。而黄埔军校自建立之初，就将所谓的“政治教育”放在首位，培养的军官在战术素养方面似乎还不如北洋系的保定军官学校；这么说来，苏式刺枪术对他们的影响也是极为有限的。而在20世纪20~30年代中德军事合作中，国民党军队特别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受德国军事思想的影响颇深。由于德国陆军在传统上更重视步兵射击的速度及战场上持续性的火力，只有在巷战或者堑壕突击战等个别情况下，德军步兵才使用手榴弹、匕首和工兵铲等装备进行白刃战。这一点并不符合当时中国军队和以日本为假想敌作战的实际情况。

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军队实际上就是由新旧军阀拼凑而成的混合体，不但政令和军令无从统一，步兵训练水平方面也是参差不齐的。“不擅长白刃战”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已。抗战爆发初期，进入白刃战阶段后，国民党军的部队普遍缺乏组织，火力点的配置也无法对士兵起到掩护作用，即使在士气较为高涨的情况之下，广大官兵们也只能凭借自己的一腔热血与敌人死拼，由于拼刺训练的不足，一般来说伤亡比普遍较大。

当然事情也不能一概而论，比如说李宗仁的所谓“广西军”，由于在省内普遍采取了义务兵役制，并在部队中保留了大量的有经验的中下级军官，尤其是班长，因此在突击作战和白刃战的组织中颇有其独到之处。台儿庄战役中，以广西军为主力的中国军队最终打垮了日军的精锐师团仙台师团，就是其实力最好的体现。另外一支擅长白刃战的国军部队，则是隶属西北军序列的29军。早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时，29军的“大刀队”即已名声大噪。在1935年的长城抗战期间，喜峰口一役更是大振民心士气。流传下来的西北军刀法“破锋八刀”可能就是他们最好的诠释了吧。

刀诀：“迎面大劈破锋刀，掉手横挥使拦腰。顺风势成扫秋叶，横扫千钧敌难逃。跨步挑撩似雷奔，连环提柳下斜削。左右防护凭快取，移步换型突刺刀。”

原29军老兵马玉槐就叙述了七七事变之后，其所在部队在宛平城外与日军的一次白刃战，当时他是班长。“一打白刃战，我们的步枪就背上，手里拿着大刀……由于我在前面，就一对一跟敌人打起来了。当时什么也顾不上了，没有想法，就是‘你死我活’。周围都是厮杀声，我清清楚楚地看见我的战友被敌人刺死，也看见敌人被我们刺死……”

七七事变后守卫在卢沟桥的西北军战士

“有一个敌人端着刺刀就对着我刺来，嘴里还喊着：‘呀呀呀。’日本人打仗是有两下子的，气势汹汹……我抡起大刀，用刀背用力往左磕他的刺刀，他的刺刀歪了，然后有个回力，我的大刀借着回力从后往前抡了一圈，再向前一刺，刺中了他，再使劲儿一拧，我听见他‘啊’地一声惨叫，死了……”

最终马老所在的部队击退了日军的这次进攻，对于这次战斗，他只是淡淡的叙说道，“整场战斗，我只刺死了这一个敌人，幸运的是，我没有被敌人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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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制三零式刺刀与军用刺刀的基本结构

所谓的“三零式刺刀”，原是为日本自行研制的第一种使用无烟火药的弹仓式步枪—三零式步枪所配备的，但在著名的友坂三八式步枪（1907年）上，仍然沿用这一配备。三八式步枪全长为1276mm，上刺刀的全长为1659mm，其长度可以保证在白刃战中占据一定优势。

三零式刺刀全长50mm，由刀柄、刀身、护手、卡环及连接机构组成；此外还包括刀鞘、挂件等辅助配备。其刀身为当时流行的下单刃式样，其两侧铣有宽血槽。刺刀护手的上端为枪口卡环，下端为向前方伸出的护手钩。卡环内径比枪口外径稍大，可与刺刀座配合固定刺刀；护手钩在当时的步枪刺刀上其实并不少见（比如英国的李恩菲尔德步枪），在拼刺时还可起到钩挂对方兵器的作用（但是这样往往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处）。

连接机构位于刀柄末端上侧，为一T形长槽，用与枪管下方的刺刀座接合，槽内右侧有弹簧控制的刺刀驻笋，上刺刀时与刺刀座上的缺口相配合，可将刺刀牢靠地固定在步枪上。需要卸下刺刀时，只要压下柄尾左侧的圆形按钮，使驻笋缩回，即可将刺刀向前方取下。

三零式刺刀的刀鞘大部分为铁制，也有部分皮质的，其端口部焊有一个用于加固鞘口边缘的部件，被称为“鲤口”，刀鞘尾端的“水滴”，称为刀胆。它可增加刀鞘的强度，并在刺刀训练时减缓冲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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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来说，在革命战争年代，白刃战一直就是我军所经常进行和擅长的作战模式。早在大革命时期，叶挺独立团在进攻武昌的贺胜桥战斗中，在突破敌军阵地之后，在被敌三面包围的形势之下，仍然与敌军展开了坚决的白刃战，并最终打开了通向武汉的道路。而在残酷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工农红军的装备极其落后，所以也只能更多的依靠近距离作战来解决问题。据史料记载，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的早期，由于武器的不足，甚至出现了“梭镖营”、“梭镖团”，例如在某独立营中，共有官兵500余人，其中步枪仅有60支，梭镖（红缨枪）倒有400多支。在这种情况下，白刃战也成为了我军补充装备的一种有利途径。但是，客观上讲，由于当时红军的对手鲜有能够承受白刃战压力者，所以红军在白刃战时依靠的主要是坚强的意志和旺盛的士气，同时在长期的运动战中，也很难对基层官兵进行系统而完善的白刃战训练。在逐渐取消冷兵器的情况下，由于刺刀数量的不足，很多红军战士仍然携带大刀或者长矛作为白刃战之用，而这也成为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一个经典形象。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红一、红二和红四方面军）接受国民政府整编为八路军，并于1937年秋开赴山西的抗日前线。抗战初期，八路军的武器装备经过长时间的作战消耗，大多数已经不堪使用，步枪仍以老式的“汉阳造”和其它的杂式步枪所组成。在八路军120师参谋长的周士第的日记中，曾有这样的记载：全师的4092支步枪和卡宾枪中，只配有117把可用的刺刀！这个数据乍看确实让人难以置信，但是我们也应该知道：尽管刺刀属于冷兵器，但是它的批量制造仍然需要较高程度的机械加工工艺的支持，指望刺刀能像大刀长矛那样在铁匠铺中打造是不切实际的，比如说刺刀驻笋及卡环必须要能够与枪身紧密接合。因此，在影片〈太行山上〉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八路军战士仍然在白刃战中使用厚重的大砍刀。

平型关战斗中的白刃作战

平型关之战是抗战初期一次比较成功的伏击战，也可以说是七七事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捷。平型关是日军入侵山西的必经之地，但战斗实际上发生在平型关关口以西从关沟到东河南镇长约13公里的公路沿线，而这里也是地势最为险要的地段。9月25日晨，林彪率领的115师有三个团已到达指定位置，并控制了战区内公路南侧较为坡缓的高地。

上午11时左右，日军第21旅团的辎重部队及部分后卫部队进入了八路军的伏击圈，战斗打响了。在从最初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之后，日军开始组织兵力，向686团防区对面，公路北侧的老爷庙高地发起冲击，试图夺取这唯一的突破口。看到这一情况之后，685团一部也开始从南侧高地冲下，两军展开了登山比赛。根据当时参战者的回忆：在山坡上，穿黄军装的日军和穿灰军装的八路军混杂着开始生死攸关的“登山比赛”，彼此之间甚至连厮杀都来不及了。但是由于落后过多，老爷庙高地还是被日军抢先占领了，战士们被敌火力压制在公路旁。在这种情况下，686团也加入了冲击的行列。根据686团3营排长田世恩的回忆：

“我们连接到了夺取老爷庙的任务，我带着全排战士立刻向老爷庙冲击，战士们的喊杀声，像霹雳似的震撼着山岩。当我冲到坡下的时候，见前边的一个鬼子正往老爷庙那边跑，我就拼命追……紧爬几步就追上了那个鬼子，我屏住了呼吸，憋足了劲，向他背上猛劈了一刀，这家伙还没来得及叫唤就滚下山坡了。”

“……在侧翼连队的掩护下，我们终于冲上了公路，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没有刺刀的同志便拔出砍刀和鬼子杀起来，有的战士连大砍刀也没有，就徒手与敌撕拼扭打。我端着刺刀朝一个矮个子鬼子刺去，不想那家伙一下就转过身来，我猛一松劲又朝他胸部刺去，那鬼子又用劲一挡，硬跟我顶起来了，我趁机往后一撤，抽出枪刺来，但我的刺刀被挡弯了。正在这时，一颗子弹飞来，从我右膀下穿过，那家伙见我中弹了，正要松动一下，我咬了咬牙，把腰一闪，调过枪托抡起来，纵身一跳，照准他的脑袋直劈下去，连枪摔在地上，把那家伙打倒在地，我顺手抄起他的长枪，朝他肚子上乱扎了两刀。紧接着，又跟冲过来的一个鬼子军官拼上了。他拿的是东洋刀，没有我拿的长枪吃劲，我一刀就把他刺倒了……”

“足足拼了半个小时，鬼子顶不住了，纷纷钻到车下，我们乘机直奔老爷庙。占领老爷庙的一小股敌人见我们开始往上爬，机关枪扫个不停，这时，沟里的鬼子又从后面涌上来。幸亏2营的战士及时赶到，消灭了涌上来的敌人……我带着两个班的战士冒着弹雨，匍匐前进，在离山顶不远处向敌人投弹。敌人的机枪哑了，他们就端着刺刀冲下来……但我们的人多，三五个战士对付一个鬼子，一个鬼子最少也要挨上两三刺刀。我们占领老爷庙后，居高临下进行攻击，打得沟里的鬼子无处藏身……”

话随如此，但此战对于八路军指战员来说，他们意识到了现在他们面对的是与国内革命战争中完全不同的敌人。以精锐之师占据有利地形，仅仅与日军的二流部队打出了一个1:1的伤亡比。由于白刃战训练的不足，在1939年11月的雁宿崖之战中，雁宿崖村西北无名高地上的八路军，在弹药耗尽后，面对数量劣势的敌人竟然与其互掷石块，白刃战演变成为了石头战。这也很能说明问题了。

白刃战中“老套筒”/“汉阳造”

“老套筒”和“汉阳造”实际上是对中国汉阳兵工厂所仿制的德式1888“委员会”步枪的俗称，之所以称为“老套筒”，是因为早期的进口型和仿制型的枪管外，套有一个约1mm厚、隔热用的钢制套筒。在大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军中普遍装备了这种武器，在抗战之前中国工农红军的长期战争中，红军也缴获了大量的“汉阳造”。

“汉阳造”步枪的枪机结构

作为步兵的主力装备，汉阳造步枪比日制三八式步枪整整晚了一代，不过实际上在中近距离上交火时差异并不大。不过抗战爆发时中国军队（尤其是共产党军队）的此类步枪由于经过长期的使用，已经破烂不堪；根据记载，很多步枪的膛线都已经被磨平了，射击效果可想而知。按理说，原版“汉阳造”步枪在白刃战中并不吃亏。汉式步枪全长约为1250mm，其原配的刺刀刀身长约为40mm。以上参数与三八式步枪相差甚微。但是由于汉阳兵工厂生产的所谓“原版”刺刀的数量极为有限，因此，大多说汉阳造步枪所配备的刺刀仍然是各地兵工厂所生产的，相对较短的杂式刺刀。这些刺刀大多不仅长度较短，而且加工质量也参差不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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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刺刀退子弹，真实还是传说？

不知为何，近年来很多影视及文学作品中经常反映日军步兵在拼刺之前退子弹的问题，无论是风靡一时的小说《亮剑》还是2005年八一制片厂的大片《太行山上》，都曾经反映过这一情节。但笔者经过查阅资料及分析，认为这应该是一种讹传。

三八式步枪是日俄战争后设计定型的一种旋转后拉枪机式非自动弹仓式步枪。尽管它的设计参照了德制1898式步枪，但是它又有一些独特的特点。三八式步枪的安全装置就是位于枪机尾部的一个圆形缺口。将枪机打开，压入五发弹夹并闭锁后，缺口为竖直位置，即“待发”，但将缺口按下并右旋45度之后，即可锁定枪机与撞针，进入“保险”状态；而这个操作并不复杂。

退一步说，即使担心在意外情况下保险被误碰后击发（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那么只要在进入白刃战之前将枪膛内的子弹射出即可，由于枪膛内还有弹壳，显然是不可能“走火”的。没有必要在进入白刃战之前，重复退弹－上膛的动作。笔者翻阅了日本陆军在明治31年（1898年）、昭和7年（1932年）和昭和15年（1940年）所颁布的《步兵操典》，根本就没有发现这项规定。在最为详细的昭和7年版步兵操典中，讲述单兵战术的“突击”一节中曾提到过，在突击发起的时候，如果听到“准备射击”的命令后，要打开保险，然后根据“射击”命令射击，也就是说，在突击发起前，步枪保险应该是由士兵自行关闭的，这是一个常识。至于为什么在很多回忆录中提到“退子弹”的问题，我想很可能与三八式的结构有关。这种步枪在关闭保险时，需要用右手掌心下部按住保险盖，然后右旋45度；这个动作在较远的距离上看时，与“退子弹”的动作很相似。我想这可能就是传说的由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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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缨枪的威力

在1938年3月的神头岭伏击战中，参战的八路军386旅新建部队由于步枪数量严重不足，很多连队完全是用红缨枪装备起来的。当时的红缨枪，其长度一般在两米左右，枪身由俗称的“蜡杆”制成，韧性很好；铁制枪头末端固定的红缨可以阻止血顺杆流下，导致枪杆湿滑难以握持。据史料记载，战斗打响之后，遭到伏击的日军“在这狭窄的地形上，基本排不成战斗队形，既没有地形地物可利用，也无法发扬火力”，很快386旅就与日军展开了白刃战。

在宽度不到100米的山梁上，在这“独木桥”上短兵相接的战斗中，被“日军”称为“长剑”的红缨枪显示了其特有的威力。对于新兵来说，首先，它的长度也可以保证在与日军步兵肉搏时保持一定的心理优势；其次，与双手持的大砍刀相比，由于使用时所需空间较小，这种武器更便于多人协同作战；同时，对于使用红缨枪的战士来说，只需要有较强的臂力即可，并不需要高超的武艺，也比较适合主要由农民子弟组成的部队来使用。但是，如果红缨枪的木杆被刺刀所斩断的话，那么战士立刻就会陷入赤手空拳的境地；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我方的人数占优，三五人一组的话足以使日军相对较强的拼刺技术无从发挥。

开赴前线的抗日民兵，很多人只装备了红缨枪

其实日军在白刃战时，对这种武器也比较畏惧。例如，1939年2月的第二次长生口战斗中，叶成焕的772团布下疑阵，在白刃战中再次大破敌军，并抓获了一名被红缨枪刺伤的日军俘虏。此人在被俘后仍心有余悸的供称“你们的武器配备好，长剑厉害。”但是使用这种武器毕竟是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它在短兵相接中的优势无法抵消其劣势，因此在八路军的装备逐渐得到改善后就换去了这样旧式的武器。

滑县战斗——拼刺高手的成长之路

在华北乃至全国的正规战基本结束之后，八路军主力开始分兵到敌后，进行更加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与前一阶段预设战场的伏击战不同的是，现在他们要在各种可能的条件下与日军作战，例如在著名的八路军拼刺英雄李仕亮的回忆中，就谈到了这样一次白刃战：

1939年5月，李仕亮当时任副排长。部队的两个连在行军途中，夜宿河南滑县五龙镇。第二天凌晨，滑县县城驻扎的日军100多人突袭该镇，哨兵发现敌人的时候，敌人先头部队已经进到镇子里，短兵相接，一场激烈的巷战由此展开。李仕亮与战友冲出院子大门的时候，一群敌人气势汹汹地冲过来，大家立即持枪迎战。

这是他入伍后第一次与日本兵拼刺刀。练过无数次的拼刺路数虽早已熟记在心，但由于仓促迎战，准备不足，他与第一个敌人格斗时稍显慌乱，被刺刀刺伤小腹，刺进自己的右手衣袖里。李仕亮怒不可遏，大吼一声，拨开敌人刺刀，一个“中刺”刺中敌人胸部，致其当即毙命。

这时，第二个敌人又冲上来。有了刚才的“第一次”，李仕亮信心倍增，两个回合下来便刺死对方。仅仅过了几分钟，在与第三个敌人格斗时，他对于如何应用拼刺战术已经了然于胸了。于是双方都是先在防守上下功夫，并寻找对方的破绽。一来二去，双方的刺刀架在了一起。李仕亮用力往下压，敌人拼命往上抬，试图避开刀锋。双方相持十多秒，都在心里盘算着下一招儿。这个当口，李仕亮抢先出招儿，反手用枪托砸在敌人的左脸颊上。敌人喉咙里咕噜一声，倒在地上。战斗结束后打扫战场，发现这个敌人颈部的动脉血管被枪托砸断，已经死亡。

在明代著名将领戚继光的《练兵纪要》中曾谈到，士兵只要能够将其平时所学的武艺在战场上用到“十之一二”，就能够在白刃战中取胜。尤其对于新兵来说，在白刃战中了熟于胸的战术动作，在实战中往往不能充分发挥。平时的训练中注意方式方法，尽可能的模仿实战环境，是一方面；此外，“突刺”等战术动作，只有经过认真的反复多次的练习，面对敌人，才可能下意识的完成出枪、突刺、防刺等一系列的动作。“狭路相逢勇者胜”，在白刃战中，战士也不可能对自己的战术动作做出过多的考虑，在他们头脑中闪过的，一定是如何将对方干掉，在短兵相接中生存下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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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顾留馨和他的《劈刺试验录》

顾留馨先生是著名的太极武术家，同时也是中共党员和坚定的爱国者。在抗战前夕，他曾在上海与数位爱好国术的民主人士切磋武艺，同时结合日本的剑道和刺枪术完成了《劈刺实验录》，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抗战爆发后，顾先生曾根据党中央指示奔赴延安（后因故未能成行），行李中就携有此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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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刺”与“防刺”—兼谈单兵刺杀技术

刺枪术的特点就是简单实用。就二战时期的范畴来看，各国的白刃战训练教程实际上是大同小异的，因为八路军当时的条件极其艰苦，即使有相关的拼刺训练教材，我想也是油印的很难保存下来吧。同时，虽然八路军的刺枪术吸收了苏式刺枪术和中国传统武术的精华，但是基本技法仍然来自他们的对手日本军队。下面就以日军昭和九年（1932年）颁布的《剑术教范》为参考，简单的探讨一下当时的刺枪术吧。

突刺的基本动作：以“预备”姿势为基础，利用右脚的蹬力，左脚快速向前迈步，同时以两臂迅速向前上方推枪，其中右拳的位置应抬至左胸前，顺势将左臂送出，左前臂稍内旋（便于控制突刺的方向），并贴于枪身处，保持水平。将步枪刺入对方胸腹部位置。此时重心要落于左脚，右脚作为进退之依托……也就是说，突刺时要手脚并出，动作一定要做到“快、狠、准”。

教官应保持“预备”姿势，根据实际情况，左手引左臂稍外偏，以便学员突入，并根据突刺的进出量，控制木枪的位置及角度，或者将刺来的木枪打开，其实这就是所谓的“防刺”，从图示中我们也可以清楚的看出这一点。实际上在防刺时，如何控制对方步枪的所谓“刺入量”也是至关重要的。不过在日军拼刺的“基本训练”中，似乎没有专门的“防刺”训练。不过在《劈刺实验录》中却有类似的叙述：

“凡劈开对方枪剑，俱宜打在他手前。因手前打开一寸，对手之枪尖或剑尖即荡开一尺……”更进一步则是“劈腕”，即用刺刀劈刺对方之左手。但是这种“取其根节”的打法，与传统武术是相通的，但用好这一招，需要战士有敏锐的观察力，并在瞬间判断对方刺入的时机，如果拨枪稍晚一点，就被对方刺中；因此在大多数拼刺训练教程中，均未作硬性要求。

在书中还谈到了所谓的“接近格斗”，即格斗双方已经进入了刺刀攻击的距离之内，按照武术枪法的说法就是“圈内枪”。在此阶段，介绍了几个基本的战术动作。表面上看上去似乎不太相关，但却又好像一气呵成。现列举图中一例，简要说明一下：

双方进入刺枪攻击距离之内时，可将枪口抬起到对方头顶，假装劈下（因此时对方已进入“圈内”，无法有效刺击）；在对方躲闪的同时，接近对方，用步枪下护木的扳机处击打对手的面部；对方如果用枪支打来，左手握枪，用左前臂外侧抗住对手压枪的左臂，然后伺机用右拳攻击对方肋下，收拳后可用右膝顶其小腹部，将其打倒……

在双方步枪格在一起的时候，用拳脚攻击对方要害，并顺势用枪托尾部击打敌人，或者双手握住步枪背带上节之上的位置，用“短刺突”杀伤对方。不过，这部分内容是作为“附录”出现的，也许联队长们很少组织这方面的训练吧，因为在这种格斗中日军似乎并不占优势。

说起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刺枪术训练与日式刺枪术也颇有渊源。例如，在《剑术教范》中，曾谈到，进攻者要利用突刺时的“余势”接近对方至双方刺刀尖相距为“两拳”为宜，而在解放军的拼刺训练教程中也有类似的描述。

“青纱帐”与人民军队白刃战技战术的成熟

在1940年秋震惊世界的“百团大战”结束之后，面对日寇大规模的疯狂扫荡，八路军各部队进一步分兵，很多部队以连排为单位，活跃在敌后，打击日本侵略者。对于分散的小部队来说，他们只能通过缴获敌人的武器弹药来补充自己，这样，白刃战又成为了一种必须的作战模式。使用伏击战术，以优势兵力歼灭日军的小部队，使其在“失血”的状态下，力量不断的得到削弱。而“青纱帐”这种华北地区所特有的地理景观，也为八路军的作战提供了很大便利。所谓的青纱帐，就是当地种植的高粱和玉米等作物。在每年的夏秋季节，作物进入生长和成熟期之后，茂密的、一人多高的农田可以为埋伏的部队提供很好的掩护；而且也便于部队集结和撤退。在这种作战中，作战一旦打响，敌我双方的距离基本上就是在几十米甚至十几米的范围之内，往往在几轮射击之后就马上转入白刃战。

我军在青纱帐中伏击，等待敌人

而人民军队对于白刃战的依赖也有其迫不得已的一面。根据曾在鲁西南地区作战的老八路的回忆，在残酷的“五一”大扫荡结束之后，敌后作战的环境更加艰苦，通常每个人的子弹只有20发，为了迷惑鬼子和汉奸，子弹带里全装上秸杆，好像很有子弹的样子。由于没有足够的子弹进行火力战，更没有足够的子弹进行训练，这样在射击时根本不占优势。只有依靠刺刀来解决问题。例如，在当时吕正操的“抗日救国军”中，刺杀训练就非常重视，由于吕将军原来是东北军的将领，因此对于日式刺枪术也非常了解。据老八路王汝林老人的回忆：如果不参加作战的话，天天都要练刺杀，“除了吃饭就是拼刺刀”，我们还制造了一些护甲用于对练。

在具体的实战中，战术的配合也得到了重视。“拼刺刀时，兄弟们配合，抗住其他鬼子，局部形成2打1或3打1，其中一人佯攻，其他人突刺，突刺的人一定要坚决……一次有个鬼子队长被我们围住，这家伙举者指挥刀，嘴里啊啊的大叫要劈我，我假装进攻，进攻装的很象，他很紧张，注意力都在我这，被侧方我们的战士一刺刀就捅得蹲下了，解决其他鬼子后，捅死了这鬼子官……”，在这种小规模的伏击战中，我方的兵力往往占据优势，再加上地形等其它有利条件，这种时候的白刃战甚至成为一种“实战演习”，比如说由排长和老兵担任掩护，新兵进行突刺。在这样的情况下，拼刺技术的进步往往很快。

除此之外，“日本人民反战同盟”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来自敌军的老兵和下级军官对于八路军拼刺技术的提高也有很大帮助。根据八路军129师敌工部科长的回忆“他们教我们战士刺杀，一刺就是几个钟头，教大家如何达到‘气、剑、体’一致，即‘发出喊杀声、刺刀指向敌人、向刺杀对象猛扑过去三者要一气呵成’（笔者对此解释持保留意见）。为了增强臂力，还要求在训练中在烈日之下练习把枪举过头顶，一举就是上千次。这种严格的训练提高了我军的拼刺能力。”有趣的是，这些日本人还自制了棒球用具，开展棒球运动，这非常有助于提高八路军指战员的体力，因此当时129师师长刘伯承命令在全师内开展这一体育活动。

八路军冀中部队在佛店战斗中，发起白刃战追击残敌

白刃战训练—木枪、护具及其它

在《剑术教范》中，日军使用的标准训练用木枪全长1666mm，与三八式步枪的长度相仿，但由于是“木枪”，因此全重只有1.5千克（仅为三八式步枪的一半）。在《劈刺实验录》中，曾提到过“平时练习用重器，可长劲；比赛时用轻器，便灵活多变矣……”。话虽如此，但是制造“重器”显然需要更高的成本，而且需要更加坚固的护具，显然花费也需增加，在大规模装备时显然是不合算的。

全套护具包括头罩（含护喉）、护肩（上臂甲）、护手（前臂甲）、防护手套、上体外护甲、上体内护衣和背部护甲等。除去头罩主要由铁制之外，其它各部分护甲均采用皮革并外嵌竹片的方式制成。上体内护衣实际上是用编织好的、致密的棉花纤维制成的软护垫，由于通过特殊的加工工艺增强其韧性，穿着于护甲之内，可以在拼刺训练时起到很好的缓冲作用。

靶标可以用来训练刺杀的准确性，同时也可以让士兵感受一下真刀真枪的白刃战“感觉”。否则在严酷的战场环境之下，新手由于紧张很难刺中对方的要害。日军的步兵用靶标主要包括两种，其高度均为1.7米。一种比较“精致”，其外形与射击用靶标类似，模拟人的头胸部。首先缝制出成型的布袋，然后在内填充秸秆并压实；其中，“头部”高0.15m，宽0.25m；“胸部”高0.60m，宽0.35m；靶标的厚度为0.13m。由于这种靶标的捆束过程较复杂，教范中还提到用于固定靶体和支架的绳长“约需5米”。另外一种相对简单的靶标是直接用稻草或者秸秆捆扎而成的，其截面为圆形（直径约为0.6米），厚度约为0.4米。

抗战末期——拼刺技术的日趋成熟

实际上，从1939年初起，八路军总部就连续发出两期整军训令。在1940年，八路军各部队开始了有计划的轮训工作。而整军中大部分时间，就是进行技术、战术训练。其中，“为了提高短兵相接的本领”，刺杀技术的训练提到了一个非常的重视。经过数次整训之后，在战争末期，八路军指战员们已经可以足够应付各类的白刃战斗了。

1944年8月中旬，八路军鲁中军区的反扫荡作战中，八路军某部与日军在沂水城西北的葛庄及其周围的小山岭上展开了殊死战斗。在抢占附近的无名高地的战斗中，日军第5中队和我军1团1营1连短兵相接。双方就在河滩上展开了白刃战。根据当时参战指战员的回忆“100多把明晃晃的刺刀，勇猛地刺向敌人，只一个对刺，前排的日军就倒下了。”由于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节节失利，很多精锐部队都在太平洋的小岛上“玉碎”了。因此后期扩编后的日本陆军兵员素质急剧下降，拼刺技术也大打折扣。

在这次白刃战中，甚至还有一名日军在战场上就投降了，这在八路军以往的战史中是极为罕见的。据参战的老八路的回忆，这名小个日军狼狈的将“右手举到帽檐不停地行礼，左手忙着放下步枪，然后还解下了身上的子弹盒、刺刀鞘与背包，嘴里不停的咕噜着：‘统统地给你的。’乖乖的当了俘虏……”

由南方游击队改编而成的新四军，所面临的主客观环境更为复杂，但是在战争末期，他们的白刃战技术也有了很大的进步。1945年春节期间，新四军第六师五十二团与进犯淮南顺河地区、试图突袭新四军军部的日军展开了一次大规模的战斗。在顺河集地区的战斗尤为激烈：据守公路大堤的新四军52团8连与日寇进行了多次白刃战。这是一场真正的硬碰硬的作战，因为八路军所防守的大堤，加上顶部的公路和堤坡，也不到60米宽。大堤的左侧是河流，右侧则是无法通行的沼泽地。据时任排长唐国平老人的回忆，

“……鬼子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我们每人四颗手榴弹也撂得差不多了，子弹也所剩无几。我命令战士们准备拼刺刀。在敌人离我们30米左右时，我喊声打，几颗手榴弹刚掷出手，轰隆轰隆的爆炸声还没有停，全体战斗员端着刺刀乘着浓烟跃出战壕，杀声震天，冲入敌群。白刃格斗开始了……”

“二班长虞阿品首先戳死了一个鬼子，我也跟着捅倒了一个。一个大块头的鬼子兵向我扑来，被高邮籍战士小韩一刺刀捅进了这个鬼子的左眼，鬼子惨叫一声，手中枪刺一偏，戳进了我右腋下的棉袄。我往左边一闪，敞开着的棉衣被鬼子刺刀挑出去丈把远。高邮小战士反身又是一刺刀，把这个鬼子穿了个透心凉。当他正从鬼子身上拔刺刀时候，另一个鬼子端着刺刀从他背后偷袭。我一急，腾身跃起，一个突刺，又把这个鬼子撂倒了。”

“我转身见三四个鬼子围着张连长转，张连长抡起大刀片，左挥右舞，前砍后拨……我招呼了一声高邮小战士前往支援，里外合击，三个鬼子先后毙命。”

“这时，有名鬼子军曹吆喝了十来个鬼子冲了过来。张连长一见，忙把我和小韩一拉，3人背靠背，组成三角形，各对付一面，以守为攻，10来个鬼子近不得身，只得围着我们团团转。这样相持了有十来分钟，鬼子稍懈，张连长见左边赶来解围的二班长刺倒了一个鬼子，便暗示我们俩，3人同时发一声喊，朝左边冲出去。在二班长的配合下，我们又捅倒了几个鬼子，带着一身轻伤回到了同志们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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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拼刺时，被刺中者的血可以沿着刺刀血槽喷射到持枪者身上，这也就是所谓的“刺刀见红”。我军在战争年代的口号是：“要敢于刺刀见红！”也就是说，刺杀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更是由血性、胆量和勇气所汇集而成的一种精神。抗战中的人民武装，其拼刺水平也是在一次次残酷的战斗中不断成长的。“……八路军是不到150米不开枪。在这突发的枪声中如果不迅速作出反应，那么几分钟后，八路军就会端着刺刀冲到你眼前。”在那个年代，刺刀是战士们最可靠的武器，伴随着它的，是一场场短兵相接的战斗。面对死硬的日寇，战士们凭借自己长期苦练的拼刺技术，以自己的保家卫国的一腔热血，压倒了日军疯狂的“武士道”。刺杀也曾经是人民军队的三项基本技能之一，尽管训练场上的喊杀声已经逐渐消逝，而闪亮的军刺也只有在阅兵式中才能保留它昔日的尊严。但在这种简单的武器上，承载了太多我军传统的东西。正如一位解放军老兵所说，“是刺刀，就有可能见红；是军人，就要面对牺牲。”